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1《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内容摘要通过阅读吴晓波先生的著作《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我颇有收获。作者选取了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21世纪发生的对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的11次经济改革阐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读后给我很多启发。本文针对此书的内容和观点，结合当下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改革趋势，做一简单的陈述报告和分析。关键字:经济改革集权国进民退目录《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2一、对本书主旨及内容的概括（一）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二）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三）对本书主题与中心思想的分析二、“国”与“民”在经济层面上的关系的思考——基于对近现代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分析三、结合历代经济改革对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政策的分析四、总结——从历代经济的变革，来理解当前的中国《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一、对本书主旨及内容的概括吴晓波先生在本书《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中，分十二讲对中国从古至今发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对中国经济乃至整体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十一次经济改革进行了较为简单而清晰的描述，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书中虽无明确的划分，但是根据改革发生的时间，大致可以将书中提及的经济改革划分到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之中来。首先，本文将对书中的内容做一全面地概括，并对全书的主旨进行简要的阐释。（一）中国古代经济改革本书中涉及到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改革包括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汉武帝变法，王莽变法，世民治国，王安石变法，明清停滞。第一讲“管仲变法”以“两千多年前的凯恩斯主义”为副标题，对管仲经济思想的总体评价是“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主义”。具体而言，书中提到：管仲以“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划分开创了全社会宏观上的行业分工；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倡导奢侈消费；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盐铁专营”、“国家投资”等方式实施宏观调控；以商止战，开创关税同盟之先例。管仲第一次建立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其强调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第二讲“商鞅变法”描述了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经济改革，如其副标题所言，商鞅是“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变法期间，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生产资料，排斥、部分禁止商品贸易，打压商人阶层，鼓励农业生产，辅以军爵、郡县等政治制度，国民经济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目标。第三讲“汉武帝变法”介绍了汉初“文景之治”后汉武帝刘彻和大臣桑弘羊的国营化经济政策，具体包括铸造钱币、盐铁、酿酒专营；流通领域的均输、平准二法；税收层面的告缗令与算缗令等。这些经济政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具有顶层设计意味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第四讲“王莽变法”立足于王莽和汉武帝变革之前全国的经济背景不同，以“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4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改革”为副标题，讲述了王莽改革其间从财政、货币和土地三方面入手力图极端化汉武帝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建立高度国营化的经济，实现高度的平等，但是因为全国经济状况不佳、王莽个人等原因，改革以惨烈的失败收场。第五讲“世民治国”实际上记述了初唐至中唐之间的主要经济状况和政策，表现了其间“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这一基本特点。在经济政策上，这段时间政府在实行科举、精简吏治的基础上，经济政策偏向开放，鼓励工商贸易，城市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但同时，工商贸易的地点、时间、方式都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的，因此可以认为中唐以前的经济是“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中唐之后，这一市场化的倾向结束，经济重归国营主导。第六讲“王安石变法”讲述了在宋朝重文轻武、三冗状况严重、士绅经济发达的大背景下，王安石反对司马光的观点，认为国家治理财政必须从“开源”而不是“节流”出发，建立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这次改革是帝制时期最后一次配套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它的失败也沉重打击了后代治理者经济改革的信心和勇气。由此也造成了第七讲“明清停滞”之中描述的“超稳定”也“超停滞”的宏观经济状况。（二）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在中国近现代部分，本书提及了洋务运动，民国经济改革，建国之初计划经济改革，改革开放四次经济改革。第八讲“洋务运动”讲述了洋务派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在经济方面，本书提到了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性作用。然而，如同本节的副标题所言，洋务运动是一场“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开办了几个工厂，在较小程度上解放了思想而已，然而却没有配套的顶层设计，没有设计宏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其改革成果也没有惠及全民。第九讲讲述了“两个民国”——经济政策高度自由化的北洋政府和采用集权和计划经济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的经济改革政策。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权力松散，对地方控制力不足，包括各种轻工业和金融业都在民营企业家手中繁荣昌盛，这种经济上的分散最终形成了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和全国政治的混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蒋介石领导的政府瓦解民间组织，国债绑架，控制证券市场，银行和民营企业国有化等五种方法进行经济国有化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1945年后，中央财政和货币《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5政策出现严重问题，恶性通货膨胀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第十讲着眼于中共自1949年建国到文革结束期间的政治经济政策，讲述了中国自“一五计划”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通过七年的公有化进程消灭了私有制，在这之后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革”等几次对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的运动，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与世界严重隔离，高度集中而没有活力。第十一和十二讲以20世纪90年代为分界，分别描述了“没有蓝图”的和“集权回归”的改革开放的两个时期。前期，改革开放以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为指导，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具体指导思想的改革。具体而言，在这一时期，农村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大提高；中央政府一方面进行经济权力的下方，一方面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地方政府承担了冒险者和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的角色，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一度非常混乱的局面——基于这种情况，9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以增强中央的控制力为主要基调，从著名的“分税制”改革，到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以及后来的“四万亿”计划中向国有企业的投资偏向，都是这一时期改革基调的体现。（三）对本书主题与中心思想的分析本书虽然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论起中心，本书对于历代经济改革的阐释，始终围绕着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政治主题：“统一”思想和集权文化。古代的中国以郡县、科举、独尊儒术、国营经济为四大支柱建立起了一个全方位的“统一”的社会和思想氛围，这种文化和氛围的影响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这样漫长的历史积淀使得中国人民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高于其他的国家，而政府对分权的容忍度也远远低于其他的国家，是以一旦进行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市场就会夺走中央政府手中对经济的控制力，从而威胁到“统一”，这迫使政府结束自由化重归集权体制，因此作者得出结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可以看到，在本书列举的十一次经济改革中，以“市场化”为基调的仅有战国时期的管仲市场化改革和北洋政府时期客观的极端自由的经济。而以“自由化”为主题的经济改革是没有的，虽然管仲、桑弘羊等改革家都十分重视工商业和商品流通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但是工商业始终被当作一种充实国库、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国家经济实力和对经济的控制力的手段。唐朝初期，经济政策较为“自由”，关税几乎为历代《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6之最少，盐铁产业也经历相当长时间的民营化，然而，正是这样的经济开放促成了中唐之后地方藩镇割据的大患，以刘晏变法为代表，中唐之后，经济政策重归集权化。于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虽然不乏改革家提出开明、自由的经济政策，更有代表主流思想的儒生反对国营化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但是历史还是避不开汉代“盐铁会议”上著名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不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吗？——这种种矛盾，是每每自由化经济抬头之时，统治者就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直到今天都难以解决。二、“国”与“民”在经济层面上的关系的思考——基于对近现代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六次“国进民退”的分析正如前面提到，本书以“集权”和“统一”的文化基调为论述中国历代经济改革问题的基础，在十二讲的内容之中，绝大部分体现了改革者对国营经济模式的偏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整个中国经济史上，“国进民退”的现象非常常见。所谓“国进民退”，在本书中，并不是从宏观上表示国家富强了人民却更穷困了，而是从产业模式上表示国营企业的增多和私营企业的减少，并且这种变化的原因通常不是自由的市场竞争，而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后果。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房价飙升、社会财产分配不公平等现象的出现，“国进民退”成为了一个大家经常提到的词汇，借以表达人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此处的“国进民退”和书中提到的“国进民退”虽然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表现的社会经济状况确有相同之处。因此不妨借书中所述对“国进民退”现象做一分析。本书指出在中国近现代经济改革之中出现了六次“国进民退”，第一次是1884年洋务运动中的“轮船招商局事件”，李鸿章借上海金融危机将当初投资轮船招商局的民营企业家“净身出局”，将轮船招商局重新收归国有；第二次是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对于购买过铁路股票的市民只退还六成现银，剩余四成变成无息股票，造成投资人不但没有任何收益，还承担了四成损失的风险的状况；第三次是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银行国有化，孔祥熙强行发行国债勇于购买银行股票，使得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从12%猛增到73%，自此政府对金融界实现了完全的统《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报告7治，同时金融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阶层的历史也宣告终结了；第四次是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敌产国营化，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敌产被以“划拨”的方式收归国有，在工况企业之中，民间分得的仅有10%，加上以前早已被国家掌控的铁路和银行业，一个全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格局完全形成，但是原来的日本私人企业在划拨的过程中因为各种贪腐受到了巨大损失，同时造成了民营企业家对国家的彻底失望；第五次是建国之初七年消灭私有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第六次是2003的“铁本案”和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前者代表了2003年前后民营资本面对的国家带来的巨大困境，后者带来的投资90%分配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再次成为政策的“旁观者”和“下游承接商”。其中，第六次国进民退对中国政府在国-民关系之中所处的态度是很有代表性的。无论是铁本案时期还是四万亿计划时期，在事实上国有企业受益的同时，政策方面中央都分别发出文件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这代表了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统治者对于国营和私营企业的态度，一方面，为了保持国家财政收入和国家在经济领域（也是最基础重要的领域）的控制力，国营企业必须处于主导地位控制整体经济的命脉；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的活力、提高就业率同时保持人民对政府和国家的信心，私营经济也不能被完全放弃。因此政府始终处在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的地位上。纵观书中国近历史上的“国进民退”，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关于国-民经济关系的结论。近代六次之中除了1945的敌产国营化和建国之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加上古代历史上可以被看作“国进民退”的中唐刘晏变法、新朝王莽变法、汉代桑弘羊改革，都是发生在地方经济或者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甚至威胁到了中央财政的地位的背景下。这些所谓的“威胁”有时候是事实上存在的地方对中央的反抗，但更多时候仅仅是出于中央政府对地方的防备心理而已。这种“防备”，在宏观上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中央的绝对权威，在政治经济的层面上，对私营和地方经济的打压也比较符合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提到，为了维持工人对工作的需求和积极性，工资需要被控制在能够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和提高工作技能的需求，同时又不能使其过分富足——因此将地方或者私营经济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除了出于中央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