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2小教文1姜赵氏姜静珍(大女儿)姜静宜(二女儿)倪吾诚倪藻(弟)倪萍(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塑造了少女倪萍的同龄人涅莉的形象,两个小姑娘多少都有不正常的举动。陀氏让涅莉在生病时任性地一一放言无忌,率性而为—发作,她有一颗脆弱的却用坚硬的外壳包裹着的敏感的心,由于敏感而脆弱,身经苦难才坚硬。有什么样的收受,就有什么样的施授。怪异行动的发生一方面有赖于心理存储量,另方面贝觑为发泄方式有趣的是,陀氏与王蒙笔下的两个少女的怪异举动毫不相同。陀氏让涅莉以恶作剧的方式拒绝医生“杯水车薪”似的照顾,是由于她想得到内心真正需要的“我”的关爱王蒙让倪萍在几个月内每日持续半小时自杀性的夺人魂魄的哭,以此摄服平日本该沟通却无法交流的长辈。环境,尤其是家庭环境,对小孩的影响无形却深刻。少女倪萍家里的大人可以随意发泄不满惰绪姥姥可以训斥每一位晚辈,妈妈可以和爸爸吵闹,姨姨看谁不臃反就可以大骂一顿,爸爸生气可以摔东西??倪萍熏陶于亲人之间无所顾忌地发脾气的家庭氛围之中。处在父母关系紧张的环境,父亲的行动不以倪吾诚为代表的五四部分知识分子行走在文化道路上的悲剧命运引人深思。所幸的是文本给我们带来了亮色,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曙光。这位赋予读者希望、赋予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的即是倪吾诚的儿子倪藻。他摒弃了父辈身上传统文化的负面因子,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深沉的爱,还能冷静地思考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旁观父亲的遭际,亲历过人生的起伏,曾真诚而急剧地革命的倪藻认识到“革命并不是神话中的活命水,它并不能立即改变一切,并不能立即重排人形活动”。也就是意识到文化不能靠革命改变,不能靠急功近利的行动去完成,而是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健康的沉稳的对话心态去对待西方文化。要解决一个不随地吐痰的任务也“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倪藻的出国和父亲不一样,父亲两年留学生涯,使他狂热地仰慕追随西方,而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而倪藻出国则感觉“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在感情上十分依恋祖国,而又能与祖国适当拉开距离,《活动变人形》中的故事简单，人物角色也不多。细数起来只有：倪吾诚、姜静宜、姜静珍、周姜氏、倪藻、倪萍等。由于小说不重在写情节，因而我们对这些角色的认识，更多的不是从故事中所得，而是从作者对他们生活习惯的描写，及他们各自的语言上来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最丰满的人物是知识分子的畸形儿倪吾诚和传统寡妇姜静珍。倪吾诚——中西文化结合的畸形儿静珍——魔鬼形象倪萍——古怪女孩倪藻——寄予希望的形象倪吾诚是一个从封建地主家庭中分化出来的人物，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从小就表现出对封建文化强烈的叛逆性，对中国文化的痼疾更是深恶痛绝。但是倪吾诚本质上又是一个纨绔子弟，是一个无能者；他性格怯懦，夸夸其谈，满口高论，但又没有责任心和做实际工作能力；去欧洲留学不仅没有学到本领，反而变得更偏执、怪异。作者对倪吾诚的刻画，没有就事论事地谈论倪吾诚的性格，而是将它放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上定位，展示了他的生存悲剧，同时也显示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的软弱和有限。西化他出国留过学,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熏染。两相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种种积弊,于是,不敢与之决裂的同时采用愤激的态度对此口诛笔伐。他骄傲于自己没有孟官屯与陶男人的“拱肩缩颈麻木不仁呆相”;艳羡洋人处处有爱情;痛恨中国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的恶习,没有平等的思想,“人拉车就像牛马拉车,人就像牛马”;慨叹中国人“骂”的智慧,人对自身肉体的蔑视;痛惜女人不挺胸的虚伪、蒙昧,反对静珍的“守志”,并委婉地劝她改嫁??对于种种恶习,他悲愤痛恨,认为生活中藏污纳垢有许多肮脏的东西,并油然而生改变现状的想法。与对传统文化鞭挞相呼应的,是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仰慕追随的态度。不但他自己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喜欢社交,讲究吃;常进澡堂,认为那里才尊重个性,才有自由;消费场所不吝啬小费;强烈要求儿女喝鱼肝油;他给儿子取名“倪藻”以示追求人格的独立;向往文明,渴望爱情;而且还夸夸其谈、滔滔不绝地向妻儿灌输平等、自由、独立等西方传来的对于当时中国人来说传统身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从小在孟官屯这个封闭落后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倪吾诚,他婚前所受的几乎全是传统文化教育,而父亲的迟钝、老实、窝囊让他直接面对的是强悍的、自尊的母亲的教育。精明的母亲得知儿子无师自通、慷慨陈词反对缠足和其他可虑的消息时,害怕“祖宗家业庙堂宗室的覆亡”,于是听从哥哥的“妙策”,教导儿子抽大烟,直接的后果便是肢体畸形萎缩;且逼且诱给儿子取媳妇,延续血脉、香烟,这种畸形的却充满好意的母爱如“枷锁规范着他”，,“有一种近似先验的边沿和界限的不可逾越性”。倪吾诚不敢和母亲决裂,他不敢反抗母亲的意志,因此,这意味着他不敢和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他的行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不敢把“自由恋爱”这种伤风败俗的观念用语言表达出来;对没有爱情、没有精神交流的妻子静宜,不敢公然提出离婚,即使有一次斗胆提出,聪明的静宜设计让舆论指责他,最后他落荒而一、直而不正的人格取向倪吾诚“不是一个狡猾的诡计多端的人”。尽管时常手头紧,但他宁可受盘剥去当,宁可陪着笑脸忍受屈辱看别人厌恶的脸色去借,甚至厚着脸皮瞪眼耍赖地赊帐,也不愿似乎也不屑去钻研“做事的道理和学问”。“不断地有朋友,有同事来找倪吾诚,商量一点弄钱的法子。”用个什么正经的名义领出一笔款子用出去,每个人可以从中捞到不少实惠把某个东西转转手,只要他点一下头就可获利二百大洋。诸如此类的送上门的油水连静宜听了都跃跃欲试,可他不,与他斗了大半辈子的静宜感慨到‘·这一类的坏心眼儿他是一丝没有’,但凡他能动动歪心眼,“他早发了财了”。这说明倪吾诚不管是清高还是迁腐,还是“有求实利之心却无谋实利之术”,多少还带着点儿传统文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风范。但倪吾诚却算不二、有自信、有理想却流于空谈的人生价值取向倪吾诚对自己的才能还是颇为自信的,他相信自己的“资质还不是很差”,“依他倪吾诚的体魄,他的才气,他的热情,他的喜新求新尚新的进取精神,他的进行抽象思辨的兴趣与天性”,他能够作出一番事业,学术上可以比肩康德、尼采、笛卡儿,政治上能够经天纬地、治国平天下。他热爱生活、向往文明,对猪一样的生活深感痛苦。岁的时候受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大师的启蒙,反对缠足、要求耕者有其田、抨击封建迷信留学欧洲使他大开眼界,“懂得了什么是人应该过的真正的生活’,。他渴望爱情,追求幸福。他不追求单纯感官的享乐与纵欲,而是从茅盾、巴金的小说里学到了爱字,要寻找“真正的爱情’,,当他的爱小说人物处在由社会文化环境的外在地狱与心灵的内在地狱建构的精神牢狱中,一面是旧的文化观念蚕食着人的心灵、欲望,一面是未被消化的新文化观念和旧文化观念的冲突、撕杀和拼搏,使人仿徨、困惑,感醒来无路可走这样,倪吾诚因在精神苦刑中受到最惨烈的折磨而变形得最厉害,以至最后仅存几乎被掏空一切美好东西的躯壳。倪吾诚悲剧形式的内在精神反映了我国特定的时代精神,他没有精神逃路,他的逃路被他所了解的表层的西方文化所堵塞,这种堵塞使他精神更加窒息,更加痛苦,由此成为一位理想是悲剧性的而行为是闹剧式的精神失败的承受者。与魏连受的精神趋向不同,倪吾诚的困境主要不表现在新思想、新主义的实行等方面,他属意的不是包括授课、著述在内的立业问题,他更向往西方先进的生活方式,可惜的是,他被设定、规范在传统与现实的强大力量所掌控的生活轨道上在他看来,这里充斥着安于该静珍是个魔鬼,这是小说的主人公倪吾成对她的评价。这评价虽有个人的感情成分在,但也不失为中肯。静珍一出场就在与扰了她请梦的猫叫的“骂战”中泄露出了她灵魂中那股仇猫和仇人、仇世的阴森森的魔气。她一跳老高,她“呸呸呸呸呸呸”呼了一顿,她想象着她已经抓住了那么一只肚皮滚圆眼放绿光的虎皮猫。那是邓恶和无耻的化身。她的管帚疙瘩每一下都打在这魔鬼的猫的腹部,打得猫遍体淋血⋯⋯在这骇人的想象之后,她又开始了使人震惊的早妆。在早妆的最后一道程序—象征性地涂唇膏完成的一刹那,她的面部肌肤微微抽搐神情突变。周姜氏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影象的无助、悲惨、绝望和残酷。她又哼地冷笑了一声。想算计我么,想让我进你的圈套连环计么,想剥我的皮抽我的筋,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么,你算瞎了你的眼睛⋯⋯于是,她开始了“疯狂的、沉醉的、忘我的和完全非理性的”破口大骂。这便是人称母性的静珍。面对这如此骇人的想象和举止,难怪作者会从心底发出了这样的痛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女性—人类中善良、美丽、纯洁、柔弱的充满诗意的花朵,怎么会幻化为这样一丝干枯、歪斜、锋利、无情、令人望而生畏的荆棘呢”中年静珍的性格有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其他女性：既是封建文化的殉葬品,也残酷地剥夺别人,又是值得同情的自食者令人怜悯而又惊慷。在别人眼里,静珍的人生不完整,她没有丈夫、孩子这两个中国女性传统乃至现今生存观念中最主要的支点,这样的生活仿佛顺流漂浮的船,失去目标所以没有意义,这种境地任何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推而论之,如果与祥林嫂的世界对比,静珍更其不幸,因为她不曾拥有孩子。实际上,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静珍的世界是自足的。她是知传统书达封建礼的有文化的家庭妇女,与五四精神培养的新知识女性有根本的差别,生活在开化年代的北京,静珍过的却是封闭的—几乎被遗的—“地主婆”的日子。她不选择再嫁是顺其自然地遵守封建文化为女性设定的规范,无所谓精神诉求,因不了解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在当时的境况中她选择了传统道德秩序的道路,同时也是她所愿意甚至乐意过的那种生活。就静珍的境况来说,这是不完整中完整的选择。选择是理性的,而理性不能束缚非理性的欲求,当两者不能调禾拍寸,强悍、好斗、仇猫等怪异行为都是宣七巧与静珍有太多的不同,又有太多的相似。曹七巧与姜静珍出身、经历不同,性格、修养各异,却同样被绑上了封建婚姻的祭坛,两个曾经青春美丽的女性在这祭坛上都风化成了没有生命的牺牲。出身背景与早期性格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自小当垆站户,见多识广,说出的话让“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姑娘们臊得没处躲;静珍的父亲则是乡下地主兼“知名度与笑之相仿佛的中医”,静珍会背“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知向谁”,还会背胡适、俞平伯、刘大白、徐志摩的新诗,甚至小楷也写得“一丝不苟、柔中有刚”。但静珍与七巧又有着同样泼辣的性格:七巧“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七巧与静珍都是在青春妙龄开始守寡的,但二人对待“贞洁”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七巧出自生理本能厌恶自己的骨痨丈夫,在丈夫还在世时,“她就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的腿上”。而静珍即便在丈夫死后,对妹夫倪吾诚的“再嫁”建议也“没有接受,没有理睬,没有予以考虑,连私下的刹那的犹豫或波动也没有”。七巧的“红杏出墙”固然有丈夫是骨痨的因素,静珍的“守志”也不排除少华“小脸蛋油红似白”的异性魅力,但也不容忽视内中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曹七巧是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还没有完全奴役她的灵魂,她的身上还残留着原始的野性与生命力。她本能地追求健康的异性、健康的男人的身体,七巧道:“天七巧与骨痨丈夫育有一儿一女———长白、长安;静珍虽膝下无子,却有视为己出的外甥和外甥女———倪藻、倪萍。对待下一代,七巧与静珍也迥然不同曹七巧“三十年来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七巧对待儿女的态度令人不寒而栗:她把儿子当作半个情人,逼杀了儿媳;她扼杀女儿的爱情,摧残女儿的青春。而静珍对外甥、外甥女是慈爱的、可亲的,她“特别喜欢孩子,精心关注着孩子的一切”。在孩子面前,曹七巧如同一个阴骘残忍的女巫,而静珍却像母亲一样慈祥可亲。不同的对孩子的态度折射出了相同的潜意识背景:在寂寞的生命中,静珍和七巧不约而同地都把孩子当作了丈夫的替身。曹七巧对丈夫是既憎又爱的,她憎他的不像人样的身子,她憎他毁灭了自己蓬勃七巧和静珍都是作者笔下变态的女人，只是七巧的变态主要体现为虐他,而静珍更多的是自虐。王蒙以较长的篇幅描写了静珍每日清晨漫长、烦琐的梳妆及独骂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