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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弊病的根源不过就在于文化失调。所谓文化，不过是某一民族的生活方式罢了。其文化的意思大抵可理解为“文明”。人类生活方式可分为三种：向前面要求；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转身向后去要求。在梁看来，第一种指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由此产生了“赛恩斯”和“德谟克拉西”的文化。其特征有三：征服自然、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第二种指的就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他认为，中国人走的路根本上就与西方不同，如果我们不与西方接触，中国再过三百年、五百年，也不会有火车、科学和民主精神的产生。如果是同一条路，我们只是走得慢，那么究终会走到西方所到达的地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就像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由其智慧凿开，转而抑制了身体的发育，身体发育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了后来智慧也发展得不好。这就是所谓的“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中国文化根本弊病就只是“文化早熟”，但有五方面的表现：有时形式上表现幼稚，如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老衰，因历史太久而机械僵固积重难返；不落实，即是不现实，中国文化从心从礼出发，有时理想多于事实；落于消极再没前途，中国文化理性早启，积极于理而消极于利；暧昧而不明爽，如宗教、阶级等问题，中国似有似无，并不明朗。中国文化最大的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被抹杀。中国文化个性为：中国文化独自创发，慢慢形成，非从他受；中国文化自具特征，自成体系，与其他文化差异较大；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或夭折或转移或失去独立自主，唯独中国自创的文化能独立存在至今；中国文化能在不动摇其根基的前提下，包容吸收外来文化；中国文化有伟大的同化力，能吸收外邦邻族，融汇成中华民族；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北至西伯利亚，南到南洋群岛，东及朝鲜日本，西达帕米尔高原，甚至影响到欧洲。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指整个社会各种关系都一概家庭化、伦理化，人与人之间一切都在伦理关系中联系起来，阶级色彩不浓厚。这种伦理本位可从三方面分析：第一，社会方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美满即是家庭关系无缺憾。由家庭关系推广而成的家族、亲戚、同乡、师徒、朋友、同僚甚至君臣、官民的关系，都可比之于父子兄弟。第二，经济方面，财产依据伦理亲疏和财产大小为人共有，在经济上彼此照顾，相互负责。第三，政治方面，中国人只知有君臣、官民的关系，而不识国家团体，国家政治被家庭情谊化，比如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伦理关系存在诸多不足，最大的一点就是成就了中国人的散漫。伦理关系把人联系在一起相互负责，只是消极的有所保障，而非积极进取。梁先生还认为，中国没有西方的阶级对立和垄断，有的只是“职业分途”。所谓职业分途就是指社会上士、农、工、商只是不同职业，尽管社会中有贫富之差，却无阶级差别。因为中国很早就土地自由买卖，遗产均分，因此中国的土地未曾被垄断，没有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又由于中国工业不发展，经济也没有垄断，没有产生资产阶级。因此，中国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从政治上说，官职不世袭，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考试为官。因此，士也只是一种职业而已。故无阶级对抗一说。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相得益彰。第一，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一家人天然地相依为命，自然地巩固了家庭伦理关系。第二，由于职业分途，士农工商对前途各有所求，贫富贵贱也无定，家族有兴也有衰，财产就不易集中，阶级也不易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主要表现为“既非宗教的”又“非国家的”，中国社会秩序不需要此两者来维持，其自身内部有高度的和谐和协调性，所以中国一直以来没有根本性的变革。由此看来，中国不可能形成阶级，没有强大的外力也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也就是智慧不仅仅是用来改造周围的客观世界，更是要让智慧回归人生，用智慧驾驭人生，而不是人生驾驭智慧。这就是东方学术的根本。正是因为智慧的不外用，所以生产技术无法进步，社会盘旋不前。西方学术的产生就在智慧外用，观察分析一切自身以外的东西。西方文化的发达可归结为两句话：征服自然，利用自然。西方文化特色就是人与物的问题。生产发展到一定地步，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要考虑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考虑的问题。到最后就要回过头来考虑人与自身的问题，就是印度文化，否定人生，追求最后的解脱。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是不合时宜。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并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因此，我们一定要保存并建设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来补中国的不足。既然中国问题是文化问题，那么教育更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的功能。这些要从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做起。梁先生对三种文化的划分是否尽善是否武断有值得考虑之处，但是他当时能提出如此见解已经需要过人的勇气。因为在当时，由于中国的境况，绝大多数的人批孔、摒弃传统，推崇西学、西化是主流。就算有人不以中国传统为耻，也不敢站出来为中国传统、为儒家文化说话。尽管受到很多人的非议（包括胡适等人在内），梁先生从未改变自己的立场，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林斗孔”运动中，他也坚持认为要客观评价孔子的思想和儒家文化。参考文献：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于青等编《东方圣哲——梁漱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张传燧编《中国教育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李凌己编《梁漱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