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导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马克思为未完成的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撰写的，是马克思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性著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概括和发挥了其通过黑格尔法哲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社会目标，清晰地阐明了哲学和无产阶级在实现“人的解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马克思实现“两个转变”的标志1844年以前，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过程。《导言》就是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列宁曾指出，这篇文章和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一起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的完成。（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写作背景19世纪前半叶，德国正在经历从封建专制向工业资本主义过渡这一历史转折时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正在由法国转移到德国。适应当时德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要，在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从1835年起至1844年止，在德国思想界出现了以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原名施密特）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宗教和封建神学开展了批判，特别是费尔巴哈深刻地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把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得出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结论，从而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资产阶级的立场，却停留于此，未能进一步去分析和批判现存的世俗世界，从而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眼界。正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考察法国工人运动所获得的新观点、新见解，写成了《导言》一文，把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推进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将青年黑格尔派憧憬的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目标提升到无产阶级的“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目标，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幅宏伟的远景和蓝图。（二）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标志马克思通过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得出了“市民社会”即物质生活关系决定政治国家的结论，迈出了转向唯物主义的关键一步。这一结论，内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发端。马克思后来回顾说，他当时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已经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在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后，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他在那里考察了法国的工人运动，研究了当时思想界的先进政治思想，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导言》中，马克思用尘世的物质生活说明宗教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把对宗教的批判转变成对尘世的批判；要求用无产阶级的“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目标取代资产阶级的“政2治解放”的目标；阐明革命需要“物质基础”，需要作为社会的“总代表”的革命阶级，革命理论必须和群众实践相结合，人民群众的“要求”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原因”；论证哲学和无产阶级分别是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头脑”和“心脏”；等等。这些新观点、新思想，标志着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完成及其取得的初步成果。（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撰写和发表情况《导言》撰写于1843年10—12月，1844年2月发表于马克思和卢格在法国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法年鉴》上。1850年，《导言》的法译文以节选的形式收入海·艾韦贝克的著作《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87年，《导言》的俄文版在日内瓦出版。1890年12月2—10日，《柏林人民报》重新发表了这篇导言。在我国，《导言》的中文译文最早发表在1935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柳若水译，译名为《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导言》。二、对宗教的批判是对现实世界批判的胚芽在《导言》中，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借鉴并进一步推进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的成果，阐述了关于宗教和宗教批判的一系列新观点。（一）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和麻醉人民的鸦片在《导言》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世界，从“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一关于“人”的新观点出发，从社会根源方面对宗教的本质作了深刻的揭示和阐述。他把宗教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的存在形式——由“市民社会”即社会物质关系决定的国家、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社会本应是“人的世界”，但在现实中却成了“轻视人，使人非人化”的世界，即由私有财产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分裂、对立、对抗的世界，充满压迫和反抗、斗争的世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世界。正是这个“颠倒的世界”产生了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意识”。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这个“颠倒的世界”的“总理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统治阶级把这种“叹息”、“情感”理论化、系统化并巩固起来、传播开来。对统治阶级而言，宗教是为“颠倒的世界”辩护的“总根据”；对劳苦大众而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从对宗教的根源、本质和社会作用的这种新认识出发，马克思指出，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因为，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它撕碎装饰在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使人清楚地看到奴役人的真正的锁链；它使人摆脱幻想，使人作为“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它使人“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而不再围绕宗教这个“虚幻的太阳”旋转。（三）批判宗教的目的是实现人的现实幸福批判宗教，撕碎装饰在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并不等于砸碎锁链；抛弃作为“虚幻幸福的宗教”，并不等于得到现实的幸福。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批判宗教，只是批判和自己3相对立的宗教，它“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笃诚”，它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也不是要给人民带来现实的幸福，也不会给人们带来现实的幸福。马克思强调，“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这是在批判宗教问题上，马克思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根本区别。（四）历史的任务是把对宗教的批判变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对宗教本身的批判，并未能去追溯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世俗基础，更不要说去批判和要求改造这一世俗基础。它至多只是在思想理论的范围之内，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对宗教的批判只不过是对世俗世界批判的前提和准备。因为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不过是“颠倒的世界”即颠倒的现存的国家和社会的反映。类似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把批判宗教，即用关于“人”的宗教取代关于“上帝”的宗教，看作“新人类和新时代的唯一条件”。1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认为，在揭穿“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以后，哲学的迫切任务就是要“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把对宗教的批判转变为“对苦难尘世的批判”。马克思在这里说的“对苦难尘世的批判”，既不是纯粹的哲学理论批判，也不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而是彻底消除“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裂，是“彻底的革命”和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实践。三、对德国现实的合理批判在理论上表现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导言》中，马克思以“普遍的人的解放”为目标，从世界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德国现实进行审视，提出德国人民要获得解放不仅要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作为“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的黑格尔法哲学。（一）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是德国人民反对德国现存制度的需要在《导言》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消灭德国现存制度的必要性。他指出，德国革命如果仅仅“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果也依然是“时序错乱”，既不会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站在时代的前列，也不会像现在的法国那样“处在当代的焦点”。但是，这并不是说不需要同“低于历史水平”的德国现存制度进行斗争。恰恰相反，德国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所以，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的任务“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极力维护君主专制的德国历史法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为德国现存制度辩护，是反动的；“那些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回避德国的现状，到“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中去寻找德国的“自由历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马克思强调，必须“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一定要“消灭这个敌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二）反对德国现状的斗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反对和否定德国的现实，不仅具有民族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世界的意义。这是因为，对德国政治现实即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就是对英法等国家的过去的封建1《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9页。4传统的斗争，而这些国家虽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可是过去的封建传统和社会弊端在这些国家依然存在并具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指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这里的“旧制度”指的是专制制度。马克思认为，“专制制度的唯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现代国家”，即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虽然否定了专制制度，但只是在“天国的生活”的政治领域实行变革，废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权，“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而在“尘世的生活”、人的“最直接的现实”的“市民社会”领域却“没有变革”，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人们在私有财产、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实际差别”，即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对立、对抗、不平等，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这就是“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这些“隐蔽的缺陷”“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马克思指出：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毫无疑问，这是历史的某种重演，但这种历史的重演对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仍然是富有教益的，因为它将证明：尽管“轻视人、使人非人化”的旧制度相信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它必然悲剧性地灭亡。（三）必须把对德国现存制度的批判提升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尽管德国的现实应该受到彻底批判，但是真正彻底的批判并不能仅停留于德国现实的水平，而应该具有世界性的时代高度。在马克思那里，对德国的批判针对的就不应仅是德国现实这一“原本”，而更应是既反映德国现实而又反映英法等国现实的德国哲学这一“副本”。作为“副本”的德国哲学的最典型代表就是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法哲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理论表现。因此，对德国的合理的批判，即从无产阶级立场所应做出的批判，归根结底就归结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四）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反映德国资产阶级要求的德国哲学，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不敢在现实中实现革命，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两个根本的缺陷：一是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归结为人类历史活动之外的“大自然”的“隐蔽计划”2、“宇宙蓝图”3、“天意”4、“理性的狡计”5等等，把资产阶级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归结为纯粹精神的活动、哲学的“批判”，把精神看作唯一积极的因素，二是把广大群众归结为“无定形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