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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抗战主要人物总司令长官：蒋介石；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蒋介石（1887年－1975年）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奉化，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由于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16团接替上海第19路军防务。“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以“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等为借口，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光鼐（1888—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虎门人，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民革卓越领导人和创始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汉族，广东罗定广府人。行伍出身，由士兵一步一个脚印升为19路军上将总司令，凭的就是过人的战功，最出名的就是率领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事变”后奋起抗击日军，致使日军侵占上海的阴谋终不能得逞。当日本为转移建立满洲国的国际视线而于1932年1月中旬在上海寻衅时，已被迫下野的蒋介石幕后曾授意何应钦、朱培德电令十九路军于1月27日退出上海市区，却遭到已经宣布拒绝内战的十九路军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的拒绝。蔡廷锴在对“一二八”的回忆中，说到自己当年在围剿红军回师赣州整补时，就从“九一八”中认识到由于连年内战而导致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为此他特在赣州体育场率全军宣誓，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3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所编《“一二八”的一些纪念品》中，刊载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对于日本人“兽性鬼态”已全然暴露的事实，十九路军为避免“惶惶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子子孙孙千秋万岁，都要骂我们为欺世盗名、亡国灭种不中用的东西”，发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敢救我”的声明。这种近乎自发的抵抗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结果可想而知。虽然士气高昂，但十九路军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装备落后且后援不足。面对“上海地面辽阔，大家(在日本铁甲军、飞机、大炮优势火力面前)只能各自为战的困境”，蔡廷锴甚至提出可以“学我们在江西时，赤匪攻击我们的战术”。当时正在病中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更是在1月23日十九路军军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中，以红军坚韧的战斗精神启发十九路军军官，以激励士兵的抗战精神。淞沪会战主要人物总司令长官：蒋介石；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蒋介石蒋介石最终作出“扩大沪战”的决策，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军队进军上海。《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蒋介石始终对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寄托着希望。“蒋介石曾经说过，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蒋介石判断，即便是在‘八一三’爆发之后，中日之间依然存在着停战，或者是局部停战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哪怕很小，也决不要放弃。”对于蒋介石的考虑，余子道表示能够理解，“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立足于打，但是在外交上不放弃希望。”然而外交的解决却反过来立足于战争的胜利。张治中等多名国军将领曾经指出，蒋介石在“八一三”之战中，三次在战争有利时刻叫停，导致国军多次痛失良机。这不能不说在“八一三”之役中，蒋介石仍然未能吸取“一二八”之役的教训。张治中（1890年—1969年）原名本尧，字文白，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人，黄埔系骨干将领，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爱国主义人士。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时任第五军军长，在上海抵抗侵华日军；陈诚（1898年—1965年）字辞修，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中华民国副总统等职。张治中已经在国民政府授权下，在淞沪地区开始了极为秘密的备战工作。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国防区，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军事负责长官。张治中的任务，正是以“一二八”淞沪抗战为教训，在淞沪地区制定长期抗战的对策。为此他“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到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完成战术作业和初步的作战方案，并开始构筑淞沪线、苏福线、锡澄线一带小炮机关枪据点工事。”从作战方面，正如当时的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于是8月20日，蒋介石最终作出“扩大沪战”的决策，任命陈诚为第15集团军总司令，增调军队进军上海。“八一三”初期中国军队对于日军的围攻虽然英勇无比，但却遗憾未能达成全歼驻沪日军的目的。战前最高统帅部曾经询问过上海围攻的胜算，张治中在开战后的9月4日致信蒋介石，表示“如我空军能将敌根据地予以毁灭，则步兵殊有把握”。然而虽然中国空军在“八一三”战事爆发后英勇投入对日军的攻击，但国民党空军全靠进口，战争爆发后未能获得补充。时任第九集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史说谈到当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作战科长罗机曾说，“八一四”空战开始，中国空军只有89架飞机可以升空作战，不久即消耗殆尽。“到8月下旬日陆军登陆时，天空一色日机，青天白日飞机一架也不见了。”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其实即便是这5师部队，在头10天的围攻中出现的，也仅有曾经参加过“一二八”之役的87、88两个师。时任南京军委会炮兵总指挥的邹作华认为，上海围攻战，“兵力不足，为攻城失败原因之一”，而“攻城编组炮兵力量薄弱，此为攻城失败原因之二”。史说回忆，“怎样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作战，怎样利用士气和敌性打击日军，都没有深入的研究，”而“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张发奎（1896年—1980年）又名逸斌，字向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9月2日出生于广东韶关始兴县，客家人，香港崇正总会名誉会长，著名爱国将领及抗日名将。张发奎当时最为关注的，正是对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以如此大量的战斗力投入这方面的决战，万一没有胜利的把握，那么这种纯粹的防御作战计划是否应该考虑加以修正？“经过了二旬的战斗，我的结论是:在我军现有条件下，欲把敌人歼灭，或遏止他们的攻势，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张发奎提到的最高统帅部对于战况的误判，正是黄仁宇所言，对日军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的未经考虑，从而对于日本可能大规模增兵缺乏考虑。谢谢观看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