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金融业

近代中国的金融业一、旧式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二、新式金融机构的产生于初步发展三、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一、旧式金融机构的发展变化（一）钱庄钱庄、票号、典当等通常被人们称为“旧式”的金融机构，但从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于经济近代化的角度而言，钱庄于票号的出现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新因素。1、基本业务钱庄最基本的业务是钱币兑换，后来逐渐发展出存放款、发行兑换券、票据结算与“汇划”等业务。从清末开始，一些实力较强的钱庄也设立分支机构，偶然经营汇兑业务。2、钱庄的产生发展钱庄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由传统的经营钱币兑换与金银饰器的钱铺、金店等发展而来。到清乾嘉时期，钱庄的实力在城市与一些商业发达地区已经超过当铺。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势力的渗入与对外贸易的开展，钱庄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晚清时期，钱庄、票号、银行处于鼎足之势，虽然票号一度处于领先地位，但这一时期也是近代以来钱庄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民国初年，票号走向衰落，钱庄却继续发展，且发展比较稳定。20世纪20年代则是钱庄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期，如果加入股东的后备资金，其实力或许并不亚于银行。虽然政局动荡和历次信用风潮对钱庄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整个近代时期，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钱庄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金融力量。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家银行、各省银行分支机构的拓展和县级银行的发展，以及政府货币制度的改革和对钱庄业务的限制，钱庄开始走向衰落。(二）票号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因其由山西人创办并主要经营，因此也称山西票号。汇票和汇兑业务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独立的金融组织，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一般认为出现在清道光年初年，由平遥颜料庄经理雷履泰所创办。从19世纪60年代到清末的50年间是票号发展的黄金时期，票号家数在1883年达到30家的历史最高水平，且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清末的实存家数始终保持在25家以上。到19世纪80年代，票号已在全国54个城镇设有分支机构，其中有案可稽的25个城镇中所设立的分号为194个。清末最后十年间，票号的分支机构进一步拓展到全国95个城镇，分号数量也达到475个（总分号约501个）。辛亥革命后，票号开始从极盛转为急剧衰落，多数票号倒闭撤庄、清理歇业，或改组银行钱庄，少数极力维持者也收缩了经营范围，撤掉了许多分号。到20世纪30年代，票号业进入最后的衰落阶段。1940年，随着最后两家票号改组为银号，票号最终走完了其最后历程。（三）典当业以抵押放款为主要业务的典当业在我国不仅出现得很早，而且也是前近代社会中最重要的金融机构。我国典当业的发展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达到鼎盛，之后首先被钱庄、银号所超过，并随着一系列近代新式金融机构的出现，其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也日趋削弱。就地区而言，近代典当业的发展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山西、安徽、北京等省市为代表，前近代时期典当业比较发达，鸦片战争之后逐渐走向衰落；二是以天津、汉口等为代表性的商业城市，在前近代时期就是商品经济的主要集散地，鸦片战争之后又被辟为通商口岸；三是以上海为代表的新兴通商大埠，这些城市是开埠通商之后才发展起来，随着其整体经济的迅速壮大，典当业作为金融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有了一定发展。就全国范围来看，典当业在清代中期达到鼎盛,鸦片战争后即走上下坡路，其衰落早于票号与钱庄。虽然典当业近代以来呈现衰落之势，但它仍然是金融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广大农村与城市的基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铺仍然是广大小生产者进行资金融通和赖以借贷的主要金融机构。二、新式金融机构的产生于初步发展（一）新式银行产生时期1896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清朝灭亡的1911年为止，是我国新式银行的产生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中央银行之雏形，并有专门以发展交通、兴办实业为目的的银行之设立，但事实上，各个银行的业务活动主要局限于官款调拨，与产业发展没有多大联系。在整个金融结构中也没有什么实力和优势可言。幼年时期（1912----1927）特点：新设立者不少，但倒闭停业者也多，总的来说大多数银行发展是失败的。失败原因：与地方多数为地方军阀服务，随着地方军阀的兴衰而存亡。与地方经济缺乏联系，而且还凭借自己的政治特权给民族工商业造成干扰。主要业务活动：政府放款与投资公债。著名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合称），北四行（中国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四家在北方著名的私营银行的合称）虽然创设停闭兴盛，但银行的整体实力增强，数量和规模都得到了增加。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加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银行体系。比如1928—1937年间，新设银行137家，停业仅31家。从银行设立数量来看，实存量一致在快速增多；从地域分布来看，沿海向内陆逐渐发展趋势增大；从投资与经营对象来看，地产、公债、产业与商业投资大大增加。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势头并没有停止。1945年抗战胜利时，中国银行实存家数达到416家，比站前增加了2.45倍。抗战爆发后，经济中心与金融机构均向后方转移，国民政府也积极推动各地各省的银行建设。抗战结束后，我国的银行业仍然保持着它以前的发展特点，并向内地和农村扩散。战时银行的发展特点：数量上，各地银行增设的势头有增无减；地理分布相对改善，县级银行体系进一步形成。言荫溥所总结：“就表面数字言之，虽似系继续不绝之增加，但就实际力量而言之，虽今年实有显著之减退。”发展加速时期（二）保险公司保险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有害影响进行稀释的机制。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出现在1835年，由英商设立于香港。中国自营保险公司开始于1885年，即徐润在轮船招商局下创办的仁和、济和两个公司，办理船栈客货保险。从1905年开始中国自设保险公司逐渐增多，到1936年先后有53家，正运行的有40家。多数为民营，办理损失保险。1936年前，85%都设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即便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势头也有增无减，到1947年增加到139家。（三）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两大类，是证券的交易场所。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613年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1905年成立的上海众业公所是外商在中国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晚清，梁启超等人即倡议创办证券交易所。1914年，颁布证券交易法，而1918年中国才出现第一家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即北平证券交易所。1920年，在上海由虞洽卿发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这是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业务包括了证券交易和大宗物品交易。蒋介石参与筹备，并与张静江、戴季陶在其中开设了经纪人号“恒泰号”。在此之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各大城市，交易所的成立风起云涌。上海即有140余家，北京、天津、汉口也有50余家，造成一次巨大的“信交风潮”。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风潮之后，上海只剩下6家。20年代后期主要的证券交易所只有北平证券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3家。北洋政府垮台后，北方证券交易所衰落，上海成为证券交易中心。证券市场波诡云谲，起伏不定，但债券交易量的总体趋势不断上升。同时，国民政府加强了法律建设，1929年出台《交易所法》，第二年颁布《交易所法施行细则》，将《证券交易所法》，《物品交易所条例》合为一部法律，1935年颁布《修正交易所法》。抗战时期，各地证券交易虚假繁荣，抗战结束以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各地交易所，禁止证券交易。1846年，重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并对日伪原在天津设立的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进行整理，1948年重新开张。（四）信托公司信托是一个平衡法上的概念，主要涉及信托责任和良好的信用，当某人受委托代表其他人管理财产或进行商业交易时，他就与财产受益人或商业交易受益人建立了信托关系。其基本原则在于：在缺乏特设权威的情况下，受托人不得从他所处的信托关系中牟取任何直接或间接利益。1913年开始，日本人就开始在我国东北、天津等地创办信托机构，先后有大连取引所信托，开原取引所信托等，但是这些信托公司或者由日本人独资，或者由中日合办。我国正式创办信托公司开始于1921年，在这一年在上海创办的信托公司就有12家。但在这一年就发生了“信交风潮”，各信托公司纷纷倒闭，只剩中央和通易两家。信托公司重新发展开始于1928年，从1936年先后有11家成立。同时许多银行开始兼营信托业务。但我国信托事业仍然还处于起步阶段。抗战结束后，我国信托业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946年，已达到17家，银行对信托业的兼营，以及信托公司对储蓄、保险事业的经营更加发达。（五）储蓄机构与投资机构就储蓄而言，出一些以储蓄为主要经营业务的商业储蓄银行外，民国期间先后还出现了银行储蓄会、商业储蓄会、农业储蓄会、附属于商业组织的储蓄部，信托公司储蓄部、公益储蓄会、邮政储金等组织。1936年各种储蓄机构所吸引的存款就达5亿多营业总额达6.2亿，资本金2311万元。早在晚清时，外商就在上海设有集成、统一等投资机构。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筹设银公司，先后出现了中华、上海、瑞康等十余家公司，但除1934年成立的建设银公司外，其他存在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三、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现代意义的金融市场主要是以公债和公司股票的出现为标志，因而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大体上是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大部分。货币市场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各种机构及同业间的资金拆借，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存在，到明末清初时已较成熟；而贴现业务，则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且仅有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而金融市场的运行主要是通过各种证券的交易来进行的。证券买卖不仅是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而且也直接联系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与产品市场，反映了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金融市场的形成：我国是从股票与企业债券的交易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外国银行和企业进入中国，大多采用先进的公司制运行。中国的商人不仅充当其买办，也直接投资其中。这时候的债券交易主要是在茶楼由掮(qiá́́́́́́́́́́́́́́́́́́́́́́́́́́́́́́́́́́́́́́́́́́́́́́́́n)客代理，因此也被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到清末民初，股票交易日趋盛行，政府公债也开始进入市场。于是证券交易开始转向商业公会或公所中进行，并日益专业化，这一时期的证券交易称为“公会时代”。从1918年开始，各种证券交易所逐渐发展起来，于是证券交易进入“交易所时代”。但各种公会、公所在票据汇划与结算，同业往来方面仍然占有主要地位。如上海金融业的票据汇算，贴现以及款项结算等业务，长期以来就由钱业所组织的汇划总会来清算，知道1935年以后，才逐渐进入由银行所组织的票据交换所进行。金融市场的发展在19世纪70至80年代，证券市场所交易的主要公司股票与企业债券，其交易总量不仅非常有限，而且也仅有上海一地。财政体系的而近代中国的证券交易量的扩展和金融市场发育也是同转变与政府公债的发行紧密联系的。1927—1936年是中国近代时期政府对公债的依存度最高的时期，也是公债运行相对成功的一个时期，是政府加强债信制度建设的结果。政府公债的发行和债信制度的建设使得银行及各种新式金融机构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发展，市场上的债券数量与交易额也得到较大增长。总体来说，整个金融市场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流通的债券主要为政府公债。信誉较高的公债可以稳定市场，而信誉差的则可以使市场陷于停顿，如北京政府时期的“九六公债”、1936年的统一公债等曾对证券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政府证券市场既推动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又决定着它的发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