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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简答题1．简述法学的研究对象。答：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法学必须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即既要对法进行历时性研究——考察研究法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又要对法进行共时性研究——比较研究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它们的性质、特点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既要研究法的内在方面，即法的内部联系和调整机制等，又要研究法的外部方面，即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联系、区别及其相互作用；既要研究法律规范、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以及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要素，又要研究法的实际效力、效果、作用和价值。总之，凡属与法有关的问题和现象都在法学研究的范围之内2．如何划分法学体系？答：以整个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这是就法学作为一个整体而言的。随着法律发展成为广泛而复杂的整体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法律部门的出现，产生了对法律体系进行解析型研究，即对法律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科学需要。由此，出现了法学内部的分科。然而，如何分科或依据什么标准分科，这在国内外法学著作中还没有一致的观点。从我国现阶段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实践需要，通常从以下两个角度来划分法学体系：第一，从法律部门划分的角度，由于法被划分为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不同部门，与之相应就有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一个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或迟或早要有新的法学部门与之相应。第二，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法学划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理论法学综合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应用法学主要是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它们的制定、解释和适用。论述题1．论述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答：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法学与经济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主要因为：第一，法所反映的统治阶级意志以及法所定型化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归根结底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只有正确而深刻地认识特定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认清法的本质，说明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期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并为合理地设计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提供科学根据。第二，法律对经济起着能动的反作用，它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取决于法律制度是否符合经济规律。要为按照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规律管理经济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法学就需要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第三，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取决于社会经济模式和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和法治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达的产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血缘、门第、权力、地域、民族、宗教之间的差别，推动了与这种经济关系相适应的平等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和法治的经济基础仍然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的发展程度依然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就使法与经济的关系成为法学、特别是法理学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经济学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理论，对法学是极为有用和有益的。第四，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引入法学领域，可以加深和丰富人们对法律的认识，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是有助于说明法律制度，促进法律制度的改革。由于上述原因，法学与经济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分析法学”、“法律经济学”、“法和经济运动”，都是法学和经济学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产物和标志。第二章法学的研究方法简答题1.简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应坚持的方法论原则。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以下几条基本的方法论原则：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式表达，是规定思维的根本出发点和总方向的方法论原则。这也就是说，一切本质上合乎科学的方法（包括其他方法论原则），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并用实事求是来统帅，才会使人们的认识和研究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即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社会精神生活过程的观点。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深入考察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条件和方式的基础上,来说明法的产生、发展和更替，说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法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经济关系的记录，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及其分配状况当然要通过人类的理性、观念和意志来确定，但是，归根结底，最终的决定力量则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的现实过程之中。总而言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意识会占居统治地位，决定着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内容和分配状况。第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观点。我们在法学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而且还要注意社会现象间的普遍联系，不能忘记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法对经济因素的反作用第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法学理论研究，必须坚持社会历史的发展观点。任何法律体系都不能不具有一定的时空特征,它必须与自己时代的社会条件相适应并随着这些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现,法律发展的过程与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有着深刻的联系。一种法律制度,只有在准确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基本趋势的条件下才能为推动社会进步贡献力量,并且在自身的运动和发展过程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用发展的观点指导法学研究,对于一个改革的时代而言,就显得尤其重要,它是克服因循守旧的传统和教条主义思想的强大精神武器。材料（一）：“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生活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页）材料（二）：“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材料（三）：“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6～696页）材料（四）：“青年们有时过重看重经济方面，这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她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运力，而且还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8页）问题：1．根据材料（一）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历史唯心主义法学的区别。2．根据材料（二）分析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观点。3．结合材料（一）、（二），根据材料（三）、（四）理解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是错误的。答：在几千年的人类思想史上，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直是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所着重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但是，在马克思之前，人们总是力图从所谓宇宙理想、上帝一直、人类理性、绝对精神或民族精神出发去说明这一现象。针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历史上出现的一切法律制度，必须与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答：这里涉及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这对概念的用处其实仅仅限于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主要指政治与精神领域）之间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艺术形象类比，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个很简单的目的——没有经济做基础来支撑，观念形态之类东西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即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决定社会精神生活过程的观点。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深入考察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条件和方式的基础上，来说明法的产生、发展和更替，说明法的本质、内容和作用。法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经济关系的记录，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及其分配状况当然要通过人类的理性、观念和意志来确定，但是，归根到底，最终的决定力量则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的显示过程之中。总而言之，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决定着法定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内容和分配状况。3．答：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正因为此，人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认为在唯物史观中，惟有经济因素才是历史发展的积极的起推动作用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则是被动的，并进而认为，只要了解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观点，就是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正确地说明历史的发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经济决定论仅仅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片面化、庸俗化的理解，其实质是以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的，也是辨证的，它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不是线形的单值分析，而是多元的多变量的分析。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如果仅仅强调了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忘记了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忘记了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法对经济因素的反作用，同样是不可能建立起正确的法学理论体系的。第三章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与发展论述题1.论述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治理观的内在意蕴答：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极为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也正处于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凸显期。如何抓住极为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凸显期，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总揽全局，不失时机地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2005年2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把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从“三位一体”（亦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拓展到“四位一体”（亦即三个文明建设加上和谐社会建设）。由此，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就覆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这确乎是当代中国的一次发展战略升级。这一战略升级堪称中国发展处于关键时刻的一个关键的举措。社会治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把构建和谐社会确立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战略目标，对于保证转型与变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平稳运行和社会的有效治理至关重要。作为社会治理的战略行动和战略目标，和谐社会建设旨在于构建一个社会结构稳定合理、社会利益协调衡平、社会生活规范有序的社会共同体。因之，和谐社会建设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法律要求，蕴涵着丰厚的法律意义。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断，清晰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特征。（1）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现代社会，法治的价值目标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实现社会的和谐，无疑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只有人人遵纪守法，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社会生活才能够和谐安定。因此，和谐社会的法治属性，意味着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必须把和谐社会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意味着要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严格地依法办事，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管理活动纳入到一个规范有序的法制化轨道；也意味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同时要教育培养社会成员对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