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家与儒家对君民关系的论述

关于法家与儒家对君民关系的论述君民关系自古以来便是体制中核心处理的问题，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是维护好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只有正确处理好君民关系，才能保证政体能够长久有效地运行和国家的富强。法家关于君民关系的两大核心思想便是“法自君出”和“强国弱民”。这两个观点在理论基础上直接确定了君王在君民关系中绝对的优势地位，秦国有实力统一中原，很大关系上与这两个观点有关。“法自君出”，从字面上便可以看出君王的地位已经高于法律，君王成为了法律的来源，对于法律也有最高的解释权力，使得秦国建立起了一种极端的政治体制，便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取决于上”，满足了君王的各种要求和欲望，同时也保障了君王的任何命令都能被下级官员无条件的执行，如果官员无法顺从或者有效的执行君王的命令，那只有受到严刑。通过这种强权政治，秦国可以在短时间内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而且商鞅的“奖励耕战”也从理论上为“法自君出”的观点承担了大部分压力。这种思想在短时间内对于国家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秦朝完成统一战争以后，各种起义暴乱此起彼伏，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这种思想已近无法满足国内的需要，经过多年的战争，国家应该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阶段，秦始皇应该依靠这种思想观点颁布一系列的安抚政策，将国家和人民从战争情绪中带出来，但是他却没有，他靠这种思想大兴人力物力修建长城，阿房宫，让徐福为他寻找长生不老药，可是这种极权政治显然无法为满足他的欲望而服务，也导致了秦朝的短命，因此“法自君出”这种思想观点在短时间内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它只会加剧君民矛盾，并且导致王朝的覆灭。所以“法自君出”的观点只适合在短时间内协调君民关系，而不是国家发展的长远之计。“强国弱民”是发家的另外一个重要思想，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家的目的便是富国强兵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法家认为是农战，但法家认识到“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但是农事之苦和战事之痛确实阻碍农战的两个最大障碍，如何保障农战政策的运行，法家认为只有让人民贫穷，让他们为了得到国家的赏赐，满足他们已经得不到保障的生活需求，为国家效力卖命，从而保证国家的强大。让人民变得贫穷，是保障农战政策可以有效运行的基础和前提，法家也这么做了，商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也使得秦国进入了“强国弱民”的状态之中。但是很显然，法家没有考虑到战争结束后，国家财富越来越多而人民越来越穷的状态，这是一极为危险地状态，当国家和人民在财富分配不均的矛盾被打破后，只有王朝的覆灭才能结束这种矛盾。这种农战政策也是建立在君王至上的政治体制之上的，所以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有效，但是始终不能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法家在君民关系上，更加倾向于帝王的作用，对于人民更多的是压迫奴役，，这种关系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关系，物极必反，秦王朝的覆灭便是最好的例子，短期内运用法家的观点确实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繁荣，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法家的这种思想会加速一个王朝的覆灭。儒家关于君民关系的观点最为重要的便是“民贵君轻”，孔子、孟子、荀子一直都在强调“民本”思想，认为人民在君民关系中是基础，是国家能够发展的基础，帝王应该顺从民意，把人民的利益看做国家的根本利益，将人民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但是，孔子却用伦理制度将君王放在了最高的地位，用层层伦理关系维护国家的稳定，而这一做法的结果就是，人民大众始终是在最低的地位，再为其他比自己高的社会阶层服务，这便是为了维护宗法制的核心地位而产生的一种思想。孔子希望用“仁”治理国家，在国家中形成“君子”之风，自然而然的商人、农民再一次被放到社会底层，这边与他的“仁政”观点相互矛盾，也正是这种观点使得儒家思想可以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处于正统地位。孔子将人民从理论上放到了最高的地位，却从体制上将人民置于社会最底层，看上去非常的矛盾，但是中国的历史证明，君王就是喜欢这一对矛盾，并且将这对矛盾玩了2000多年。儒家对于君民关系的看法和行动，虽然互相矛盾，但是却可以让人民与君王感到舒服，让他们觉得这种关系应该一直存在下去，而且保证了中国2000多年政治体制没有发生任何多余的改变。法家与儒家相比，前者的君民思想短期内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可是长远一看，这种思想便成为了最大的问题。后者较之于前者，是一种温柔的政策，通过各种做法使得君民关系更加符合人们的精神需要，所以，儒家思想比法家思想可以更好地处理君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