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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张践宋代大儒朱熹谈《四书》的学习次第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可见《中庸》在《四书》中最难度，故放在最后。关于《中庸》写作的目的，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忧道学之失而传其作也。”本书就是为后人讲解儒学最根本的中庸之道。“中庸”作何解，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也。”也就是说，中乃正中不偏，庸乃不可变易。所以中庸之道就是教人保持中正的恒常不变之道。中庸是儒家最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说是儒学的核心与灵魂。《中庸》一书为孔子之孙子子思（孔伋公元前483~402年）所作，集中阐述儒学的中庸之道。在进入原著讲解之前，我们先要介绍一些儒家的中庸思想。在儒学创立之前，中华文化圣人就已经产生了中庸的思想。按照朱熹的解释，尧再传位于舜的时候告诉他：“允执厥中”，舜在传位于禹时加上了三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形成了圣人的千古“心传”。孔子（公元前479~551年），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生逢战乱之世，他认为世界之所以会失去秩序，就是因为人们在利益的诱惑下丧失了中庸之德。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理想的社会境界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在认识事物时，孔子把中庸当成了方法论，“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在办事情时，孔子主张“过犹不及”，“子贡问：‘师（颛师孙——子张）与商（卜商——子夏）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在生活态度上，“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丧致乎哀而止”。“唯酒无量，不及乱”。“肉虽多，不使胜食饩”。在审美上孔子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以他反对偏激的行为，将其上升到君子、小人的品质高度。《中庸》一书正是对孔子这些思想的发挥。《中庸》一书古文记载为孔子孙子子思（孔伋）所作。孔子只有一子孔鲤，在孔子之前就去世了，子思是孔鲤鱼的儿子。子思在传承孔子思想方面有很大的建树，因此被尊为儒家“四圣”中的“述圣”，其他为“复圣”颜回，“宗圣”曾参，“亚圣”孟轲，配祀于孔庙，可见其历史地位之高。子思学术地位之高，很重要一点是由于他的再传弟子孟子成为儒家的集大成者，由此历史上“思孟学派”后来便成为儒学的主流。《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由于其内容和结构的独特，在汉代就开始有单行本发行。《中庸》从宋代开始受到官方的重视，宋仁宗时，为了激励考试及第的儒生，皇上或赐《大学》，或赐《中庸》以为嘉奖。到了南宋，大儒朱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规定教科书，地位极大提高。《中庸》原在《礼记》中不分章节，只是一段段的语录，是朱熹将其分成了33章。《中庸》全书共3600余字，分33章，内容并不很多。《中庸》受到如此重视，主要是由于其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结构。《论语》、《孟子》只是弟子们回忆老师的讲课笔记，每一章节没有太多的内部安排，章节的题目只是本章前两个字，主题也不集中。但是《中庸》却与此不同，不仅主题突出，而且结构严谨，可以成为一本独立的著作。宋代程颐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物，末复合为一理。”这样他把《中庸》分成了三个部分，首章为第一部分，即“始言一理”，中间31章为一个大部分，即“散为万物”，最后一章是全书一个总结，即“复合为一理”。首章是《中庸》一书的“破题”阐明根本道理，我们将其称为“宗旨篇”。由于中间的部分仍然很大，如果不进一步划分不便于学者掌握，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又将其分成了“《中庸》三支”。第一支是第2章到第11章，乃“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名首章之义止此”，是对宗旨的进一部阐述，讲明中庸的基本道理，我们称之为“明道篇”。第二支从第12章到20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继大舜、文、武、周公之绪，明其所传之一致，举而措之，亦犹是耳。”这几章主要讲中庸之道的应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行道篇”。第三支是指21至32诸章，“子思承夫子天道、人道各章之意而立言也。”这部分主要讲“诚明”、“明诚”修德的方法，我们称之为“成道篇”。最后一章是全书的总结，子思引用大量《诗经》的文句，对掌握了中庸之道的君子的德行进行艺术性地描述，所以我们将其称为“境界篇”。以下我们就按照这个结构，对《中庸》一书进行逐章的讲解。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则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本章是全书的总纲，对于各章都有指导意义。本段的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译文：上天赋予人的本然之质就是“性”，遵循这种本性去做就是“道”，使道德规则得到修明就是“教化”。儒家认为人性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什么是恻隐之心呢？“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因为人人心中都有向善之心，而且这颗善心是上天赋予的，所以说“天命之谓性”，按此天命去做就是“天道”，修明天道就是教化。中国哲学中有“性善论”、“性恶论”和“性三品论”，但是正统只能是“性善论”，因为伦理道德需要要一个终极价值。“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则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段话说了两层意思，一是天道无所不在，人须臾不可离，如果可以离开的“道”，就不是真正的“天道”。第二层意思是说君子要慎独，即在别人看不到地方也要保持自己的善行，不要随波逐流，因为天道是无所不在的。遽伯玉不欺暗室。东汉杨震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也。”这段话是连接“率性”和“中庸”的关键，包含三层意思：第一，谈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的关系，未发之前的人性是先天之性，都是纯然至善的；发而为喜怒哀乐之后则有善有不善，关键就看所发是否“中节”。中庸之道就是保持“中节”的重要方法，故君子不仅应当“守性”，而且还要“持情”。儒家不赞同佛教那种逃避世俗之情。第二，谈中庸与和谐的关系。未发之中的天性就是中庸之性，发而中节则是和谐的大道，也就是儒家所追求的结果。中乃道之体，和乃道之用，二者互为表里。第三，“致中和”就是儒家以中求和的方法。人要体会自己情感未发之前的至善天性，不偏不倚，中正至公，勿使情感意念去恶存善，就可以得天地之性（规律），化育万物。这条“致中和”的思路，后来就被孟子演绎成“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路径。《中庸》一书从2章到11章，从总体上阐述中庸之道是一切道德根本，所以朱熹认为：“解论中庸以释首章之意”，是对首章的发挥。从内容上讲，这一章主要是讲“中庸之道”的。“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将是否坚持中庸的原则，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来认识，君子坚持中庸之道，顺遂时代的发展；而小人则反对中庸之道，为所欲为，君子安贫守命，小人行险侥幸。过去有人见孔子主张“复周礼”就认为儒家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保守派、反动派。其实儒家并非泥古不化。孔子主张三代之礼要有所“损益”，“君子时中”。孟子赞孔子是“圣之时者”，都是强调与时俱进。“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终极的真理，春秋战国的混乱，就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这个不可或缺的“大道”。例如孟子“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颜氏家训》说：“墨翟之徒，世谓热腹，杨朱之徒，世谓冷肠。肠不可冷，腹不可热，当以仁义节文尔。”这段话虽然短，但是深化了首章的两层意思。第一，中庸是至德要道；第二，中庸“不可须臾离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这是孔子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中庸之道“民鲜久矣”。一些天资聪颖的人，认为中庸之道实在是太平常了，不值得重视，而把某种原则坚持的过了头；另外一些愚昧的人思想懒惰，不愿意刻苦学习，也不能达到中庸之道。所以说“平平常常才是真”，“道即在日用常行之中”。一些贤能的人，办事情总是会过头，一些不肖者，办事情总是无所作为，这也是中庸之道不行的重要原因。在日常生活中，不能自持太高，办过头的事。也不能自暴自弃，放弃应做的努力。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人都离不开饮食，但是真正知道饮食之道的人并不多。同样中庸之道就在我们身边，但是真正把握它也是很难的。简单地把所有快餐都归结为“垃圾”不可取，但是全用快餐替代正餐也不可取。不更讲卫生反而降低人体的抵抗力，故要提高“钝感力”。“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这段话的意思前一段已经讲过了，朱熹编写《中庸》章节时，单独将其列为一章，其深意在于强调实行中庸之道的困难。朱熹特别推崇《尚书·舜典》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句，将其视为圣人千古“心传”。中庸之道不可行，是由于人们心中欲壑难填，所以微妙的“道心”才需要刻苦学习才能获得，中庸之道需要认真实践才能保持。“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一段基本是将孔子的知识论改成了实践论，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而这一段则说舜在行政的时候善于体察民情，并能够在两端之间保持中道，把握多方的利益平衡。“执两用中”是很重要的方法论，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工作不左不右，“允执厥中”。“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一些耍小聪明的人，其实并没有掌握人生的大智慧，往往会陷于物欲的诱惑而不能自拔。一些人认为中庸之道不难，但是往往坚持不了一个月。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什么也不知道。”这说明坚持中庸之道，一是要超越功利的境界，达到与“天地合德”的高度；二是要有恒常之心，死守善道而不改，秉持真理矢志不渝。范蠡功成身退成为著名的陶朱公，文种错失机会反被其害。曾国藩削减湘军而避祸，韩信“狡兔死走狗烹”。“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颜回是孔门弟子中道德品质第一的人，一生安贫乐道，聪慧爱人。《论语》记载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之乐，不是乐其贫穷，而是乐其道。对于中庸之道，颜回也是坚持不渝，时刻不忘的。子思引孔子的话，是要人们向颜回学习。“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孔子认为治理国家、推辞爵禄、直面白刃和坚持中庸之道相比，都是比较容易的。上述三事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大难题，孔子提出中庸之道，也是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向深层看，这段话也说出了中庸之道与“三达德”的关系问题。“天下国家可均”是智，“爵禄可辞”是仁，“白刃可蹈”是勇，但是“智仁勇”离了中庸之道都不可行。离开了中庸仁成为懦弱，智成为狡诈，勇成为鲁莽。“子路问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