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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灰姑娘》读书笔记亚太研究院李俊12351015蓝佩嘉的《跨国灰姑娘》介绍了亚洲移工的跨国移动，分析了移工的“种族化”过程并通过对女佣和女主人各方面的对比界定了她们的界限。另外她还探讨了家务移工的日常人际活动以及认同政治，最后她还对亚洲跨国移工提供了政策建议。为什么以《跨国灰姑娘》作为书名？作者以“灰姑娘”比喻跨国移工在迁徙旅程中的复杂和两难：“他们与雇主的关系在地理上亲密但在地位上疏离；她们的迁移之旅即使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压迫。”背景1、思想基础我认为，出现家务移工的思想基础是一种关于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社会观念：世界上，尤其是亚洲，由于经历长时间的父权社会，父权主义仍广泛存在于社会中，女性往往被理所当然的视为家务劳动的承担者（“养家”则是男子的职责）。2、体系制度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地。亚洲迁移体系的特点包括：一是政府直接介入促进国际迁移；二是商业化；三是地主国的严苛规范。而在今天，亚洲的客工制度仍是跨国招募劳工的一种常见模式。跨国灰姑娘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这个经济的大环境。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整合、劳动力的跨国迁移，使处于上层阶级或者有种族优势的女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到今天台湾的女人）有条件与机会通过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处于相对落后国家（菲律宾、印尼等）的女人的劳务以减轻自己的家务负担。第二，输出国经济相对落后，就业机会紧张，如“印尼和菲律宾当地皆面临工作机会短缺以及失业率过高的问题。”所以可通过对外输出劳动力来缓轻国内的就业压力，另外，外佣寄回国内的外汇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第三，输入国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中说，“随着台湾女性在近几十年来劳动参与的提高，双薪家庭已经成为主要的家庭形态。”为了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消除分工的性别差异不愿继续留在家中终日进行无偿而长期的家务劳动，越来越多职业女性出现了，同时她们无暇顾及家中事务，为了不背负“坏女人”的名声，他们需要购买家庭劳务，代替她们照看小孩、服侍公婆，“通过家务外包来跟父权讨价还价”，而此时台湾的家务部门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许多外佣藉此机会进入台湾市场。第四，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可能存在“外劳外交”，例如台湾将马来西亚纳入移工来源地是一种外交策略与结盟，象征性的确立了台湾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合作关系。第五，对外佣来说，经济是最大的诱因，到外国做家庭帮佣不仅可以实现就业，而且可以获得远高于国内的经济收益。另外，她们在家乡没有生活目标以及选择权力，促使她们到外国工作，摆脱繁琐而低级的家务劳动，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当然这里指的是国内的社会地位）。最后一点是殖民文化的影响，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文化以及在当地实行的殖民教育，使菲律宾的青年对出国寻找美好的新生活充满了向往与憧憬。此外，全球化大众媒体的发展与殖民历史共同建构了一种对“理想生活”的文化幻想，因此对女性移工来说，“迁移不只意谓收入的提高，更成为一种对全球现代性的朝圣旅程”。在此书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章中的一节“从外籍女佣变成外籍新娘”，此节介绍了国际移民的方式之一——跨国婚恋。外佣跨国婚恋的出现和发展原因1、现代科技尤其是手机和网络的发展促进跨国婚恋的出现。2、殖民历史、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塑造了菲律宾人的爱情观。3、在菲律宾的社会传统看来，婚姻是女性追求社会流动的工具，跨国婚姻可以看做是一种“上嫁婚姻”。4、家务工作女性化的逻辑，使外佣成为“无酬照顾者”的理想人选，她们也因此在跨国婚恋中取得了优势。5、海外工作增加了女性移工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此外她们回国后也难以适应家乡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条件，于是她们想通过合法移民移居到雇主国，而捷径就是与当地外国人结婚。外佣在跨国婚恋中面临的选择外佣在这种跨国婚恋的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两次选择，首先她们要选择是否要到外国工作。一方面，到外国工作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薪酬，但同时她们无法照顾留在国内的孩子，无法履行母职工作，必然会受到国内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她们又不甘心留在国内进行无酬的家务劳动（而不是家务工作，因为在自己家里做家务是一种无偿的“爱的奉献”），她们在国内也将失去经济独立与个人自由。她们到外国家庭进行家务工作后，要考虑是否与当地男子进行跨国婚恋。一方面，移工到国外工作的原因之一在于她们有机会与当地人结婚，从而由女佣跃升为“女主人”，取得了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她们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但同时，婚姻将迫使她们放弃薪酬而进行无酬且全年无休的“爱的劳动”，所以她们必须从非物质利益（社会地位的提高）与薪酬中做出选择。在书的最后部分，作者针对“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提出了政策建议。为什么台湾的女人需要通过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家务劳动，而不是由家中的男人或者其他人来进行家务劳动？为什么菲律宾外佣即使要忍受雇主国异样的目光也要到国外工作？因为她们到陷入了“再生产劳动私有化”的困境。再生产劳动指的是家庭中的照顾工作，私有化指的是亲人提供的劳动是无酬的，这导致假如你是女主人，不管来自台湾还是菲律宾，都得理所当然完成家务劳动，所以有经济能力的台湾女主人购买家务劳动，追求经济收入的菲律宾女性到国外工作。对此作者提出自己的建议，包括鼓吹照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家务与照顾工作的正式化与专业化以及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目前移工在雇主国的人身权利经常受到侵害）。我认为解决移工问题的方法在于消除社会的各种不平等，包括性别。国别、阶级的不平等，消除男女分工的界限、女主人与女佣的界限以及社会歧视，而这些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那个界限并不是我们讲的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而是社会的界限，社会分派给我们的资源、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很善良就可以跨越它。我们要改变这个界限，要挑战这个界限，最终还是社会的行动问题。”——蓝佩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