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女性视角下的女性群像

论王安忆女性视角下的女性群像（白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吉林白城137000）摘要：王安忆以她独特的视角不断地创造着一个个女性的命运，她将作品中的主角几乎都交给了女性。从最初始的关注女性个体的心灵到客观地书写人文背景中的女性世界。各色各样的女性被王安忆统领于笔下，在她的悲悯与细腻的讲述中过着自己的俗世生活。关键词：女性视角女性心灵世界世俗生活民间叙事王安忆以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不断地创造着一个个女性的命运，她将作品中的主角几乎都交给了女性，而且主要是在上海的女性（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从上海出走的抑或到上海来的，多多少少似乎都与上海有着那么些联系，就算是不是上海，也是一个与上海有着某种相似因子的城市，如香港）。正如她自己在《上海的女性》一文中提到:“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1]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王安忆的创作中，反反复复出现女人与城市的纠葛，城市成了女人的依托与附体。王安忆用女性独到的视角从最初始的关注女性个体的心灵到客观地书写人文背景中的女性世界。她曾真切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个人影子的女孩儿“雯雯”，她们是王安忆寄托了美好心愿的“心爱的姑娘”[2]。王安忆以其自身的感受和个体的经验，以女性的敏感和细腻的笔触书写着单纯而又热情的少女心灵世界，表达了女性自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一时期的小说没有大“我”，只有小“我”的心灵世界，处处浸渍着作者自身的影子。但是王安忆并没有一直沿袭这种塑造个体心灵的叙事方式，她在创作出了这组小说后苦苦思索着怎么走出她的创作“困境”，走出单纯的“雯雯世界”。访美的“爱荷华写作计划”给了她新的体验，让她有了一次认识世界的机会。第一次出国的王安忆，陌生化的西方的文化冲击着她的心灵，在这多种文化观念的撞击与并置中，王安忆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新的认识。王安忆也从先前的近乎自传式的女性个人的书写转变成叙述一个的多重世界，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生活。回国后，在经过一段写作的停滞期后，《小鲍庄》诞生了，作品中不再有女性个体的心灵写照，而是“上升”到了具有人类关怀的高度。在这部作品中，冷峻的叙事风格凌驾于文本之上。虽然此部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女性，却是一个无关乎性别的孩子。很多评论家认为走出雯雯世界的王安忆改变了先前的叙事方式，反串了男性叙述。她自己也承认:“对我难以抵挡的影响恐怕正来自这么一种超然风格——那不偏不倚的、冷峻而不动情的客观主义描述。”[3]这也正契合了王安忆所采用的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就算是有第一人称但也是第三人称与之交替的叙事介入文本。这种客观的叙事方式实际上隐秘地迎合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即陷入了男权意识形态传统的叙事方式之中。然而“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的问世，似乎又回到了写人的本身，尤其是写女性的本身。她一改惯常的优雅、平和风格，冲出男性的藩篱，将叙事的焦点指向了当时中国文学最敏感的区域甚至可以说是禁区——“性”。女性不再为男权社会的“三从四德”所束缚，而是努力地实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当然，情爱似乎是小说永远无法回避的主题，而中国历来文学中对女性在情爱中的描写都是很注重其精神方面的追求，对女性身体的描述往往被认为是低级趣味，甚至还有可能惯上淫的罪名。如果女性有出格的现象，那么下场一般是很悲惨的，这似乎都成了性爱小说结局的定律。在传统的小说中，女性的身体只能是男性的欲望对象，在这种本能的游戏中，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支配权。而如果真有女性以自己的身体诱惑男性的情节，那也只是表现坏女人的叙事手段。而王安忆笔下“三恋”以及《岗上的世纪》却成了传统的例外，卸下了父权制压迫下形成的心理重负，一反知青文学中女性被强奸，遭受苦难的统一模式。而且王安忆作品中展现的这些女性没有传统意识里的因果报应，而是“真实”地娓娓道来。正如荒林所说，“王安忆的‘三恋’以压缩的形式较早地表现了妇女经验中一向被遮蔽的欲望体验，这同时也是中国特定历史结束后个人欲望的呼唤。王安忆把张洁小说取消欲望的局限给弥补了。两性关系的根子正是植于人性的欲望之中。女性写作不仅不能回避欲望，相反必须深入欲望本体才能达成超越。”[4]王安忆的这些“性爱”小说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虽然在对于王安忆而言是一次创作的冒险，但是从这些作品里，我们的确也看到了更真实、完整的女性。这也表明了当时女性意识的觉醒。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人物有了一个“大我”的世界，她以民间叙事的方式书写了一大批都市弄堂中世俗的女性。这些女性在命运的沉浮中艰难而又从容地生活着，她们积极而又卑微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生于长于弄堂的王琦瑶，拥有出众而又亲切的外表却并未带给她飞出弄堂的宿命；养尊处优的少奶奶欧阳端丽，时代的变迁让这个女人也走进了弄堂，开始了柴米油盐的生活；为了所谓的爱情不断地让自己沉迷堕落的米尼等等。对于有过插队经历的王安忆而言，乡村女性自然也成了作品中重重一笔，《姊妹们》是乡村年轻女性的群像图，而富萍和奶奶是乡村女性进入城市的代表。王安忆认为，“我觉得我写那么多女性，就是因为我觉得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审美性质，可能是男性在社会上活动久了，社会化了。”[5]从早期雯雯系列小说开始，到后来的《长恨歌》《富萍》《我爱比尔》等，王安忆不断地讲述着一个个女性的命运与生活。各色各样的女性被统领于她的笔下，在她的悲悯与细腻的讲述中过着自己的俗世生活。参考文献：[1]王安忆．上海的女性．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86[2]王安忆．雨，沙沙沙·后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237[3]吴亮．《小鲍庄》的形式与涵义——答友人问．文艺研究．1985（6）：81[4]王光明、荒林．两性对话：中国女性文学十五年．文艺争鸣．1997（5）：5[5]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王安忆说．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