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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明朝之所以没能好好的治理，是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开始的。2.“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天子认为正确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天子认为错误的不一定是错误的，即便天子也不能把自己的是非作为判断标准，而应当在学校公议事情的是非。对于学校功能、作用的看法，是黄宗羲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明夷待访录·学校》，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把学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得十分清楚了。学校不仅是养士的地方，还要让“治天下之具”都出于学校。天下的大是大非，不是天子说了算，而是公之于学校。两者的意见相冲突时，以学校的意见为准。3.“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东汉的时候，全国有大学生三万人。他们议论国事既尖锐又深刻，不替既得利益集团开脱。当时的高干们都很怕被他们议论。宋代的时候，大学生们跪在国务院门前，击鼓请愿，要求正直的李纲同志出来主持工作。4.“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太学祭酒，即国家最高学府的校长，由货真价实、数一数二的学者而不是靠抄袭论文评上教授职称的“学术混混”担任，其地位和宰相同等，每月初一，他都要给包括皇帝在内的中央领导举办一场专题讲座，同时对政府的失误提出批评，切实履行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的职责。 需要说明的是，赋予学校一定的政治功能，不等于学校“政治化”，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粗略地说，学校“政治化”有两种情形：一是荒废学业，天天搞运动，学校沦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和工具。其二，运动是不搞了，但没有学术自由，一切按“最高指示”办，用黄宗羲的话来说，就是“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丧失了对权力说不的勇气，学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婢女。5.“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目的是将中央的财权和军权分派于地方，用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减少中央集权之弊。6.“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我们出来做官，是为天下百姓服务，而不是为君主一人服务；是为万民苍生工作，不是为一姓一朝工作。7.“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有的人说：“臣子难道不应该与人子一样吗？”“不是的8.“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治理天下，就像牵拉大木头一样，前面的人出力喊“耶”，后面的人就要跟着出力喊“许”，君主和臣子，就是一起拉木头的人啊！如果手不拉紧绳索，脚不踏稳地面，在前面带路的人（指君主）只是在嬉戏，而在后面跟随的人（指臣子）还认为是对的，那么就会荒废了牵拉木头的工作。9.“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如果出仕成为了君王的臣子的人，却不能以天下大道为行事准则，那么也不过是君主的仆妾罢了；但如果是能够以天下大道为行事准则，那就可以算是君王的帝师挚友了。10“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其实天下的安定混乱，关键不是在于皇室一姓的兴亡，而是在于千万百姓的忧患安乐。11.“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所谓“天下之法”，是为天下人民谋利防乱的公平之法，而“一家之法”，则是专为帝王一家谋私利的专制之法。黄宗羲所谓“藏天下于天下者”，一方面包含着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治理天下之法为万民之公法的思想。由于立法是为天下之人而不是为君王自己，法并不是君王拿来对付老百姓的，而是协调百姓之间的关系，共求大利，所以不须将法律弄得十分细密严苛，只需简约明了即可。这一法治环境就显得十分宽松和谐，因为它不是建立在君民对立的基础上，而是体现了两者根本利益的一致。12.“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三代以下之法，一言以蔽之，是一个私字，是为帝王一家立法。法是君王拿来维护自己一家的利益、对付臣下和百姓的工具，因此，越是细密严苛，对君王就越有利。但这一做法只是君王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这个一家之法是建立在君民对立、为君王一家牟利、损害百姓和天下之大利的基础上，其法越是细密严苛，这种对立状况就越是剧烈，所以黄宗羲说，天下之乱就生于这一非法之法中。一家之法乃非法之法、是乱世之源的说法，是对传统法家思想的彻底摒弃。13．“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考“治人”“治法”之说，倡自荀子。《荀子》书称：“有治人无治法。”②论者以为，荀子的这一论断与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恰好构成反命题，二人的观点是对立的。事实上并非如此。 何谓“治法”？何谓“治人”？荀子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③又说：“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④可见，“治法”，即“良法”。具体所指，便是荀子、黄宗羲所津津乐道的“先王之法”、“三代之法”、“天下之法”。“治人”，即“君子”，或者说，指有德有能有位的人，亦即黄宗羲所说的“能治之人”。⑤ 荀子之世，去古不远。他总结三代至战国的历史经验，认为三代有圣人创制之“治法”，又有“治人”来实施这种“治法”，故而天下大治。战国之世，天下大乱，问题不在于没有“治法”，而在于缺少“治人”。所以，他说：“三代虽亡，治法犹存。”⑥因而，致治之方，不是“急得其势”，重新立法，而应急得其人，充分发挥像他那样的“大儒”、“治人”的作用，切实贯彻执行三代之“治法”。 黄宗羲意识到，他生活的时代与荀子之世已完全不同：“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⑦他的结论是：“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⑧这里的“无法”指无“治法”，或曰无“先王之法”、“天下之法”，有的只是专制君主的“一家之法”，这是一种“非法之法”。他指出，在“非法之法”的桎梏下，即便有“能治人之人”，也难以有所作为。因此，黄宗羲疾呼，当务之急是恢复先王之“治法”。 荀子在“治法犹存”的时代重视“治人”，黄宗羲在“治法”“荡然无具”的情况下强调恢复“治法”。这两位相隔1800年左右的思想家从思路到结论都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和发展的。 首先，他们在治国先应有“治法”这一点上相同，只是荀子认为，三代“治法”在他的时代原本就存在着，黄宗羲则看到他的时代全无“治法”，须先一一恢复之。 其次，他们关于“治法”的价值标准是一致的，都推崇三代“先王之法”。 最后，他们还都认为，“治法”须得“治人”才能发挥作用。黄宗羲说，有了“治法”之后，“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⑨“其人是也”的“人”，指“治人”。有了“治人”，“治法”才“可以无不行之意”，达到良好的实施状态。荀子也曾说，“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⑩两人说的是一样的意思。 梨洲所抨击的不是倡言“有治人无治法”论的荀子，而是死抱着1800年前的“有治人无治法”这句话不放的与他同时代的“即论者”。用时下的话语来说，这“即论者”就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思想僵化者。其《明夷待访录》之旨，正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荀子的“治法”与“治人”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提出该设想的原因：封建社会里，充斥着崇拜上帝和皇帝的迷信，维系宗法、强行族权、重视血缘的偏私，讲出身、凭门第、定尊卑的特权君权是罪恶之源，是祸乱之本。君主自私自利，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产，无情的剥削，压榨民众。黄宗羲认为君主应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不为自己谋私利的恢复宰相，以分君权贤明的宰相，倘若天子之子不贤，尚能以之补救。明太祖废除在想的制度是腐败的开始，宦官控制了入阁大臣，入阁大臣无法起到宰相的作用，宦官攫取了宰相的实权，导致了朝廷黑暗。所以，只有加重相权，才能避免朝廷的黑暗，是国家更加的安定。学校议政，以限君权学校不仅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应当是表达民意、议论朝政、帮助天子治理天下的机构。应当继承东汉、北宋时期太学生议论和干预国事的传统，提高学校的政治地位。君主应定期亲临太学，体察民情、听从劝谏地方分治，以治集权分封制不利于中央政教通达与地方；郡县制易造成天下征伐不息倘若在边境重地设立地方分镇，可以克服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弊病，对内可以促进发展，对外足以抵御防患，而且有利于防止君权的过度膨胀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加强地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君臣共治，以弱君权天下之大，非君子一人所能治理君臣应当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黄宗羲反对将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反对君主独断专行，强调君与臣应当相互协作，共同向天下人负责。大臣不可以只向君主个人效忠.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思想本质共同点包括：1.经世致用思想: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问题.针对明代八股取士,读书人只知诵读程朱注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情况,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应关乎国计民生,致力于社会变革.主张工商皆本.明末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工商业地位日渐突出,明末进步思想家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影响:经世致用思潮影响深远.其实事求是,博学考据的治学方法开清代考证学术之风气,而立足现实,学以致用的观念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2.君主批判思想:君主的横征暴敛和专断加剧了王朝的危机,他们逐渐认识到君主专制制度是诸多弊病的根源,从而无情地揭露专制帝王的罪恶.提出种种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其中最主要的观念是倡导言论自由,建立自下而上的监督机构,以保证各级政权机关清正廉洁,决策正确和国家社会安定.影响:以顾,黄,王为代表的君主批判意识是在明清之际政治经济天崩地裂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他们的思想在其后数百年间仍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给后世民众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