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蔡洪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感谢大家参加第十二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演讲！刚才杨秘书长从“十二五”规划的角度讲到转型的问题，他是官方的意见，我这里谈一点个人的看法，题目叫“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经济转型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关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下面包括三个小问题，第一是为什么要经济转型，第二是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三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什么。一、为什么要实现经济转型首先看两个图，根据能够找到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我分别描绘了各国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和3000美元之后的经济增长趋势，两图的纵轴都是人均GDP，横轴是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长至当前水平所用的年数。可以看到，除了用红点标出的少数国家人均GDP一直在1000美元贫困线上下波动之外，大部分国家人均GDP都能够从1000美元增长至3000美元。图2的横轴是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当前水平所用的年数。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密密麻麻的红点表明大部分国家长期陷入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只有少数国家能够长驱直入，进入发达国家。第三个图描绘了一些典型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在人均3000美元之后进入发达国家的步伐很顺利，而其它一些国家却不很顺利，比如墨西哥、阿尔及利亚和秘鲁。以上三个图说明的意义是什么？第一是人类的经济增长史从来不是直线的、线型的；第二是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能摆脱“贫困陷阱”，但很多国家不能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长期停滞在某一个中等收入水平，比如墨西哥最近30年一直停滞在10000美元左右，阿根廷最近40年一直停滞在8000美元左右，秘鲁最近60年一直停留在5000美元左右，此外还有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以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等。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转型。什么是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世界经济论坛”每年会发布一份“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其中对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第一个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即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效率驱动阶段，即人均GDP从3000美元增长至9000美元，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要素驱动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市场机制基本发挥作用，人们有钱就做点投资、有力量就去工作，提供基本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能被激发出来，只要宏观经济和政权比较稳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就能在这个阶段摆脱“贫困陷阱”，而这些基本条件比较容易满足，所以大部分国家都能够达到中等收入。效率驱动阶段是中国即将进入或者已经进入的阶段，在此阶段不仅仅需要简单地调动要素所有者提供要素的积极性，更需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同时要对要素进行投入以提高要素质量，它的前提是市场机制要比较充分地发挥作用，同时要素配置更有效率。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投资的积极性要调动起来。第三个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创新也很重要，我国现在已经开始做了，但是目前离的还有点远，所以这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二、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包括政府层面上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哪些因素会造成“中等收入陷阱”，各有各的说法，经常被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比如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城市化、工业比重、投资比重、出口比重等，这些都有道理，但是道理却不很清楚，我们需要弄清楚哪些是根源、哪些是表现，哪些是经济增长的因、哪些是经济增长的果、哪些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哪些是可以调整的、哪些是无法调整的。比如，中国储蓄率太高，但看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储蓄率也非常高，但等经济增长率一落下来储蓄率自然就落下来了，所以现在想调也调不下来，而等经济增长放缓后想提高储蓄率也很困难，因此给定当前的经济增长的阶段和环境，这些因素可能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而不是原因。大家现在关心的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有四个因素：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健康积累不足。我就这四个问题做了一些简单的分析，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跟这四个因素做相关性分析。第一，政府规模过大确实会对经济增长起反向的效果，政府规模应该适度，中国近几年的政府规模增长很快，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达到很高水平，而且支出结构也有问题，这些都符合我们的常识。第二，贫富差距过大和经济增长也有负相关关系，而且中国在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上，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贫富差距也确实过大了，基尼系数不断提高。第三，教育水平跟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其实相对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来讲，我们的人均教育水平算是比较好的。第四，以预期寿命作为居民健康的衡量指标来看，国民健康与经济增长也有正相关关系，中国在这方面也已做得比较好。我进一步做了更为细致的一些分析。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2008年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年经济增长超过了8%，那么将来中国为什么不能保持8%的增速？如果以此为目标，20多年后我们人均GDP就会达到1.5万美元，基本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世界经验来看，各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20年会不会进一步增长至1.5万美元？在搜集了各国数据后，我把各国在3000美元时（即中国目前所处阶段）的各种结构和特征都放到回归中，包括前面讲的四个因素：政府规模、收入不平等、教育水平、健康水平，还有进出口比例、投资比例、工业比例、服务业比例、通货膨胀、对外投资等，看这些因素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发现所有这些因素在统计上都不显著，刚才这四种因素单拿出来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把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却都不显著，这说明没有任何一个经常提到的因素能够决定一国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另外，按照回归结果，我把中国当前的特征代进去，可以预测20年之后中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概率有多大。根据计算，这个概率有64%。当然，对这类预测我们不能太乐观、不能太当真，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我们并不知道哪些因素是因、哪些是果，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其实没有一个因素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有显著关系；第二是很多因素是内生的，取决于将来中国怎么做，而非给定当前各种特征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就已经完全确定了，这些因素跟经济增长的道路不是有完全的必然性。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社会流动性概述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简单的分析，告诉我们什么呢？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看起来都很相似，不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幸福的国家看起来很相似，但各自的发展道路都不一样；不幸福的国家确实各有各的不幸，但不可能仅仅通过改变某一个因素就能发展成幸福的国家。既然我们看到的所有结构问题都不是特别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达国家，有的国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我们现在谈到的政府规模、收入分配、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这些都是静态的不平等，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流动性低、社会结构固化才是最可怕的，必然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什么叫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举例而言，我们可以设想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达到很高的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那么这两个社会哪个更有活力？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讲，社会流动性的定义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影响。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流动性的测度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际之间的相关系数衡量，它的取值是-1到1之间；合理的社会流动性意味着代际相关系数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是-1就代表这一代所有的富人，第二代穷人、这一代是穷人、那么下一代就变成富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这样巨大的变化，很多积重难返、长期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主要就是因为长期的战乱和革命，导致了不断的代际之间的变化，所以-1显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正常社会的代际相关系数都是在0和1之间，因为有各种因素影响代际之间的传承，比如基因、自然等，所以应该高于0；但如果代际相关系数趋于1，社会结构就会彻底地固化，父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会直接决定子辈的收入、教育和地位。为何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因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大家知道，进入中等收入以后是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是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否愿意学习、是否愿意得到教育和培训、是否愿意寻找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是最最重要的。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提供机会，如果没有机会人们就没有这样的积极性。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最朴素的道理。理论上，有两位中外著名经济学家对此有所分析。厉以宁老师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书中提到体制的刚性和弹性的问题，一个社会从刚性到弹性变化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就是社会有充分的流动性。在我们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科举制度是个很了不起的发明，它使得普通人愿意去读书，因为无论出身如何，只要通过读书就能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这种弹性机制的设计，保证了社会的流动性。另外，一位国外的经济学家是MIT的阿赛莫格卢（Acemoglu），他近期指出，精英社会能实现短期的繁荣、但不能实现长期的繁荣，这主要因为它是一个低社会流动性的社会，精英阶层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会设置壁垒，导致人才浪费和人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精英阶层之外人群的才能得不到利用，这是静态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之外的人群看不到机会，所以没有必要去努力，这浪费的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它会压制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以上两点是理论上中外知名学者对此的论述。实证上，GDP的增长率跟社会流动性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相关性极有启发意义。拉美国家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流动性低，秘鲁、智利和巴西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超过0.59，父辈受不到好的教育那么子辈也很难接受良好教育。而所有的发达国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相对是比较高的，为0.46，而欧洲一些国家都是0.3左右。一定的代际相关性是必然的，而过高的相关性则是社会扭曲的表现，这些社会扭曲会导致一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引起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容易使社会结构固化呢？这是由于经济从贫困陷阱跳出来之后，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层，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没建立起来，同时政府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做不到公平公正，政策没有前瞻性，这导致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不很到位的政策，使得社会难以建立起流动机制。同时因为我们刚刚成功地从要素驱动阶段走出来，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成功是因为自己了不起，但目前社会对动态的机会平等还没有文化共识，这会使得很过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后，社会慢慢固化，从而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情况怎样？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流动性显然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个阶级打败了另外一个阶级，所以代际之间会有负相关的关系；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仍然是比较高的，早期的各种企业家都来源于各种不同的家庭背景，比如农民企业家等，他们不都是来源于之前的精英阶层。但我们更应该关注近十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趋势，有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