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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内容摘要：文章主要就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进行简单阐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礼与法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几乎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一、儒的含义及其法律思想“儒”原来是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儒家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两个阶段的儒家思想有所继承，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们都是以“礼”为核心，主张等级制度；强调德治的作用，注重统治者个人的德行。但二者又是有所区别的，也正是这些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旧儒学的命运。以孔子为代表的旧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用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周礼来统治天下，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自然是不被统治者所重视的。然而这种不被重视的局面到了西汉尤其是汉武帝以后就大不相同了。董仲舒，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集各家之所长。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学说。充分契合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需要，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这种改变使得儒家思想得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儒家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为国以礼的礼治论、为政以德的德治论、为正在人的人治论。但事实证明无论是以上哪一种理论都不能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所以大多数时候儒家讲“求德刑并举”。二、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三、中国传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一）引礼入法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引礼入法”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其间经历了上千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二）礼法融合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到曹魏后期，人们己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己被人并提。（三）礼法合一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于礼以为出入”是成熟的唐律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的特点，也就是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作为唐律的思想基础。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综上所述，我国封建法律发展史儒家化的表现主要在：上法律伦理化、伦理法律化。我国的礼与律的融合程度经一步加深，以伦理法为主的中华法系得到了深远的发展。尤其在以儒家忠孝仁义的思想指导下，皇权表现得至高无上，并不断的得到强化；父权在家族中也更是小范围内的“皇权”。这样的以封建家庭伦理构建起来的法律体系，其优点莫过于社会秩序井然，但同时也发生了一些悲剧。四、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和本质特征（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根源中国法律儒家化之所宜有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宜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各学派对于如何治国、采取什么样的思想治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儒家思想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墨家的思想一“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他们还要求“赏当贤、罚当报，不杀无辜，不失有罪”。道家的《老子》坚持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庄子》则更宣扬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这诸子百家唯有坚持以法为本，奉法令为岩性准则、严明赏罚的法家以“法、势、术”结合，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帝国。但遗憾的是，发家的严刑峻法难以长久地、合理地维持帝国的正常运转。有了长期的历史实践，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之子百家的学说，我们很难找出可以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每一种学说都难以始终维持封建帝国的长治久安。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难以单独依靠先秦的儒家思想。如史家所言，汉武帝乃至中国历代许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可称为“外儒内法”。所谓中国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一达成二者的统一：从思想根源上将“宇宙观与现实政治混为一谈”。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将二者进行融合,也就导致法律在形式上很难不受礼的不成文、不完全规范性的影响。（2）所谓的重刑轻民的特点如前所述,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管是上到皇帝、大臣、百官,还是下到普通的民众,都严格遵守着封建的礼教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违反礼的行为为法律所严格的禁止,导致很多本应属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最后也落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内,因此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尚书•康诰》)的说法,最终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3）法律与道德礼教界限模糊儒家将法引入政治学说中,并未将法与礼完全并列或对立,更未将法律规范置于道德规范之前,而是以法作为礼的补充,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分清哪是道德礼教,哪是法律规范,更多的时候,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便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法律与道德礼教的界限非常模糊。五、儒家制度化的基本形态儒家的制度化有着多种向度，在这里我将之分为两个层次，即儒家本身的制度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儒家化。诸如儒家作品的经典化，孔子的圣人化和传播的制度化等属于儒家本身的制度化，而政治法律的儒家化则是儒家制度化的向社会领域的延伸。第一，儒家文本的经学化儒家文本的经学化意味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对于社会秩序的理念被确立为正统的为官方所承认的信仰系统。儒家文本的经学化是儒家制度化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因为“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所以说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科举制度、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的教育制度和法律的儒家化，都是实现儒家价值的制度性构成，它导致了儒家的话语霸权和儒生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第二，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圣人化和祭孔仪式的国家化孔子在先秦就已经是一个颇具神性的人物，孔子的神性特征被汉代所盛行的谶纬之风所扩展，这或许是儒家为了确立其独尊地位而必经的一个阶段。汉儒吸收阴阳家和方士的知识，利用谶纬将孔子神化客观上是为了确立其对于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解释权，这样可以有效地确立儒家的合法性。但儒家就其本性上是“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愿意牵涉更多的形而上和与现实的政治生活秩序无关的方面，即使是祭神也只是为了树立某种敬畏，亦即所谓的“神道设教”，因此孔子的神性的塑造并没有走得很远，在东汉末年谶纬之风消退之后，对于孔子的尊崇一般也都是限于“人”、“师”而非“神”。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随着儒学的制度化，作为儒家学说创始人的孔子的地位也就不仅仅是先秦诸子之一，而是作为整个制度合法性的代言人。而对于孔子的纪念亦由弟子的自发活动升格为国家的仪式。特别是南齐武帝和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89年各自在自己的统治中心设立孔庙，无意中使孔庙由阙里走向全国各地。到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下诏在州县都设立孔庙，使得教育制度和儒家的传播建立了明确的联系，也就是说通过孔庙和学校的联系，便开始了儒家教育的官学化的普及。因为汉代的博士员毕竟是小范围的，而庙学和从隋唐开始的科举，一方面有制度性的安排使士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学，同时又悬于利禄鼓励这种倾向。权力和知识彻底结盟，孔庙的功能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在孔庙的祭祀系统中，还有历代儒生从祀孔庙的制度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从理论上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