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

集体行动的逻辑•1.作者简介•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战时短缺经济学》（1963）、《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一份准备中的社会报告》（1969）、《没有增长的社会》（1974）、《健康护理经济学新方法》（1982）、《国家兴衰探源》（1982）和《权力与繁荣》（2000）。•奥尔森最独特之处，在于他一生专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2.理论背景•自本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来，现代经济学中兴盛、发展起来了一门新的分支－－公共选择理论，它研究的是传统经济学不予关心的非市场决策问题。传统经济学之所以不研究这类问题，无非是认为，诸如此类的决策和行动由于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经济学有关行为的传统假定。可现代经济学的拓展和进步恰恰证明了：非市场题并不意味着不能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相反，公共选择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经济人”这个最基本的行为假定，认为除了参与私人经济部门活动的人之外，公共活动的参与者也受制与此，都有使自己行为最大化的倾向，无行为主体的所谓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现在，国外许多学者也用该理论来分析计划经济的形成、演变及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受到我国学术界的热情关注。奥尔森教授撰写的这本《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3.内容简介•第1章对集团和组织行为的某些方面作了逻辑的理论的解释。第2章考察了对不同规模的集团进行分析的含义，并得出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这一结论。第3-6章与其他理论的对话以及对搭便车理论的实证分析.（虽然本书共有六章，但是核心章节只有前两章，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最大的也是这两章。本书后边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前边章节所提出理论的说明、印证及补充）•4.集体行动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任何集体行动带来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质。所谓“公共品”，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人对公共品的提供所产生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某个候选人不会因为你的一票而获选或落选；第二，个人即便不承担成本（搭便车），只要其他人付出成本，他也能够享受收益，比如国防。“公共品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当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不付出成本时，公共品将无法被提供出来。这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被称为“合成谬误”，N人囚徒困境博弈也是这个意思。•《集体行动的逻辑》出版之前，社会科学家往往假设：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奥尔森发现，这个貌似合理的假设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理想为什么常常无法实现？原来，集体行动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受益，包括那些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的成员。例如，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获得加薪，这对所有工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参加罢工的工人却承担了所有风险和成本。这种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导致搭便车的行为。「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车者的祖师爷。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却混进了宫廷乐队。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乐队合奏这个「集体行动」，但他表演时毫不费力的装模作样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国王奖赏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果。•奥尔森因此得出一个极具争议的结论：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但随著集体人数增加，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行为也越难以发现。•奥尔森这一理论后来发展成「多人囚犯两难博弈」(n-personprisoner'sdilemmagames)，成为非合作博弈论的一个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却是人们十分熟悉的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两个和尚抬水喝」是集体行动成功的例子，而「三个和尚没水喝」则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至失败的变化，关键在于集体人数增多。•5.集体行动出现的条件•奥尔森还发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所谓「不对称」即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假如三个和尚中有一个是喝水特别多的「水鬼」，而其他两个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种」，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给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对称」在国际间的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例如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影响很大，因此日本积极出钱设立「亚洲货币基金」。同样，美国认为北约能给美国安全带来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负担高达70％的北约经费。•「选择性激励」的存在是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条件。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许多慈善机构的筹款活动都提供正向激励，例如，购买慈善演出的门票可以观看别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获得嬴取奖品的抽奖机会等，都是搭卖私人物品的行为。三个和尚中的那个小和尚也许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机会偷偷瞧一瞧在河对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与此类似，美国劳联产联领袖组织工会运动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们个人所获得的政治权力和行政资源，与劳资谈判获得的直接利益反而关系不大。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许多国家的工会都将劳资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工会会员范围内，使非会员无法享受工会争取到的加薪和优惠待遇。•6.集体行为与集团大小的关系•他将集团分成三类，分别为大集团，小集团和中等规模的集团。这种区分固然是依照集团人数的众寡，但这绝非意味着彼此间并无实质的区别，这种划分的依据在于“集团中任意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即取决于集团中任意一个人作出的贡献是否对集团中其他个人的负担或收益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这一点，大小集团间便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在一个小集团中，一个成员可以获得总收益中很大的一部分，即使他个人承担全部的成本，比起没有这一物品时他仍能获得更多的好处，这时可以假设集体物品会被提供。在一个集团（指奥尔森所谓的中等大小的集团——笔者注）中，如果一个成员从集体物品获得的利益不足以使他有兴趣独立承担提供这一物品的成本，但对整个集体来说，这一个体仍很重要，他参加或不参加实现集团目标的努力对集团中其他人的成本或利益有显著影响，这时结果就是不确定的。与此相反，在一个大集团中，没有某个个人的贡献会对集团整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或对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的负担或收益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可以肯定地说，除非存在着强制或外界因素引导大集团的成员为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奋斗，不然集体物品就不会被提供。”（P36-37）••既然只有在小集团中才会有有效的集体行动，那么我们关心的是，在一个大集团中，行动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一个可行的方式是，通过小集团采取行动。关于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比如在一个班级中，开展活动要有班委来组织；同样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要由政府来执行。只有将大集团重新分解为小集团，这种行动才可能是有效的。但是，这样我们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即这些小集团为何要为大集团的利益而努力？是否真如某些政府大言不惭地自称的那样，只是“为人民服务”，充当人民的“公仆”？在奥尔森看来，这种行动之所以成为可能很重要的一点是存在着选择性激励，这种激励既可能出自经济上的，也有来自社会承认或是社会压力，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它都具有下述特征：它是个人的非集体物品。同样以政府官员为例，他担任社会公职能为其获得一份稳定的薪水和较高的社会声望，无论是薪水还是声望都是独立的、非集体性的。在奥尔森看来，“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它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不服从的个人受到排斥，合作的个人被邀请参加特权小集团”。•7.个别论证引发的思考•在论证小集团的有效性和凝聚力一节时，他引用并论证“‘我们发现当你期待行动时，委员会应该小一些，而当你希望听取观点时，委员会应该大一些’这一情况显然不只限于银行。众所周知，美国国会和州立法机关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委员会和小组手中的”这使我想到中央党校赵虎吉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目前是“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大问题。”我们经常用这句话来调侃中国民主的不发达，这使值得反思的；但美国以民主最发达著称却也是和我们大同小异的决策机制，而且从奥尔森得逻辑论证看出这种现象确实有利于决策的时效性实现。这启示我们现阶段对决策的监督，更应该注重利益的表达畅通度和决策执行的监督力度.•8.该理论与方法的深刻意义•首先，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不坎南、唐斯等学者相比，奥尔森的“潜在的集团”即发现了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外的无组织的潜在的利益集团的存在及其行为方式，这样的研究无疑扩大了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域。•同时奥尔森发现的潜在利益集团并总结出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助于帮助我们解释日常的经济生活的困惑。如大刀关于消费者行动的难题，消费者为什么不能有效的组织起来抵抗开发商的侵权？小到共住一个厅里的即个小宿舍间面对共同问题的解决，因为大家都是“经纪人”而每个人都想搭别人的便车去分享集体利益。•再者他详细分析了大集团与小集团在实现集团目标时效果的不同，启示人们对于组织大集团时，要充分运动“选择性激励”，这种激励可能是惩罚性的，强制性的，也可能是奖励性，社会性的。这种激励机制的精髓也告诉我们，在选择激励措施时，因人而异，对症小药。•9.对本书搭便车理论的探讨、批评和延伸•（1），对小集团提供集体物品或采取集体行动优势的质疑主要可以有两点质疑。第一个质疑来自“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表明，即使是只有两个人组成的小集团也有可能不采取合作行为，不能提供集体物品。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一书中对此做了回应。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囚徒被警察（额外的特殊环境）隔离开了，因此两个囚徒不能相互沟通。奥尔森进一步指出，小集团可以进行集体行动的逻辑适用于任何相关方能够进行互相沟通并能够达成强制执行协议的情况.第二个质疑来自古老的中国谚语“三个和尚没水吃”，以上谚语表明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小集团无法进行集体行动的情况。其实，奥尔森对此也有回答，并写在后边的注释里边，可能一般不容易被读者注意到。奥尔森指出，小集团中可能存在不成功的讨价还价，从而导致小集团也无法提供集体物品。然而，从长期来看，小集团中的所有成员不大可能永远都犯这样的错误。也许三个和尚暂时没有水喝，可是经过长期的沟通互动、讨价还价之后，三个和尚之间一般来说应该会达成一致的行为协议。•（2）忽略了其他社会机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面对搭便车困境，奥尔森只提出了一点即“选择性激励“作为解决搭便车问题的方案。然而，他忽略了其他机制在形成集体行动中的作用。比如，马威尔和奥利佛指出，在集体行动过程中有一个临界点机制。为此，他们提出了关键群体理论。费尔曼和甘姆森进一步把选择性激励区分为外在选择性激励和内在选择性激励，并认为奥尔森的理论过于强调前者从而忽视了后者。•（3）搭便车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奥尔森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考察对象是主要的经济压力集团组织。而在分析一些以社会、政治、宗教或慈善为目的的游说疏通团体时（非经济性利益团体），并不显得很有说服力。该理论对于理性化程度很低的集团也并非十分有效。结语•每一种理论与观点的提出，背后都有质疑的声音的存在，因为认识的角度不同，集多家之见才可能使理论更完善•杨光斌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不要说人类今天的文明，就是在一些原始部落中，难道个体的行为只有利益计算而无制度和道德约束？难道奥尔森认为今天的政治仍然处于霍布斯描写的国家状态？”这样的质问有一定的道理，告诉我们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