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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一种一种一种一种““““认同的二重性认同的二重性认同的二重性认同的二重性””””————————读蓝佩嘉读蓝佩嘉读蓝佩嘉读蓝佩嘉《《《《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田田田田鹏鹏鹏鹏一一一一、、、、引言引言引言引言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台湾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从事家务劳动的群体，他们大多来自印尼、菲律宾和越南，而且均为女性；同时，他们受雇的群体大多为太尉的新富阶层——青壮年的中产阶级，而这些新富阶层的上一代鲜有在家雇用佣人的经验，因此，这些“新富家庭”的经验映现了台湾社会在阶级、族群、性别与代际间关系方面的现代性变迁。为了解这些作为雇主的“新富家庭”和来自东南亚的帮佣之间的互动关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蓝佩嘉带着浓浓的人文关怀，花费数年时间，访谈了超过百位的印菲帮佣和台湾雇主，了解劳雇双方在同一屋檐下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生存策略与认同政治。蓝佩嘉以“跨国灰姑娘”(GlobalCinderella)的比喻来彰显来自东南亚的这群特殊移工群体的处境：她们或为了逃离家乡的贫困与压迫，或为了扩展人生视野以及探索现代世界。而跨国界工作后，却又发现自己坐困雇主家中，被视为“用完就丢”的劳动力，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二二二二、、、、全书简介全书简介全书简介全书简介本书的第一章探讨了台湾、印尼、菲律宾三地之间迁移连接是通过怎样的政策脉络与组织机制而建立起来的；同时，作者蓝佩嘉指出，亚洲移工的跨国移动又是如何受到契约束缚、债务重担、地域规范等层层中介与束缚。作者最后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在一个有国界的全球市场中，国家政策对中介业者及雇主的日常实作有很大的影响，即对于移工的劳动控制，是由国家、中介、雇主共同编织起来的管控网，结果便是强化了移工受害及被剥削的恶性循环。1本书的第二章检视了大众媒体与人力中介如何将移工“种族化”(racialization)。通过广告论述与招工策略，移工中介以差异化的刻板印象来呈现1蓝佩嘉著《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北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8月，第76页。印籍与菲籍女性，也分派给她们阶层化的工作内容与劳动条件。作者指出，通过这种“阶层化的他者化”(stratifiedotherization)的过程，大众媒体和移工中介组织成功地将来自不同国家（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的“跨国灰姑娘”塑造成不同的“阶层化的他者”(stratifiedothers)，即聪明刁钻的菲佣和单纯温顺的印佣。作者蓝佩嘉最终指出，中介对移工的行销策略与招募训练，也在建构“外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中介不是单纯、随机地招募劳动力，而是积极地打造、有组织地规训符合市场需求的劳动力主体。2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作者蓝佩嘉集中探究了移工家务服务供给面与需求面，检视位居阶级光谱两端的女性，即女性移工和女主人如何分别协商双方之间的界限。具体而言，在第三章中，作者集中论述了台湾女雇主在招聘市场代理者来处理家务、照顾孩子和老人的同时，如何捍卫自身道德化的妻子与母亲的形象；而在第四章中，则集中论述了女性移工在跨越国族疆界与性别界限之际，如何转化母职与婚姻的意义与实作。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深入考察了家务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与认同政治。在第五章中作者论述了在家庭生活及城市生活空间中，排外与融入的地理策略如何运作；作者认为，虽然移工在工作上备受监视，但她们仍可以透过手机这一特殊的交流方式来增加个人与我群的联系。第六章中，作者透过类型学的分析，考察雇主与移工如何发展不同的策略来协商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并重构公、私领域间的界线。在结论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个挑战常识性的论点，即认为社会偏见纯然肇因于陌生以及缺乏接触。作者认为，国际迁移促成了不同国族群体间更加频繁的接触和互动，当代社会或许对外来人群与文化越来越习以为常，但这不表示多元文化地球村的幸福结局便指日可待，或是社会偏见及歧视就此消失殆尽。相反，跨越社会界线而来的接触经常引发焦虑与不确定感，因而趋动人们想要重申秀异及区隔异己。家务移工与台湾雇主之间的相遇，宛如显微镜下的切片，彰显了地球村中的权力关系与认同政治。3针对女性移工面对的结构性困境和认同危机，作者蓝佩嘉给出了自己的行动策略建议，即首先要挑战公、私的二元区分，鼓吹照顾的公共化，意即照顾应被视为是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种充分实现公民身份2同上，第117页。3同上，第308页。的必要元素；其次要促进家务工作与照顾工作的正式化与专业化；最后要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作者认为针对外籍移工的人权侵犯，不能单纯归因于个人原因，即个别雇主的不仁不义，而是政策体制导致的结构性压迫。4三三三三、、、、漂泊与漂泊与漂泊与漂泊与寻根寻根寻根寻根：：：：由由由由““““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跨国灰姑娘””””引发的思考引发的思考引发的思考引发的思考“跨国灰姑娘”虽然是台湾学者蓝佩嘉用来形容出现在台湾的一群特殊女性移工群体，但在中国大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同样也出现了一群类似的群体——“农民工”(ruralmigrantworkers)。笔者认为，两者在认同特征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即多存在一种认同危机。具体而言，“跨国灰姑娘”要经受“前台”和“后台”之间角色转化的痛苦，即要来回穿梭与王子身边美丽的公主和最不起眼的仆人之间；同样对与农民工而言，在中国特殊的转型期模式下，即不对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民工同样需要在农民和工人两种身份之间周期性地穿梭着，难怪有学者用“候鸟式”的迁徙来形容这种身份的转换过程。其次，对“跨国灰姑娘”而言，“家”可以变成一个没有任何亲情和私密性的工作地点，造成“家”作为一种工作地点的工具性角色抽离；同样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经济上接受和社会上排斥”，他们往往对其工作的城市没有认同感，只是将其视为工作场所，而非生活空间。最后，在身份建构过程中，“跨国灰姑娘”和农民工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而言，“跨国灰姑娘”是在“阶层化的他者化”过程后被成功建构为台湾本土社会的“他者”，即“外劳”；同样农民工也有一个隐形的“阶层化的他者化”过程，这其中的建构者包括市民、媒体、学者等等各种利益相关主体，它们的不同利益需求驱使着他们去建构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对象——农民工。迁移不是一个身体一动、社会位置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认同重新塑造、展开多重自我版图的过程。5从上述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跨国灰姑娘”和农民工作为两种社会转型时期特殊群体，两者在身份认同危机、工作场所和生活地点的断裂以及被建构的过程等方面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正如本书作者蓝佩嘉所说的，偏见不会因为距离的靠近和互动的增加就轻易地消除。那又该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式的现象呢？郭星华在其著作《漂泊与寻根：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中给出了关于流4同上，第317—322页。5同上，第308页。动人口社会认同的全景图式。笔者认为，郭星华的社会认同解释模型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结尾部分提出的认同困境，即偏见不会因为距离的靠近和互动的增加就轻易地消除。郭星华的研究结论认为，第一，社会认同在现实中不是同质线性和但一纬度的，对同一个体而言，很少存在绝对的认同和绝对的不认同。相反，社会认同在现实中多数情况下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是矛盾的和背离的，并且这种相互矛盾和背离的社会认同又有可能在同一个体身上存在，由此形成郭星华所谓的“认同的二重性”。郭认为，正是由于农民工内在的“认同的二重性”才使得他们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内在固有的张力，在实际生活中则表现为认同的困境、失调以及威胁，从而影响了其城市生活的适应与融入。同样，对于在台湾的“跨国灰姑娘”而言，她们同样存在着诸多“认同的二重性”，导致各种认同危机和困境，从而影响到了她们对台湾本土的适应与融入。其次，郭星华认为，“认同的二重性”的产生是主体建构与社会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的主体建构就集中体现为类似斯科特所谓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困境、保护自己及提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消解其“认同的二重性”带来的各种困境，达到一种认同解构与重构的目的。6我们可以看到，在蓝佩嘉的笔下，身处台湾的“跨国灰姑娘”也有着一套自身的生存策略，比如她们会利用自己的英语优势藉此提高在雇主家的地位，也会通过手机这种特殊的社会交往媒介将深陷在狭小的工作地点与外部广阔的美好世界相联系，以排解自己的空虚和寂寞；同样她们在周末也会有各种特殊的休闲娱乐方式，形成独特的社会认同策略。总而言之，蓝佩嘉笔下的“跨国灰姑娘”在解构台湾本土社会“阶层化的他者化”过程的同时，也在持续不断地建构着自身的社会认同策略，她们总是在两者之间小心翼翼地达成某种“认同二重性”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动态的认同平衡不会因为互动距离的拉近和互动频率的增加而被打破。6郭星华等著《漂泊与认同：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导言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