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思想

梁启超新民思想1902年当梁撰写《新民说》的时候，群对他来说已明确地是指民族国家思想。在《新民丛报》的创刊号中，梁启超如是表达该报的宗旨：“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鼓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乎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由此可以看出，开民智、兴民权是基础，而育民德则是新民的深化，是其核心和精髓。梁启超大声疾呼：不知有公德，是中国政治不进，国运日衰的根本原因。他的《新民说》可以说就是一部“公德说”。他认为当时国民之所以麻木不仁，无视国家的兴亡，只重自身的私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的公德心不强，没有理解道德的含义和精神。梁启超说：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以成立者也。即公德是一种系带，可以把散乱的个体连系成强大的整体组织。所以，为人民大众谋权益就是公德。一个人即使具有再好的品质能力，但是若是的不到外界条件的帮助，不借助于外部因素，也很难成其大事、立大业。没有了群体的支持，自身都难以得到发展，更何谈兴旺国家。因此更进一步，梁启超提倡“群”的观念，倡导“合群”的思想。整部《新民说》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合群”的思想，论述怎样才能合群而展开的。在其《论学会》中，梁启超这样说道：“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合群是多么的重要。联系当今世界，企业单位都提倡“合作、协同”的团队精神，重视群体的力量。这其实正是梁启超所提倡的“合群“的思想。维新变法之前，梁启超四处奔走游说，积极拉拢各种力量。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地方的开明士绅、地方大员，为维新派的壮大作乐积极的贡献。这一切的活动就是其“群”的观念的具体亲身履行。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材火焰高。“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激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保国会序》）即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只有团结起来，才可能救国。合群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是一个民族是否能够兴旺发展的关键，若是不能够合群，即使民智大开，但却各顾私利，那照样不能救国、强国。因此，梁启超说：“群者，天下之公理。”“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神，我是点明独立的启明星。”梁启超以这样的话语来抒写他争取自由的心声，以期唤醒受奴役的麻木的心灵。“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追求自由、享有自由，是天经地义的。梁启超在对欧美自由发展史加以综述后指出，为自由而争端者不出四端：政治之自由，宗教之自由，民族之自由，生计之自由。而此四者，中国无由其一也。是以他倡导人民为自由而战，要求得到这人人皆可享有的权利，表示若“不自由，毋宁死。”也。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是一个能够真正掌握自身命运的人。是在思想上、精神上完全独立的人。在他认为，人被迫为奴隶尚不足为畏，只要能够觉悟，敢于斗争，还是可以争取到自由的天空。最可悲的是自身甘愿为奴隶，自视为奴隶的命，迷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以为不平等的命运是生来就注定的。如此，则永远没有翻身之日了。所以，欲要求真自由，必先自除心中之奴隶始。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家，民性保守，追求的是安居乐业，没有游牧民族的野性和血性。千百年来，由于受儒家伦理纲常的潜移默化，所谓：“温、良、恭、俭、让”处处怀着“和为贵，忍为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不知道去争取自身正当的权利，没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以至现在积重难返，愚昧落后，甘为奴隶居之。自由平等虽然是天赋的，然亦要人去争取。要争取就得有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要有不屈不挠，九死未悔的热忱，要有处变不惊、忍辱负重的胆识，要有登临绝顶、笑傲江湖的气概！更要有知难而上，屡败屡战，在山穷水复之际坚持到最后的精神。梁到日本后如何终于逐渐摈弃天下大同理想而认同民族国家思想。然而，1902年新民理想形成的意义，并不局限在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思想的出现，它还表达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观，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观为中国人所久已认识但从未接受的政治现实增添了某种意义和合理性。梁设想的这一新的世界秩序观是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相对立的。为动员全民族的集体力量，必须使它的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处在一个危急关头，并因而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愿望。梁认为，民族主义的这一普遍特征在国民概念中看得最清楚，国民概念将近代国家与传统形态的国家明确区分开来。对梁来说，近代国民概念包含了公民权利。国民不再是传统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他们是国家主权的主体。与传统统治者的统治权被认为是来自天意不同，近代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必须来自人民的意愿。的确，正如梁所说，在近代西方国家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但重要的是人民既是统治者同时又是被统治者。一个近代公民不仅对政府有应尽的义务，而且在政府的组成和政策的制订中有表达意见和选择的政治权利。在梁看来，公民权利包括了政治参与。在传统国家中，人民是消极的；与此相反，近代国家的国民则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其组成成员具有共同意志和目的的团体，国家不过是这种民族共同体的一种组织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国家思想涉及公民权利，民族主义与民主化密不可分。梁无疑受了19世纪末欧洲政治思想中一个十分普遍的趋势的影响，这一政治思想将民主和民族主义设想为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这种自然的结合，由于被梁赞美为世界上最强大民族的英国已将它们完美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一事实而显得更加真实和合理。总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了以下显著特征：它是对组织松散和缺乏活力的社会的一个反动，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没有公民感和组成统一的公民团体所必需的团结一致的团体精神；它意指无条件地承认民族国家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它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化；它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对外来帝国主义的一种回应。梁氏民族主义的这种反帝国主义取向需要予以重视，因为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正是这个特点使梁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始阶段处于主导地位。梁启超正是在这种呼唤之下，在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写下了他的《新民说》，探求国民腐败堕落的根源。新者，即革新也。所谓新民思想，就是要革新人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而这就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科技。通过学习西方的思想来打破传统的束缚，使民智大开，敢作敢为，从根源上来医治国民的灵魂，这才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所在。新者，即革新也。所谓新民思想，即要革新人民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开民智，兴民权，是梁启超《新民说》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说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只有一个有尊严的人才能够活的堂堂正正，但是尊严不是谁想要就有的，不是谁都能保住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活的有尊严，就得有权利的保障。若没有了权利，人皆可欺，何谈尊严？何谈堂堂正正的做人？所以，要开民智，就得先兴民权。然而，权者生于智，智愚之分乃强弱之源。至此，梁启超以其独到的眼光，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群开民智兴民权----重温梁启超《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王英本文载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感谢黄家亮、余盛峰、焦若水、童志锋、成伟杰等朋友的宝贵修改意见。《新民说》中的线性史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第三阶段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西之间的冲突聚集到了文化和心理的层面。梁先生的这种从器物?制度?文化的向西方学习的三阶段论，在20世纪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继承和响应。殷海光就成功地转述了梁启超的阶段论思想，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以三阶段论为武器，来证明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并明确地把西方式的现代化当作中国进化的目标。对梁启超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激昂一时的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把变革的中心渐渐从制度层面转化到了对国民性的启蒙之上。借助日本翻译的有关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深入地了解了启蒙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良好国民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民说正是这种认识生发出的一个必然结果。“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今徒痛恨于我国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梁启超对国民性中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都被无情的予以鞭挞。然而正是这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叙述方式让人产生了深深的困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梁启超说了什么，真正让这一切变得难解的是，为什么他会选择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代采取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他所依凭的更为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此一启蒙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什么？启蒙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关于一般真理的学说，这就意味着，标准是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必须在一个标准之下进行衡量。符合标准的就意味着正确，而其他的则是需要被改正的。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以及影响深远的《新民说》，这一系列的文章的真实意义才能被清晰地把握。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背景关照，在一个空洞的布景之下，仅仅谈论一个国家的所谓国民的个性和特点是没有意义的，把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用简单的词语来总结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单纯的讨论国民性很有可能是个伪问题。对于西方而言，“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特殊时刻。因此，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方案，技术的变化”。但是，对于中国，对于梁启超，启蒙意味着什么呢？梁启超的启蒙有一个学习的模板，当他被迫置身全世界林立的民族国家之中，他的启蒙话语带有明显的目的论，他必须通过新民达到一个目标，很显然，只有当这个目标成功到达时，新民的使命才最终完成。启蒙的认同与想象列文森曾经敏锐地意识到，近现代中国面临着一个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化，天下大同的华夏帝国的乌托邦，在外来的冲击之下，需要逐步地转化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梁启超《新民说》写作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足以和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民族国家。他必须把昔日的一家一乡一族中的人的资格，一个天下人的资格，转化成国民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者，则绝无以自立于天壤。”当梁启超担负起启蒙重任的时候，他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必须符合新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任何旧式的生存方式，假若不适合于民族国家中公民的资格，都应该被改正。在《新民说》的时代，首要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传统中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农民的概念和意义世界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系统。而在现代世界里，政治忠诚被提上日程，政治性的问题，或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问题，成了一个首要考虑。无怪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我们国民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国民却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区分，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也就更可以理解，新民说的目的，乃是在培养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超越了固有地域和地方性的普遍性认同。所以，梁启超的目标就是在一个不知有国家的人民当中迅速传播国家思想，而他所依赖的方法首当其冲则是建立新的信仰与文化网络。可以清楚看到，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所应有的情感忠诚基础，梁启超在发起新民运动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一整套民族英雄想象的图谱，在这个充满着符号的意义世界里，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化资源的争夺。那个不断被擦拭、重写的民族英雄想象图谱，不单单代表一种文化认同，也有效配合了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只有在一个文化认同基础上，才可以在相对界定的领土之上进行统治。现代民族国家接替了传统帝国，在中国土地之上，起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