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学院1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伪黎明》读书报告《伪黎明》这本书以激进甚至有些偏激的措辞论证了新自由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非普世性与其对现有的世界经济的巨大的破坏。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本书过度地夸大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而避而不谈其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但是它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定义与诠释的确十分深刻，很有深度地剖析了其极大的不稳定性与破坏性。它的许多论断完美地预言了之后几年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本文将从多个方面讨论作者所研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对中国现今及将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一．自由市场与小政府在作者的论述中，自由市场与政府存在一个悖论：自由市场本身是国家权力的产物，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完全依靠政府有能力阻止人们另寻政治方案来满足对于安全和防范经济危机的需求。然而自由市场又要求政府是一个“小政府”，对市场实施放任主义，降低税赋、降低福利、取消任何干涉市场的政策，而这使得政府在国家管理方面失去了经济基础，而丧失了它本身的地位，导致自由市场不能经受任何影响与波动，形成了一个一碰就倒的豆腐渣工程。正如书中所说，自由市场在建立的时候，或面对封建经济，或面对殖民经济，或面对社会主义经济，均存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要么掌控着土地，要么掌控着政权，并且都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强大社会力量谋求巨大利益，那么在自由市场建立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强权政府进行改革，如美国进行的独立战争、新西兰的对社会体制的彻底改革、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等等。强权政府事实上是在为自由市场扫清了前进的障碍。而在自由市场建立之后，依然需要强权政府去支撑这个脆弱的体系，防止其自然崩溃。例如在美国、新西兰、墨西哥实施自由市场经济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超过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那么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里，极少量的富裕阶层控制了绝大多数财富，而中产阶级又面临着严酷的剥削，极度减少，最后形成大量的底层阶级。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下，底层阶级在政治民主上拥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因此在社会中，会有底层工人与中产工人形成联盟，对政府提出的降低赋税、降低福利的政策产生剧烈的抵抗运动。如果没有一个强权的政府，是不可能维持自由市场的存在的。经济学院2然而又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由原理课的知识知道，无论政府在市场中干涉扮演了什么角色，都会导致无谓损失的产生，而使社会配置不有效，产生资源浪费与生产过剩。基于此原理，政府不仅不能限制市场内企业的生产销售，也不能收取过多的税赋，让市场自我调整。因此失去经济来源的小政府自然就失去了控制市场的能力，如何能保证市场的稳定运行呢？中国的现状更为复杂，首先制度上，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经济，官商勾结根深蒂固，这种观念也在人心中不可能消散的。因此每一次经济制度的改革都会遭受巨大的阻力，面对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必须要有一个强权政府才能实施改革。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重农抑商”，商人在社会上不受尊重，被人歧视、压迫。在这样的传统制度下，实施自由市场，使得商业凌驾于政府之上，完全是背离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即使在激进派的坚持下暂时做到，也很难长期维持下去。再次，1949年以后，近30年的苏联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中国人口急剧膨胀，倘若再次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稳定将很难维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破坏了原有的价格机制，使得社会的资源分配无法度量，出现了极大的无效率。同时，农业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也与苏联类似，大幅度地阻碍农业的发展，降低了人民的积极性。一次失败的乌托邦式的自欺欺人的实验以失败告终，使得中国人不敢再实施计划经济的体系，虽然在名义上我们还是遵循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计划经济的失败并不代表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市场在中国的成功，对于过度计划的恐惧使得人们在面对过度市场的“放任主义”时也不敢轻举妄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央集权依然存在，不可能在十几年内削减中央集权而达到“小政府”。正如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指出，前任的“胡温”政府过于软弱，无作为，导致了市场与社会的混乱，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今后的八年将由“习李”政府形成集权式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提高市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市场完善，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到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进行转型。那么其实质就是习近平政治学坚定一党专政，反腐倡廉，削减地方政府权力，保证政策的有力实施，在这个基础上，再逐步推行李克强经济学的市场自由度的提高。这事实上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政治与经济的一个显著影响，中国正在借鉴日本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模式，在强权政府的保护下，稳定地加强市场的影响力，相对于西方激进的自由市场模式，中国其实是在找寻有着自己特色的走向市场经济的模式。不妨假设，中国仿造苏联进行“休克疗法”，短期内放开价格、汇率管制，国有化企业经济学院3全部私有，降低福利与税收。必定会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仅底层工人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中产阶级惶惶不安，顶层阶级发现社会动荡，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政府羸弱无力，法制无法健全。社会濒临崩溃。这在中国是不可设想的，而在中国发生这样的情况，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可设想的。二．流动性与社会影响本书中提到，美国几乎是全球资本主义中唯一一个成功实现了放任主义自由市场的国家，同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美国依然有着它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社会问题。美国以现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先进优势，保证了全国甚至世界劳动力的高流动性，东部的劳动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到达西海岸工作。同时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混合民族，移民国家，本身没有强烈的地区归属感，这使得劳动力的流动更加地容易。高流动性的劳动力最直接的价值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阶级的谈判能力进一步降低，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家的利润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工作不定性，每天都担心着自己明天会失业，而对企业的归属感急剧下降。归属感下降的另一种说法叫做企业的凝聚力丧失。同时，劳动者的高频率流动也导致了美国家庭结构的崩溃，美国的离婚率远远高于欧洲任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夫妻双方一由于贫富差距的拉大，为了支撑家庭所需，必须双双外出工作，又由于劳动力流动十分迅速，经常两地分居。这样的社会生活状况使得家庭崩溃，公民幸福感指数降低，同时社区凝聚力极度下降。不仅影响了劳动力的劳动效率，也增加了类似犯罪等社会问题。总而言之，劳动力的加速流动是以社会凝聚力与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我们注意到，中国近10年来，加快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政策事实上就是在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将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而取消户籍制度正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由于劳动力流动加快，陈腐低效的户籍制度已经不能跟上这个发展速度了，纯粹是制度化的资源浪费，于是清扫以为经济发展让路。最新的城乡一体化政策方向也是在将散在各处土地上的劳动力统一集中到中小城镇中。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工就没有了归属地的束缚，流动性大大增强，而这样的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会给中国的经济增长打上一针兴奋剂。在这个方面，中国经济事实上也是在往自由市场经济方向在改革。经济学院4自然，与美国类似，为了得到经济发展的利润，必须付出社会稳定的成本，即使在中国一党制政府的强权管理下，“维稳”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农民工进城，带来的犯罪率、暴力事件发生率、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矛盾激化、农民工福利、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等等都十分的棘手。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愿意付出这些代价以换取经济增长呢？首先，相对于美国的移民文化，中国的封建制世袭制文化导致中国人的观念中，乡土气息浓厚，比如春节回家过年，不论家人在全国哪个地方，春节都是要回到家乡过年的。同时，中国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已经将过多的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不仅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还让土地上的劳动力过剩。这是一个劳动力过度停滞的社会。以原理课“边际产量递减”规律分析这个问题，在劳动力过于停滞，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在付出较小社会代价时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那么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下找到相对于自由市场的平衡点非常重要。而中国正在走向这个平衡点。同时，由于中国人的家族理念比较强，家族企业在社会中也比比皆是，任人唯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样的企业相对于完全竞争通过能力获得地位的外企相比，优势在于凝聚力较强，企业员工之间信任度较高，归属感强，某些方面合作效率高，但是缺点在于，以亲戚关系进入企业，没有通过竞争进入企业的选拔效率高的。也就是说家族企业并没有达到有效。同时由于中国与日本的传统理念一样，以企业为家，几乎是终身制，许多人消极怠工，等待着新进入企业的年轻人工作来养自己。就像把企业变成了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一般。这样的企业在受到外来企业的竞争冲击时就会显得十分脆弱，很容易就会被击垮。最后总结起来，政府通过城乡一体化、取消户籍制等政策，是在通过逐步的改善中国经济社会劳动力的结构，使其逐步优化，而并非完全改革，洗牌重组。三．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挑战在书中，作者陈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格雷欣定律：在全球市场中，劣等资本主义倾向于驱逐优等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中商业活动要承担一定的社会成本，这使它们能够像社会机构一样行使职能而不会破坏它们所依赖的社会凝聚力。而在与自由市场中的企业竞争时，这些社会成本也必然成为它们的负担。很容易理解，假如一个企业A在社会市场经济中，那么它会享受更好的公共资源，会有受过更高教育的劳动者，但是它会缴纳更多的税赋。同时由于政府出于公平的管制，它不能过分压低工人的工资，也不能过分抬高产品的价格。不能进行资本的全球输出，受限在这经济学院5个社会经济的边界之中。但是在全球自由市场中的企业B不同，虽然它可能面对的社会不是那么稳定，劳动者素质可能也不是那么高，但是它不需要缴纳高额的税赋，它可以完全的自行定价，也可以在不同的地域开设分厂以获得成本更低的资源与劳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B自然竞争不赢企业A。一样的道理，中国产业在面对许多已经做到很大规模的，达到寡头或垄断的跨国公司的时候，必然是压力很大的。而中国要走向市场经济，而且在加入WTO已经十余年时，市场一定是开放的，竞争是平等的，民族企业面临的挑战会非常艰巨。而且经过将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最初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消失了，中国产业现在面临转型的关键时期。然而科技含量高的中国企业需要与美、欧的以高科技含量企业为核心的企业相竞争，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中国现今引以为经济发展源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遭受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冲击，更多的亚非国家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中国的出口产业产能过剩，正在逐步萎缩。同时，在中国经济逐步走向市场开放的时候，金融行业也将面临更多的外来资产冲击，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存在，大量的流动资金可以从一个金融圈迅速流向另一个金融圈，例如索罗斯之类的投机性资本大量汇入中国金融业将导致类似东亚金融危机的金融业过度泡沫化，最终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崩盘的情况。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更应坚持强权的政府，一个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政府才能抵抗波动性的金融危机，这也正是第一部分所提到的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支撑脆弱的自由市场，达到高效的资源分配。四．总结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世间的事物都是以一种螺旋式上升的形式不断发展的。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其实只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极端而已，而平衡点正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个区域内动态平衡。也许并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也没有一个永恒的平衡点，但是在人们的不断探索中，这个平衡点总是在不断靠近的。正如西方19世纪中叶的自由主义使得英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一样，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时候，西方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体遭受到巨大的打击，从而转向平衡的另一端，也就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提供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出现了经济滞涨，而这时新自由主义则为这些经济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中国也在独自摸索属于自己的一个平衡点，不断在不同的模式之间一步一步地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中国会不断优化自己的经济模式，实现稳步发展，经济学院6实现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