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

比较寻求竞争力：对中国增长政策设计的启示一个智慧之邦应该激发创新引导机制。首先，要建设财政制度来实现三重目标：增加收入以投资于教育、大学和基础设施等有利于创新的领域；通过再分配来避免过度不平等和贫困陷阱；不向创新者征敛以鼓励创新。其次，要通过建立适当的体制机制来强化对各级政府的制衡，保证充分实现竞争的同时使致力于加强创新的国家投资得到正确的定位和监督。本文共计8792字，摘编自《比较》第74辑。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MarioAghion(1956-)法国经济学家原载《比较》第74辑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的政府普遍将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全球化的到来已经驱动这些政府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经济的竞争力方面。同时，针对如何提高竞争力，贸易经济学家的看法也在变化。就像伯纳德等人所解释的,过去的国际贸易理论常常强调产业间贸易，从而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每个国家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方面进行的竞争，而最新的理论则强调世界范围内企业层面的竞争力和产业内贸易。就政策的角度来说，最新的理论对倡导针对国家中单个企业生产率增长和规模增长的横向政策。提升生产率生产率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第一，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我们分别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第二，从不同国家的技术浪潮及其扩散模式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一个思考生产率增长来源的框架1956年，罗伯特·索洛提出的模型表明，如果缺乏科技进步，人均GDP很难实现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历史证据表明，生产率增长成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但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是什么？“熊彼特”范式是一个用来思考生产率增长及其决定性因素的很好的框架。这个范式包括四个主要观点。第一个观点：生产率增长依赖于利润驱动的创新。创新可以是过程创新，即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资本）生产率的提升；或者是产品创新（引入新产品）；或者是组织创新（更有效地组合生产要素）。能够提升创新预期收益的政策或制度，会引发更多的创新，进而促进生产率的快速增长。特别是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研发税收减免、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好学校和大学等都会促进生产率的增长。第二个观点：创造性破坏。也就是说，新的创新会逐步淘汰旧的创新、旧的技术和旧的技能。这反过来强调了再分配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个观点：创新可能是“前沿性创新”（frontierinnovations），它会推动特定部门的技术前沿外移；创新也可能是“模仿性创新”或“适应性创新”，它会让某一企业或者部门追赶上已有的技术前沿。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创新需要不同的政策和制度。第四个观点：熊彼特浪潮。即科技历史是由大的科技浪潮所塑造的，伴随着新的“通用技术”（GeneralPurposeTechnologies，如蒸汽机、电气、信息通讯技术等）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扩散。发达国家生产率的提升由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更多的依赖于前沿性创新，为了提升这些国家的生产率，需要更多地投资于大学，让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最大化，并且发展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股权融资的金融体系。首先，竞争（用滞后的外商进入率来衡量）影响国内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增长。研究表明，越是激烈的竞争，某一产业接近世界范围内技术前沿的国内企业（相对于中位企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得越快。这反映了一种“逃避竞争效应”，即这些企业有足够的创新，使他们可以避开激烈的竞争。相反，那些相较于中位企业大大落后于技术前沿的企业，其生产率增长速度与激烈的竞争呈现负的相关性。这反映了一种沮丧效应（discouragemente?ect）。这说明，一国的生产率越接近世界领先水平，它所拥有的中位值以上的企业就越多，也就会有有利于生产率提升的更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同样可以证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越大（这可以让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更容易）就越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影响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是研究生教育。事实上，前沿创新需要前沿的研究。源自阿吉翁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在美国经济水平处于前列的州即人均GDP高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州、马萨诸塞州等）中，其研究型教育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相反，在人均GDP低的州（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等）中，两年制大学教育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要更大。这一结论在不同国家间也适用。越是人均GDP高的国家，其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影响生产率增长的第四个因素是金融部门的组织形式。在欠发达国家，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而在发达国家，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生产率的增长。用信息通讯技术占全部增加值的份额这一指标，阿吉翁等人对生产率增长进行了跨国面板回归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一旦控制对产品市场的监管，这种相关性就不再显著。这反过来表明，在发达国家产品市场的自由化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关键，也因为这能够促进信息通讯技术在不同经济部门的扩散。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适应性创新和要素积累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如果我们比较美国和印度企业生产率的分布情况，我们会发现美国生产率低的企业要少于印度，而生产率高的企业要多于印度。换句话说，与美国相比较，在印度，生产率高的企业很难成长，但生产率低的企业则很容易生存下来。再换句话说，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美国运作的更有效率。这种差异归因于多方面的潜在因素：特别是，印度的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更僵化；劳动力技能低于美国；印度基础设施的质量很差；印度缺乏保护知识产权和确保合同履行的有效制度。这些因素反过来又通过几条潜在的渠道来影响生产率的增长。一个特别有趣的渠道是管理实践，最新的研究表明印度的管理实践严重落后于美国，不同国家平均的管理实践得分与该国人均GDP的水平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科技浪潮两波生产率增长浪潮Bergeaud、CetteandLecat（2014，后文中简称BCL）指出在1890—2012年这段时间里有两次大的生产率增长浪潮。第一次浪潮在1941年达到顶峰，第二次浪潮在2001年达到顶峰。第一次浪潮对应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气、内燃机和化学（Gordon，2000）。第二次是信息通讯技术浪潮。这次浪潮的强度要小于第一次，同时第二次浪潮在美国是否已经结束还是个大问题。扩散模式BCL的研究表明，日本、英国和欧洲地区都受益于这两次浪潮，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延迟。因此，第一次浪潮是在“二战”之后才在上述地区完全扩散开的。至于第二次生产率浪潮，到目前为止在欧洲和日本都还没有出现。可以用市场的僵化来解释这种延迟，研究和高等教育的质量不高也是部分原因。全球性突破在1890—2012年间生产率增长的演变中，可以观察到几次全球性的突破。BCL指出存在三种全球性突破：（1）与两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全球性突破；（2）由1929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突破；（3）与全球石油供给冲击相关的全球性突破。通过观察这几次全球性突破，BCL提出了一些有趣的发现。首先，世界大战对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说得更精确点，对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参与战争的国家有向下的冲击作用；但对没有直接卷入冲突的美国而言，却有向上的冲击作用。第二，美国和加拿大从大萧条中的反弹要比其他发达国家强烈。而且，大多数国家是通过战争走出了大萧条。第三，全球石油供给冲击的影响是普遍化的，尽管美国比其他国家受到和走出冲击比较早，部分原因是采取了放松市场监管等措施。特定国家受到的冲击及改革的作用BCL指出了1990年后瑞典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次积极突破。这与日本的情况正好相反。在日本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突破，相反，从1980年起，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下降。我们的解释是瑞典在1990年代早起实施了全面的结构性改革，特别是旨在减少公共赤字的公共支出体系改革，以及鼓励劳动力供给和企业家精神的税收改革。而过去30年日本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改革举措。BCL的研究指出了在过去30年中，有四个国家是改革的领跑者。瑞典在1990年代早期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从1976—1992年间平均0.4%的增长速度，提升到了1992—2008年间的1.9%。同样，荷兰1982年采取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从1977—1983年间的0.5%，提升到了1983—2002年间的1.5%。加拿大1990年代早期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速从1974—1990年间的0.3%，提升到了1990—2000年间的1.1%。最后，澳大利亚1990年代早期的改革推动其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从1971—1990年间的0.4%，提升到了1990—2002年间的1.4%。这些发现与跨国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相一致。这种回归分析表明结构性改革在促进科技浪潮的扩散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企业成长的障碍最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指出了企业规模对竞争力的重要性。更准确点说，我们在寻求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强调生产率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让企业具备“开放性”（首先是成为出口商，然后是能够参与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包活动）所需要的规模门槛。在企业动态变化（firmdynamics）及其对总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方面，有一整套的文献研究。就理论而言，不少学者就增长、再分配和企业动态变化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这些文献建立在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基础上，该范式把企业视为有多条生产线的生产商和创新者。创新提升了企业在生产特定中间投入品方面的生产率，允许在位企业扩张自己的生产范围，也就是增加生产线的数量。同时，如果外来者在在位企业拥有的某一生产线上进行了成功创新，将会把在位企业拥有的这条生产线从其生产范围中淘汰掉，从而使在位企业生产线的数目减少。这一框架能够解释有关企业动态变化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典型化事实。这些事实包括：（1）企业规模分布是高度倾斜的；（2）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限高度相关（在这个框架中，新的企业都是单一生产线企业，如果想成为拥有多条生产线的大企业，它需要创新出这些生产线，并且其已有的生产线要经受住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洗礼）；（3）小的企业会经常退出（只要有一个来自外部的创新就能够淘汰掉一个单一生产线企业，但要淘汰一个拥有多条生产线的企业则需要好几个成功的外部创新），但是只要这个企业存活下来，它就能够以超过平均增速的速度快速成长起来（它极可能成为一个高效的创新者，同样也可能研发出多条生产线之间的合成效应）；（4）在美国，大量的研发活动往往由在位企业进行；（5）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之间在投入方面的再配置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这个框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妨碍企业规模成长的因素也妨碍了总生产率的增长。例如，Akcigit等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随着企业规模的增长，合约摩擦会非常突出。随着企业控制的生产线数量增加，要避免企业经理人的操控将会越来越难。这反过来妨碍了更有效率的企业（即那些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成长，也就是说由于这些企业的所有者想要减少企业经理人的操控问题，因此促进企业成长的激励就很低。这样，在被效率更高的企业取代之前，那些效率低的企业可能存活的时间会更长。虽然合约不完备以及缺乏信任会明显阻碍企业成长，但先前的研究表明还存在其他障碍：（a）在位企业进行研发或者广告活动产生的成本；（b）创立一家新公司的行政成本；（c）劳动力市场监管。我和其他两位同事就金融市场发展对不同规模新企业的进入和进入后企业成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在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能够促进新企业的进入；第二，进入的企业规模越小越能受益于高度发展的金融市场，然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对于大企业的进入要么没有作用，要么有负面作用；第三，对于更多依赖外部融资的部门，即使控制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不变，金融市场的发展也能促进进入后企业的成长。监管对企业动态变化和企业规模的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之前很少有人涉及。有学者（Garicano、LelargeandVanReenen，2012)分析了法国50个雇员监管门槛以上的企业的静态福利效应，指出了一种配置无效率的重要来源。然而，这种门槛或其他类型的监管是如何影响企业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