伤寒论学习心得

伤寒论学习心得一，背诵为先《名老中医之路》中反复强调，背诵是中医入门的最佳门径。《伤寒论》是中医里面最光辉璀璨的明珠，被称为“中医之魂”。尾台榕堂先生曾说过：“研究张氏方，能自幼而壮而老，造次颠沛，必在于斯，犹如身在当时，亲受训诲，则自然术精技熟，遇病开方，灵机活动，意之所向，无不如法，操纵自在，左右逢源，病虽万殊，又何难应之有!”。学习《伤寒》《金匮》应该是每个中医的基本功。学习《伤寒论》没有便捷的方法，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一遍一遍按着性子读，反复清晰地朗读，时间长了就会背诵了。每天只需要读，不需要用力去背诵，要求吐字清楚，声声入耳，不可贪快。有时候看起来最慢最笨的方法却是最快最好的方法。我觉得背诵一定的原文对于中医入门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伤寒论》来说，不能背诵，头脑就不能在前后原文之间任意穿梭引用，也就无法全面细致的理解《伤寒论》的含义。经典著作中的条文，乃是从无数病例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也就是俗话所说万变不离其宗之宗。记住它，背诵它，就能在临床上触发思绪，吃透精神，从熟生巧，别出心裁。后来我又背诵了全部经方的准确组成成分，以及后世的三百首方剂的组成。我每每向人强调背诵原文的极端重要性，就有人说背诵会成为死读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要“灵机活动”之类的话。我也无可奈何。我认为早期读书，强调背诵，对初学来说，确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好方法。清·章学诚说：「学问之始，非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文史通义》)涉山济海，少不了舟车，做学问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停留在背诵阶段，而是作为以后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那么，这样的背诵便不得以「读死书」诮之。二，千经万论皆过目，一方一药最关心对《伤寒论》的学习应该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我仅仅才刚刚开始，思路不成熟，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受。历代注解《伤寒论》的书籍汗牛充栋，各有特色，如何慎重挑选合理的注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可能关系到一生研究《伤寒论》的大体思路。从我的阅读来看，研究《伤寒论》的中医基本可划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占据绝对主流的辨证论治学派，主张治病要根据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辨“证型”，代表人物有刘渡舟，熊曼琪，梅国强，李克绍等，主流医家几乎都是主张“辨证论治”；一派是人数较少的主张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代表人物有日本吉益东洞、尾台榕堂、汤本求真等，中国的有胡希恕、黄煌、刘志杰等。我进行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文献的考察之后，认为仲景本人的思想可能更倾向于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我学医思路的一个大转变。这个学期，在学校学生学术活动中，我申报了一个《从大历史角度审视伤寒论》的小课题，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伤寒论》的本源特色，现在正在进行中。为何更倾向于“方证对应”？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仲景原文以及其它文献证据支持“方证对应”是仲景医学的主要特点；第二个是，作为入门的学习方法，方证对应更容易尽快看到实际疗效，可以提高青年中医学医的信心。于是除了教材之外，我认真听了胡希恕《伤寒》《金匮》讲课录音，研读了《皇汉医学》以及黄煌教授的书籍，开始治疗一些疾病，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本科的时候学习哲学，知道中医受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个人感觉现在的中医界有把问题复杂化神秘化的倾向，一个好的理论一定是简单的，可重复验证的，对于各种眩人眼目的新思想，神秘化的解释，我往往选择敬而远之。或许是自己悟性不够，我更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今年春天，阅读黄龙祥所著《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其治学态度之严谨，立论证据之充分，给我很深的教益。极大影响了我的治学思想，是我选择方证相应的思路的助力之一。什么是方证相应呢？方就是指方剂和药物，证就是某个方剂或者药物的应用指征或者证据。这个“证”是从病人的症状，体质，生活状态等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里面挖掘出来的。每一个证都是实在的东西，没有多少推理的过程。方证关系的形成来源于经验，是经验的积累，可以重复验证。“有是证用是药，无是证无是药”是方证对应的要求。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我当下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某一个方剂，某一个药物的功效主治，应用指征上面。三，小试牛刀医学是一门实践技术，我尝试治疗了一些患者，取得很好的疗效。我刚刚学医，就走上经方的道路，应该是比较顺畅的。“在学习的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感谢广州中医药大学给了学子们一个良好的学习气氛，我也深深欣喜自己的选择。但是学问浅薄，经历尚少，有一些感想也不怎么深刻。龙野一雄说；“著者研究古方为主，最初混合的学习古方和后世方会陷于经验主义，而不能深入地研究。因此建议读者先根据古方学到一个体系。但是真正把古方研究到深处，自然就会想到后世方，到这种程度时，对后世方也会正确地理解。希望在初学的阶段，还是正确地学习古方。”汤本求真氏亦云：“必须先就古方医术研究有得，行有余力，然后及于后世诸方可也。”我的未来的学习计划先是首先继续深入学习《伤寒》《金匮》，再慢慢延伸到《肘后方》、《小品方》、《外台秘要》、《千金方》、《医心方》等这些中古时期的方药治法，然后进入四大家以及明清时期的医学知识学习。07年开始接触中医，到现在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伤寒论》学习心得（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药物剂量问题根据上海中医学院柯雪帆等人的研究成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药物剂量问题应该按1斤=250克，1两=15．625克(或缩简为15．6克)，1升=200毫升计算。并实际测试及分析如下：1、药与水的比例是适当的。我们按上述数据配了一剂桂枝汤，用1，400毫升(东汉时的7升)水煎药，煎取s00毫升(东汉时的3升)，药与水的比例基本合适。苏敬在一千多年前就说过：“若用古(大)秤作汤，则水为殊少，”意思是说，如果把张仲景的药量增加一倍，水就太少了。如果把张仲景的1两折合为3克，那水就太多了。2、一个方剂中药与药之间的比例是适当的。仍以桂枝汤为例：桂枝汤中大枣用12枚，经实测约重30克(汉代与现代大枣的重量估计没有多大差别)，桂枝3两合46．875克，桂略大于枣，这是适当的。如将桂枝3两合为9克，则枣大于桂三倍佘，未免喧宾夺主。3、某些药物的一天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3～4倍。可是，这些药物的一次服用量却与目前常用量近似或略高。如桂枝汤中的桂枝，麻黄汤中的麻黄均用46．8克，比目前常用量大好几倍，但是这些方剂按张仲景原意只煎一次，将药汁分三次服。上述桂枝与麻黄的一次服用量为15．6克，与目前常用量所煎的头汁中的含量近似或略高。4、一张方剂中所有药物的总量与目前常用量近似。因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中药味较少，如桂枝汤为5味药，按1两＝15．6克算，总重量约为20l克。桂枝二越婢一场为7味药，总重量约为89克。而现在一般处方的药物约10～15味，每味药用量约10～12克，则总重量为100～180克，二者相近。5、《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有些药物的用量比目前常用量大10倍左右，如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1斤(250克)，小柴胡汤中的柴胡用半斤(125克)，而恰恰是这些药物近年来的药理实验和临床实践均证明，用大剂量时有明显疗效。近年来中药临床用量有逐渐增大之势，使用大剂量药物取得疗效的报导屡见不鲜，如治疗美尼尔氏综合征泽泻用至60克，白术用至30克而取得满意疗效。按《金匮要略》泽泻汤方中，泽泻用5两，合78克，白术用2两，合31．2克，古今用量基本相符。治疗咳嗽细辛用至12~15克而取得满疗效。治疗早搏，生地用至210克而取得显著疗效。虽然柯雪帆教授等人的研究理论事实俱在，新版的教材《伤寒学》中也认可了柯雪帆教授等人的研究，但今之中医，仍习惯的把一两折合成3克来进行换算，作为临床用药的依据，大谬矣。已故的李可老先生生前大声的疾呼“近代用法，大违仲景立方本义与用药原貌，无疑严重影响了经方临床效用的发挥，阻碍了仲景学说的发展与创新。”并感叹：“无怪乎中医心衰，十有八九要失败。不是经方不灵，而是我们未能继承仲景先师的衣砵真传。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是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使中医丢掉了急症阵地。”李可老先生研制的“破格救心汤”一剂附子用到200克以上，一昼夜按时服3剂，附子总量达500克以上，使那些现代西医宣布死刑的病人，全部起死回生，在当地县人民医院，急救竟成中医科的事。况且近年以来，中药材多为人工种植，药性较之野生药材大有不如。剂量上如果再用轻量，则疗效不可期也。作为新时代的中医人，当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这是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的唯一途径，但也不可忽视社会环境的变化，拘泥不变，固守成规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