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五四运动史》有感

读《五四运动史》有感聊城大学东昌学院成洁萍五四运动已成为历史，但它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已确定，到现在每年的五月都有不同规模和主题的纪念活动，就说明五四没有被人们忘记。五四对中国产生如此大而持久的影响是作者周策纵先生致力于研究的主要动机。他说“五四”运动是活历史，它的精神还活着。周先生提到，五四时代的主要前提是：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对传统重新估价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发展教育是富强之道，真正的富乃是知识，因而五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合于未来潮流之处，所以只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五四的指引下前进和探索。五四运动仅是1919年5月4日那天青年学生的游行示威吗？周先生认为是复杂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等。由于对五四的争论很多，他尽量以史实和当时经历过五四人的谈话记录为依据，透过原始资料，让五四替自己说话。所以，周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思想和政治相结合的运动；新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中国的现代化来实现民族独立、个人解放。从本质上看是思想革命，领导者是知识分子，更准确的说是新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核心工具是民主与科学，基本精神是抛弃旧传统并改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拯救中国。新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中处于中心，所以本书始终坚持关于新知识分子如何形成，如何领导五四运动，近而影响整个社会这么一条线索来展开的。促成该运动有两种人，一种是视“二十一条”签定为国耻的爱国者，另一种是处于该运动核心地位的新青年知识分子。新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创立社团和创办杂志来宣传新思想，唤醒民众，开起对中国国民思想的启蒙之路。《新青年》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和新文化、新思想的介绍，杂志的销路一直看涨。陈独秀强调推翻腐败的传统和唤醒中国青年，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倾向；胡适则强调通过学术，教育和文化改革；但主编们更关注的是思想文化领域。在该杂志新思想的宣传下，知识分子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传统发起了的攻击，通过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集中对束缚当时人们思想的传统伦理观进行批判。在此感召下，一批有影响的社团纷纷创立，如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留日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等。若说《新青年》面对的是年长和层次较高的文化批评者，《新潮》面向的就是中学生，因为这些年轻主编受新式教育引导，关注点是知识，正如傅斯年所说他们这代人的担当起帮助国民克服对世界思想无知的重任，集中关注西方的科学。正是这批新主编们比《新青年》的主编们走的更远，所以他们直接领导了后来的五四事件，并对中国20-40年代的思想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民》的创办背景与《新潮》有区别，它的创办者更多是刚从日本集体回国的留日学生或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对北京政府与日本的亲密关系不满，如李大钊、曾琦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主旨就是提倡爱国主义，关心社会各界包括教育和工商业。他们集中致力于联合新知识分子和民众来共同参加爱国救国活动。同时，在新思潮和新思想的感召下，毛泽东和朋友们在长沙创办了新民学会，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国民对巴黎和会及山东问题处理不满是五四事件的导火索，民族意识随着新思想的不断传播和中国危机的加剧，五四运动爆发。因为参加和会前，国民对西方抱有幻想、寄予重望，他们认为中国能收回对山东半岛的主权，但结果令人失望。于是，北京11所高校学生牵头的五月四日游行示威开始了，要求“内惩国贼和外争国权”。随后各地学生罢课支持北京，一直到工商、劳工界的罢市、罢工，五四运动从知识分子转向了普通民众，扩大到全国范围。五四事件发生背后的真正原因、造成的影响，是作者更为关注的地方。新知识分子在办杂志宣传新思想时就思考如何使新思想通过知识界传给普通大众。在当时，中国国民大约有80%不识字，要使他们接受新思想，就必须创造出不同于古文的文字，白话文应运而生，新文学革命也开始了。新诗，新小说等多种文学题材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白话文运动的意义在与消除知识分子和平民的鸿沟，通过语言的改变，动摇了知识分子在语言乃至社会的权威，他们开始为平民写作。当然，白话文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知识分子主动与平民联系，把新思想的传播付诸于实践，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出现了，这与蔡元培要求北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社团活动密切相关。一向不问国事的中国百姓突然关心起国家的危亡并关注着巴黎和会与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和新闻媒体的关注是分不开的。而这个演讲团在五四示威后的半年里成为工厂和乡村的主要话题，学生们也从中获得了关于中国现状的第一手资料。随后的演讲团从街头转向农村，平民对演讲内容兴趣不大，他们便开始转变方式。1920年讲演团开办工人夜校，加强对工人的教育。夜校的开办最终使思想的启蒙走向大众。这些知识分子不断加强新思想的传播，使国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五四事件演变成全国性的运动。这也是新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始，一系列活动对中国后几十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认为五四运动先是思想革命，其次才是当时社会平衡方面发生的实际变革。在思想上五四运动的影响集中在知识分子内部的观念和政治上的分裂，知识分子内部可分为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自由主义者坚持从思想和教育入手对中国进行改革，避免涉及政治纠纷主张解决实际问题；后来自由主义者转向保守和消极，无视经济问题的紧迫，躲避政治，最后躲入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左派知识分子主要是宣传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渐进党，他们在1919—1920年提倡一般的社会主义理想，后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主张直接参加政治运动）而进步党处在胡适和陈独秀之间，特别是1919年梁启超率团参观法国之后，他认为西方的科学万能论已经破灭，应该用辅助意味的政治运动消除文化运动的种种障碍。政治观念上的不和，使知识分子内部关于如何改革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分歧。该分歧的出现与五四事件直接相关。支持这场现代化运动的西方学者杜威，罗素等认为该运动的发展将创造一个强大的中国。但多数西方在华经济利益代表坚持维护他们的特权。在巴黎和会上国民对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未能实行的失望以及英法等国对日本的妥协，同时在五四事件开始时他们的不支持不反对到后来镇压态度的转变等一系列行为使中国青年感到失望。与此同时，苏维埃宣布放弃一切在华租界，使一些知识分子重新调整方向开始投向共产主义，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思学生研究会成立，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形成，五四运动做出巨大贡献。新知识分子致力于重新估价传统以创造新文化的过程，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改革着手：用逻辑推理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用理知来说服、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他们试图打破长期束缚民众的封建思想，唤醒民众，开启思想启蒙之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新知识分子掀起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最大贡献是民众认为语言文字不再是知识分子所独有，不再是权威而是能改变人的社会心理和观念，于是民众和知识分子形成一个共同体成为可能。中国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