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主义

戴季陶主义年度事件：戴季陶主义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这位开启“联俄容共”之门的革命家，终于没有能够如其所说的那般对“联俄容共”的负面影响“自有处理之法”，反而留下了一个在思想信仰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详见《转型中国·1924》）。为了挽救这种信仰的四分五裂，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的夏天应运而生。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内能够与中共作理论抗衡的学者，唯有戴季陶与叶青二人而已，叶青虽有理论深度，其影响力却远不及戴季陶——正如周恩来当年所说：“右派中最危险的一个家伙就是戴季陶”，这种评价，足以说明戴季陶及其戴季陶主义，对失去了孙中山的国民党，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没有戴季陶主义，国民党就无力与中共在理论领域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这自然也正是戴季陶在1949年中共所拟定的战犯名单中位列第16位的主要原因。也唯如此，在时过境迁许多年之后，有必要重新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眼光去打量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自然，这种重新打量，会进而涉及到另一个对正确解读中国近代史至关重要的问题：国民党究竟代表了谁的利益？戴季陶主义是一种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出炉的背景，是为了和共产国际争夺“三民主义”解释权】戴季陶主义在1925年出炉，其历史背景，是为了与中共争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如上期策划《转型中国·1924》所说，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一个负面效应，是造成了国民党党员对三民主义认知的信仰分裂。尤其是共产国际操控了国民党一大，坚持用苏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三民主义作了全方位的包装之后，孙中山本人为了挽救党内的精神分裂，不得不于1924年8月在广州做系统的三民主义演讲，演讲中明确指出：“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理想的手段上，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是错误的，民生主义的《建国纲领》才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孙中山此前坚持要在国民党一大印发自己的《建国纲领》的原因，当然，因为鲍罗廷对一大的控制，《建国纲领》没有能够出现在一大的会场。孙中山1924年夏天的三民主义系统演讲，给苏俄和共产国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使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但次年春孙中山的去世解除了这种尴尬，此后，对“三民主义”的共产化包装加速推进。作为反击，戴季陶在1925年3月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口号，意即不接受共产国际对“三民主义”的重新包装。稍后，在这年的夏天，戴氏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两本理论著作，再加上其《民生哲学系统表》，三者共同构成了一整套理论体系，即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和孙中山一样，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希望消弭阶级矛盾】由戴季陶，而不是别人，来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乃至中共争夺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并不是一个偶然——戴季陶追随孙中山多年，且与孙氏有相当多的理论交流。和当孙氏在1910年代转而信奉社会主义时，戴季陶也在1919年和另一社会主义信徒沈玄庐在上海合作创办了刊物《星期评论》，这份刊物随之成为1920年代中国宣传社会主义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学者杨奎松曾如此描述孙中山晚年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孙中山是以创建西方共和制度为目标开始其革命生涯的。但他在去了英国之后，思想上……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开始公开表同情于社会主义。其以后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以及三民主义以民生为终极目标的理念，都包含着强烈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的愿望。”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的缘故，和孙中山大略是一致，即“希望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覆辙”。他曾仔细分析俄国的革命缘自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中国的特权阶级：“要学英国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因为一旦特权阶级像俄国那般“专事助长阶级压迫”的话，其结果必然造成那些“为生活安全而起的农工阶级”纷纷揭竿而起，走到阶级斗争的歧路上去：“自从开战到去年停战止，俄国的死伤亡失将近千万。这半年来俄国国内的战乱、饥懂、恐怕比俄德交战当中还要利害，死伤的人更不晓得有几何。这些祸害，我看十九都是人造成的。我们中国特权阶级的人看见这种惨祸，应该要有觉悟了。”（《社会民主化之英国政治》）孙中山曾询问戴氏研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想要直接去指导他们（工人）呢？还是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指导功夫呢？”戴氏的回答选择了后者，其理由是他非常担心底层民众被引到“阶级斗争”的路上去：“（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拿了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知识的兵士和工人里面，……如果因为这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访孙先生的谈话——社会教育应该怎样做》，1919年6月22日）【曾短暂鼓吹“阶级奋斗”，并参与中共的创建】戴季陶信奉社会主义，但不希望国人去走暴力的俄式“阶级革命”道路，而建议去走另一条和平的英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戴氏希望国内的特权阶级和资本家能够有所觉悟，在“阶级斗争”爆发前消弭掉“阶级矛盾”：“我们对于将来，固然看到这些工人一定起来参加社会运动，但是我们很希望现在这些资本家教育家不要忘却‘社会福利’四个字。应该在目前这个时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业。要学英国资本家‘阶级退让’的精神，不要步俄国资本家‘阶级压迫’的后尘，使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工人教育问题》）但呼吁“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的戴季陶，在目睹了现实社会中诸多工人与资方谈判失败、罢工也无效的案例之后，在1920年前后政治立场也曾一度趋向激烈。这一时期，戴季陶不但在《星期评论》上刊载了《共产党宣言》，还亲自全文翻译、连载了考茨基的著作《资本论解说》。文章里之前那种对“特权阶级”的劝告已很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对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的鼓动：“中国的劳动者，倘若要得良好的劳动条件，除了自己的奋斗外，再也没有第二条路。想靠资本家和资本家培养出的政府来保护劳动者，恐怕是一辈子作不到的呢。……就劳动运动的先例来看，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地位，不是由他们阶级的奋斗得来的。”（《中国劳动问题的现状》，1920年2月l日）虽然不愿残酷“阶级斗争”在中国发生，但戴氏也承认，资本、劳动两大阶级的矛盾，在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互助的基础是要站在平等上面的。两个绝对不平等的阶级要他们讲互助，这是一个笑话。而且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不是由马克斯的‘阶级斗争说’而起。不过，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实被马克斯的灵心炯眼认识了，从一切历史的社会关系里面抽象了出来。这更不能倒因为果，说是因为马克斯主张了‘阶级斗争说’，于是资本、劳动两阶级便受这个学说的影响冲突起来。马克斯既不是魔法师，他也没有这么大的本领。”也正因为具备这样一种思想基础，戴季陶在1920年代初的中共建党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瞿秋白在1927年说，“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中肯之论。至于戴季陶在中共创建过程中的地位，李立三在1930年2月的一次党史报告中曾讲到：“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沈玄卢……”，这个论述，是符合史实的。（详细可参见专题《思想的力量·戴季陶》）【戴季陶主义的实质：剔除了“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虽然深度参与了中共的创建（甚至负责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纲》），但戴季陶最终没有加入共产党，而且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成为国民党内最重要的理论家，且在反对国共合作一事上不遗余力。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想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这只能解释戴氏何以不加入共产党，却不能解释戴氏何以会反对国共合作。能够解释这个疑问的，是戴氏在1926年写就的《八觉》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中提到戴氏1922年在宜昌投江自杀，后被当地务农百姓和码头江湖人物所救。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的戴氏，思想就此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件事（投江自杀获救），是我生平一个很大的奇绩，也是我一生一个很大的关键，我所以精神颓败至此，会走道这条路上，这是说明我半生浪漫的历史，不能自治，不能事事种因收果，慎始全终，所以烦恼至极，弄到这种境遇。就此一件，我的半生过去的历史，都可以说明无余了，由这一个奇遇，我们更看清楚中国民族的生机，决不在缙绅先生们当中，实在平和的农民，豪侠的江湖朋友，刻苦的工人里面。中国民族几千年传下来的高尚优美的道德，也是只有在这平民社会里面，才看得出来。我们政教中人，此时不努力做实业教育，培养这些生机，只是争权夺利，斗气私争，真是良心所不容的了。至于一些盲从着几句西洋的共产口号，借来遮盖自己个人性欲食欲的放纵的共产党人，说甚么为无产阶级谋幸福，为世界人类造文明，真是一群野兽。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回想当年我们糊糊涂涂，把中国人的优点，看得太轻，糊乱输入西洋的学说，以为便可以救国救民，不只是太过无识，而且真是十分罪过，西洋的文明，我们应该要努力输入的，是纯正的科学，不是浅薄的哲理，是实业的建设，不是道德的破坏，我们看到的齐杨两位先生的高尚优美，可以了解真正的革命意义了。”（《八觉》）很显然，“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仍然让戴氏耿耿于怀。虽然如陈独秀所说，戴氏“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戴氏也曾撰文竭力呼吁工人们起来做“阶级奋斗”，但自始至终，戴氏都没有直接使用过“阶级斗争”这个词汇。《八觉》中所说的——“这样下去，真要把中国民族仅有的一点保存在平民阶级里面的优美德性，也都破坏干净，造成洪水猛兽的世界”——很显然指得也正是“阶级斗争”。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戴季陶主义的理论实质了。其一，戴季陶希望彻底断绝“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转而将孙中山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统接榫。在《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中，他说：“先生的基本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又说：“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如此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把“阶级斗争”从“三民主义”中剔除出去——“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原故，并不只是在国民革命时代，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这一种病态，即不是各国都一样，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国也不能同。中国的社会，就全国来说，即不是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就不能完全取两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才来革命。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其二，戴季陶希望通过在理论上与共产主义彻底分割，挽救国民党人的信仰，挽救国民党的生存危机——“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无论是何种派别的思想者，一定要有信仰三民主义的觉性和决心，才可以来做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才是真正忠实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戴季陶看来，共产党虽然加入国民党，但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