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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与经济学的发展Abstract:Fromtheviewpointofmethodology,thepaperdiscussthechanginglawofmoderneconomics,arguethateconomicschangedwiththerevisionoftheassumption,therevisionstrengthenorenlargeorchangethefoundationofeconomics,thusenlargetheresearchscopeofeconomics.Atlastthepapermakesaforecastofeconomicsdevelopmentdirectionandprovidesmethodologyguidancefortheoryinnovation.KeyWords:Economyman;Revision;Economicslatestdevelopment；Methodology摘要：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现代经济学演变所遵循的规律，认为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主流经济学随着经济人假设的修正而演变，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夯实、扩充或改变主流经济学赖以成立的基础，从而扩大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或产生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据此，文章最后预测今后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为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关键词：经济人假设；修正；经济学新发展；方法论经济学研究总是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前提假设，基本的前提假设是与基本方法论密切联系的，是经济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前提和理论逻辑分析展开的逻辑起点。学派林立的现代经济学已经基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是构筑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石。一经典经济人的内涵“经济人”一词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率先提出并引进经济学的，但人们总是将经济人假设的创立与亚当·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他在《国富论》中把人本性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作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斯密之后，约翰·穆勒依据西尼尔所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对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经济动机——财富最大化动机，奠定了经济人假设的第一块基石——自利原则，并提炼出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内涵：经济人就是会计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则承接了边沁关于“幸福与痛苦”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同时引进了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确立了经济人假设的第二块基石——极大化原则，并将经济人假设归纳为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值问题。此后，经过萨谬尔森、弗里德曼等人的修缮，在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标准理解是:在理想的情况下，人们具有完全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能比其他行为更好地满足其偏好的行为。其中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是核心。简而言之，经济人就是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者，对自利最大化的任何偏离都是非理性的。二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作为古老的经济学概念，经济人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离开过争论的旋涡，[①]众多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一系列的证伪或批判。除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批判外,这些争论导致了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的内涵和外延的扩大和修缮，充实了理性经济人的内容，夯实和扩充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使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1．经济人的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针对经典经济人的完全利己主义，20世纪20年代起，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人性假设，提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不仅仅要追求经济利益，而明确地包括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人使之最大化的效用涵盖个人所能追求的任何目标。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为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更高层次的需要，人类的最终利己目的则可以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西蒙指出，“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这些努力力图使“经济人”这种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实的人”。2．经济人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莱宾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论，认为个人的努力或行为不是一个常量，而是与压力有关。通常的情况是：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的不足，人们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让决策同时也依赖于习俗、惯例和道德规范方面，因而经济人并不总是努力追求极大化。3．不完全信息和正交易费用条件下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传统“经济人”提出的完全理性假设包括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须具备完全信息和完全计算能力等内容。这就是说，经济人具有追求最大化的意图，也具有追求最大化的能力。然而日常的观察和精心设计的实验表明，现实生活中人的经济行为与完全理性的人的假设是有差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针对此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从而为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微观经济行为研究开辟了一片崭新的领域。由于存在有限理性，即有限的信息能力和计算能力，加上偏好的不确定性，经济人在进行决策时很可能无法使用或放弃最大化的决策方式，而采用类似于大拇指原则的一些简单的决策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并非最优解。即便是经济人可以追求最大化的结果，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局部最优。其实，有限理性说只是修正了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修正最大化行为本身。在经典的经济人假设中，没有考虑交易费用，既然经济人是理性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完全的信息，从而能够洞察一切，又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自然能够寻到最优方案。然而，现实世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于是在经典经济人看来是最优的选择，在有限理性的人看来则得不偿失。实际上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两大体系：一个体系中未包括交易费用，另一个体系则将其包括在内。于是前者看来是最优的方案，后者看来则是得不偿失；相反后者看来是最优的方案，前者看来则是满意的或是次优的。使经济人置身于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从决策的过程来看，经济人仍然追求最大化的，只是这个最大化是在约束条件下的净收益最大化。因此，有限理性说不是修正最大化的本身。4．经济人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一个假定,即每一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也就不重要了。为此，制度经济学对经典经济人作了两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承袭人的有限理性假定，二是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假定，即经济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私利的行为倾向。威廉姆森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也就是说，经济人都自利，不但自利，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其动机强烈而复杂。人的这种行为倾向是人类社会多种制度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显然，机会主义的倾向的假设实际上是对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的补充，使其更加接近现实。5．经济人的理性受所在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代表诺斯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意义的理性经济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6．经济人的理性受他人行为的制约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忽略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对人的选择的影响。具体地说，人的行为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他人，同时也必然会受到其他人行为的影响。其他人行为策略的变化，无疑会影响其实现最大化的方式，进而改变效用最大化值，加大或减小实现最大化的难度。因而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决不可能不受外界的影响。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行为相互依赖程度加大，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不同利益主体的决策的相关程度更加明显。这样，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对自己行为的选择必须以他对局中人将如何反应的判断为基础。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行为的相关性，每个人的收益和效用不仅同他自己的行为和付出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他人，从而表现出来相关理性。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单位经济活动空间中的利益主体个数越多，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的程度越大，越适用于相关理性的描述。从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具体描述来说，在人口众多的环境里，人均占有财富少，单位生产效率低时，理性的行为不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追求最低的必须要求（特别是生活要求）的满足。这时个人自主选择的能力越小，相互依赖性就越突出，相关理性的特征就表现得更突出。7经济人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行为经济学彻底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中静止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现实的当事人的假定。在行为经济学看来，经济行为当事人不仅仅自利，还可能考虑利他，会有冲动等非理性行为。显然，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并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仍将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认为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揭示现实。以上经济人假设的修正，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突破这些假设使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考虑一些他们不曾考虑到的有关因素或领域，使经济人的概念更为丰富，而不是否定经济人模式。恰恰相反，对这一假设修正本身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促进了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三经济人假设的修正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领域1把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的分析在这一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贝克尔。表面上看来，他修正了经济人是利己的这一假定。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②]在对经济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人，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③]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此外，布坎南等人将经济人引入政治行为分析，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经济行为还是政治行为，其结果都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其行为的基础都是利益的互换；此外，人的本性是一样的，无论处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动机。所有的这些都扩充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把经济学的研究引向新古典经济学视而不见的企业在科斯以前，新古典经济学视企业为原子式的生产者，是一个只考虑生产成本的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其主题是价格在平衡供求中的作用，企业被简化为利润最大化的假定并于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对应。企业本身是一只黑箱，从而企业理论的研究就无从谈起。突破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后，科斯《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认为企业形成的原因，是因为由市场执行的交易成本太高，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可以节约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