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

1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授课题目：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时代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史学发展的特点、史籍类型的演化以及重要历史著述的内容、特点及史料价值；了解隋朝修史对唐朝修史的影响、唐初史馆及监修制度的确立及对后世修史的影响，了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及杜佑《通典》体例、内容和影响。△教学重点和难点：《三国志》的内容、特点；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特点；《后汉书》在沿袭《汉书》体例的基础上有哪些创新；唐修“八史”的条件；唐代设馆修史；刘知几与《史通》；杜佑与《通典》。△授课对象：历史专业一年级△授课时数：6学时△授课方式：讲授第一节时代的特点及其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一、时代特点与史学发展趋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史学成长起来以后走向发展的时期。700年左右历史的时代特点，在许多方面影响着史学的发展。首先，门阀政治的形成，政权的更迭和对峙，推动了皇朝史撰述的发展，出现了“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盛况；同时也推动了姓氏之学的发展，谱学之书的撰述成为这个时期史学活动的时尚。这是门阀地主政治在史学上的突出反映。其次，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时代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推动了各民族对国史的撰述，隋唐时期将其列为正史，扩大了民族史撰述的内容；另一方面，这时期的许多历史著作突出加重了对南方社会发展进程的记载。历史记述反映在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加宏富了。其三，民族大融合反映在思想领域中，是“天下大同”、“天下一家”的观念形成，在唐代的许多历史撰述中都有突出的反映，比秦汉的“大一统”思想，包含了更多的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历史的自觉意识。其四，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中外交通、域外情况撰述的发展（《法显传》、《大唐西域记》、《高僧传》等）。其五，不少王朝重视以皇家的力量组织官书的撰述，并做出了成绩。中国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从经学的附庸变为独立学科。《汉书·艺文志》把史书放在“六艺略”、“春秋类”中。西晋荀勖所编《中经新簿》是在魏郑默《中经》基础上撰写2而成，将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为史部，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把史部提到第二位，仅次于经书。魏晋以前，虽设有太史令，但不是著史专职。魏明帝太和年间，开始设著作局（著作郎、佐郎、令史等），隶属中书省，专门负责国史的修撰。宋、齐设著作佐郎、梁设修史学士。北魏在秘书省下设著作局后又设史局。北齐、北周讫于隋，史局由大臣统领，称为监修。这些变化，说明魏南北朝史学不仅成为独立学科，而且受到重视。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周一良先生在这段史学史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周先生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21岁，大三学生），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建立起来。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周一良先生特别关注的又一类问题。研究史学史的学者在涉及这类问题时主要是讨论分立的政权如何在史书的编撰上争正统。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一文中着重讨论史家在修史时是如何处理王朝禅代这一个敏感问题，认为封建史家即使在私人著述中，由于本人所处时代与环境，总是尊本朝和它所继承的政权为3正统。正统问题是封建统治者为表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而利用史书为之服务的。它不太涉及到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与评论，只是史家笔下的安排，所以虽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敏感与尖锐程度，却远不及历史中禅代问题的处理了。此外，周先生还对北朝崔浩国史之狱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由崔浩修国史引发的政治风波是北朝政治史、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周先生在《札记》中提出，崔浩所修国史的“备而不典”，如实记录了拓跋早期失国、乱伦等事，暴露了北魏统治者祖先的羞耻屈辱，是其罹祸的主要原因。此文还对拓跋氏早期历史和世系做了精致的辨析。自来暧昧不明之北魏初期皇帝世系，可谓从此最后解决。周先生《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一文引了两条史料。《世说新语·文学篇》：“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孝标注说：“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隋书·儒林传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据此，周先生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在这个大背景下，他开始分析南北史学的不同，发现南朝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中的论、序和北朝魏收《魏书》中的论、序相比较，南朝史家著作中的论、序确实体现了“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如《后汉书·党锢传》序，不单议论后汉，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范晔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而北方魏收的《魏书》列传中的论、序，往往是就事论事，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议论的思辨性也不强，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史学之外，周先生进而又注意到南北文学、佛教方面的不同。他说，文学上，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佛教上，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都与史学上的南北不同有相通之处。从宏观的角度比较了南朝、北朝史学的相异之处。与文学、经学不同，史书中记载当时史学上南北相异之处的材料并不多，能在史书的论、序上找到南、北可资比较的因素确属不易。《魏书》向来有“秽史”之名。在《魏收之史学》一文中，周先生做了大量细密的考证。认为“《魏书》大抵仍因旧史，后人心目中若谓全出伯起之手，故得肆其曲笔者，误矣！”他将《魏书》与《十六国春秋》、《晋阳秋》、《续晋阳秋》逐条对比，发现《魏书》所载十六国事，大抵盖本于崔鸿《十六国春秋》。至于东晋诸帝传，与《世说新语》注、《太4平御览》等所引诸家《晋书》校，独合于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这种从史源上辨析的方法很费力，但却非常有效。既然很多具体记载都是前人所写的，魏收自然不能为此负责任。隋、唐是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400年分裂之后，相继出现的两个大一统的皇朝。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总体特征，表现在政治上是通过实行三省六部制、颁布《开皇律》和《唐律疏义》等，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经济上通过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隋为租调制）等经济措施，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意识形态上儒学呈现复兴迹象，但总体上则是儒、释、道“三教”并重；文化上多姿多彩，一派繁荣景象；对外交往上，盛唐都城长安是东方的大都市，中外往来频繁。然自唐朝天宝年间以后，大一统的盛世开始逐渐衰败，并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和五代的相继建立。与此相适应，隋唐时期的史学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大一统国家为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私家修史受到了限制。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从此任何人未经朝廷允许，不能擅自撰修国史。唐初完善史馆制度，通过史馆来控制国史的撰修。第二个变化是大一统国家在加强控制史学的同时，更加重视历史的撰述。隋朝由于短祚，历史撰述成就不大。但是唐朝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直接干预下，史馆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口气修撰了8部正史（其中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则属私修官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第三个变化是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唐代在史书体裁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是在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对于史学所做的评论的基础上，盛唐刘知几撰成《史通》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二是唐中后期杜佑通过统括以往纪传体史志，撰成我国第一部典制体史书《通典》，在典志体撰述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三是会要体的出现，这是一种分门别类记述一代典章制度的史书体裁。唐中后期史家苏冕的《唐会要》是会要体创始之作。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既与史学本身的发展分不开，更与这一时期的皇朝政治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重视史学的鉴戒功能。唐朝建立在隋朝的废墟之上，对于隋的灭亡记忆犹新。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唐初统治者非常重视以史为鉴，特别是以隋为鉴。导致封建帝王对于史学有了高度的认识。早在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就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颁布《命萧禹等修六代史诏》，提出“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的重视历史借鉴的思想；唐太宗深知“以古为镜”的道理，在《修晋书诏》中，明确肯定史学的作用在于“彰善瘅恶，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惩凶，备百王之令典”；唐高宗则颁布《简择史官诏》，从才与德5上对史官素质提出了要求。这三篇修史诏书充分体现了唐初统治者对于史学的一种新认识。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才有唐初史馆的建立，组织修史工作，以及御撰《晋书》等等一系列修史活动。“五代史”的修撰，充分体现了唐代君臣的以史为鉴的思想。魏征是贞观年间朝廷修撰“五代史”的代表和《隋书》的主修者，本身就有一套“以隋为鉴”的思想，重视亡国论、重民论和“以隋为鉴”是其主要特色。第二，史学批评意识的加强。史学批评意识的加强，离不开史学本身的发展。南朝梁时，史评家刘勰撰写了《文心雕龙·史传》，这是关于古代史学批评的第一个专篇。在这个专篇中，刘勰对史学的撰述宗旨、史书笔法、史书体裁与体例和史学功能等诸多问题，都作了初步阐述。盛唐刘知几撰《史通》，更是在《史传》的基础上对历史编纂目的和作用、史书取材、史书编纂体裁与体例、修史制度、史书书法、史书语言和史家修养等问题作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评述。这些评述无疑是古代史学理论的重大发展与突破，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第三，史学资政意识的加强。如果说初唐史学以鉴戒为主要特色，那么中晚唐史学的主要特色则是资政。自唐朝天宝年间发生安史之乱以后，唐皇朝由盛转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撰述上，史家们更加重视史书的资政功能。如中唐杜佑撰述了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典章制度体通史——《通典》，公开宣称其撰述旨趣是“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希望从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中去探寻历史治乱兴衰之理，其史学的经邦致用意识非常强烈。李吉甫则是杜佑之后晚唐又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史地家，他面对当时藩镇割据、财政拮据的状况，力倡政治改革，同时撰写了《元和【唐宪宗李纯(806～820)年号】郡县图志》，希望能起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用。该书的撰述旨趣同于杜佑，也是以经邦治国为宗旨，重视对于“丘壤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