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特点

那么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具有怎样的一些特点?我们知道，民族民间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而言的，是贵州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所以我们说贵州民间文化，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实际上这也是贵州民间文化中最有特色、也最有保护价值的部份；当然，同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内容，在民族民间文化中也有集中的体现。可以说，贵州各民族民间文学、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习俗风情、传统节日及宗教信仰等等，其中不但有古文化尤其是夜郎文化的若干遗存；有贵州本土文化与周边文化如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等交融的遗迹：有明清之际“调北征南”、“调北填南”大规模进行汉族移民所形成的屯堡文化；更有苗、布依、彝、侗、仡佬、水、瑶、土家等民族历时久远、个性独特的民族文化……多种文化类型在这块土地上长期相处，共生共荣，不少村寨甚至有两个以上的民族杂居，交往密切，却保持着各自的文化范式。这同贵州自古即为边鄙之地的地理环境有关，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实行的羁縻政策有关，也与各民族文化自身的凝聚力有关。这使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呈现出下述特点：其一是多元性。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多元共生，丰富多彩，文化生态的保存较好。由于地理位置及文化环境都是边缘的边缘，即双重边缘，历史上中央政治权力常鞭长莫及，控制较小，贵州民族民间文化遂有了保存下来并得到发展的可能，具有相对自由的色彩及其自在的原始形态，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它的许多物质性文化内容，以及非物质性的价值观、道德观乃至文化精神，成为贵州各族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其二是二重性。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是在喀斯特山地上生长、发育起来的文化，因为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艰难，贵州人凡做一事，都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更大的代价，遂养成了夜郎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坚韧诚朴的性格特点。又因为地处僻远，环境闭塞，致使贵州各族人民一方面渴望了解外间情形，另一方面，作为弱势文化群体，对外来文化又不免高度警惕，有拒斥心理。这就造成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心理中既开放又封闭的二重性。因为开放，贵州人一般不排外，可兼容，历来能与各种外来文化和平共处，对先进文化有向往、渴慕之心，自古便有好学、兴教的传统。因为封闭，则容易产生盲目的自大情绪；而在面对强势文化时，又容易转化为自卑。因自卑而盲从，对外来文化缺少择取，容易导致民族民间文化的流失。其三是道德性。贵州民族民间历来以习惯法约束个人行为，但最主要的则是通过文化承传的方式，实行传统道德的影响与教化。道德能够调节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起到法律强制与经济手段所起不到的教育、示范作用，所以在贵州民族民间，无论政治权力如何更替，历史风云怎样变幻，他们的道德规范、道德理想诸如惩恶扬善、敬老爱幼、互助互爱、扶危济困、崇尚勤俭、反对好吃懒做、偷盗行为等等大部份都能通过习俗或口述史保存下来，并给后世以影响，一方面维持着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显示出传统道德伦理在社会发展中不断适应、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的生命活力。其四是自娱性。贵州每一个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赫章汉墓出土的铜摇钱树残片上，有一吹芦笙的人物形象，说明早在秦汉时代，贵州古夜郎人即有此乐器。今日人们所熟悉的民族民间歌舞如侗族大歌、琵琶歌；仡佬族《踩堂舞》；苗族飞歌、芦笙舞、反排舞；水族双歌、铜鼓舞；瑶族《打猎舞》；布依族姊妹箫、山歌《好花红》：以及彝族斗牛舞等等，其中特别是苗族的芦笙舞又称之为“踩芦笙”，每年正月十六及二月“午”日，都要举行盛大活动，人数往往达到上万人。流行铜鼓舞的地方与民族中，还流传着“铜鼓一响脚就痒，三天三夜跳不完”的说法；侗族中则有“饭养身，歌养心”的祖训。足见从前兼有娱神、自娱两种功能的贵州民族民间歌舞，在娱神功能淡化、消失后，其自娱功能使歌舞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他们以歌舞传承文明、起到滋补心灵、陶冶情性，从而美化风俗的作用。其五是神秘性。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中的夜郎文化遗存，由于二千年前夜郎国灭，不少显性文化现象中断，如红岩碑、岩画、悬棺葬、套头葬、竹王传说、竹王城等，都成为至今难以索解的古文化现象；贵州民间留存着的巫傩文化、傩特技，以及各种奇风异俗，也都带有神秘性。这种神秘性颇能激起外间世界的好奇心，因而成为最有卖点的旅游文化资源。价值评估以上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描述并不全面,但已包含了主体的内容。从中不难看到，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也有着鲜明的地域特点。现在需要探讨的是，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对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应如何评估，亦即有些什么内容可与当代世界先进文化连通；又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抵牾与冲突。要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首先应当对世界先进文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世界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包括物质、精神及其制度诸文化中能够对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并起着推动作用的文化。这是—个内涵极其丰富、外延也很宽泛的概念，文化学者至今也有多种归纳各种看法，但都不能不承认，作为世界先进文化，首先必须以人为本；其次这种文化应该是现代的；第三这种文化既有民族的，也有世界性。符合这些先决条件的世界先进文化带有如下特点：1．积极向上、和而不同，既能兼容吸收异质文化，又能保持民族特色；2_注重科技领先、人才培养，鼓励探索、创新精神；3．有市场经济意识，注重效率，具有竞争优势；4．推进民主、尊重人权，能够调节各种人际及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5．爱护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6．注重社会福利、讲究公德，提倡爱心救助精神，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照以上世界先进文化的要素，不难看出，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特别是其中所透显出来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的确含有与此相适应的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1．“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贵州各民族人民祖祖辈辈都生存在喀斯特山地的自然环境里，大自然既提供给他们衣食之源，也令他们心生敬畏与恐惧。所以其先民的观念里，自然界的动植物都是有生命的。万物有灵的观念，自古以来，即形成了他们的多神崇拜与原始宗教信仰，并由此产生了各种禁忌。从而孕育了他们顺应自然，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心理，甚至成为集体无意识，积淀在后代子孙心中，产生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2．“和而不同”的文化观。贵州各民族先民早在秦汉之际甚至更早的商周时代即开始了同中原汉文化的交往；在贵州各民族之间、与周边各地域文化之间的交往就更加频繁。所以在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中，那种相互渗透，彼此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事象比比皆是；而另一方面，各民族间又各自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中既贯穿了一条吸纳异质文化，宽容互动、能与之和平相处，从而达到共生共荣的主线，又能保持文化的个性，避免了历史上多次被主流文化同化的危险。3．铜鼓文化象征的团队精神。铜鼓作为贵州古夜郎民族的祭器、乐器及发号司令的重器，至今仍为贵州苗、布依、彝、侗、仡佬、水、瑶及土家等民族所运用，并且保留着由铜鼓文化所养育而成的团队精神，沿习着铜鼓文化所体现的制度文化特征，存在着族内及社区大事“公议乃决”的原始民主遗风及其相关程序。通过这些制度所议决的规条，成为本民族或社区人人必须遵守的“乡规民约”，养成了各世居民族的团队意识，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在贯彻与实施原始民主精神、民主程序及其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增强了本民族的凝聚力及其自主、自决精神，从而维护了村社秩序的稳定，也推进了民族和社会的进步发展。前述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在不少方面是适应的。比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经受着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它的“和”的方面使得贵州传统文化有可能敞开胸怀，从容应对，广为吸纳，自我调适，进而实现文化的转型与变迁，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之需要；另一方面，它的“不同”也能使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汇中保持个性，不致完全被强势文化所淹没。这种既能吸纳、又能在保持差异中与它种文化互流、互动，互补的功能正包含着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新观念；其长期的实践过程也已充分地证实了它的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又比如团队精神，当人或社会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三种基本形态的路线前行，即从群体本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以显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时，我们看到群体本位泯灭个性、不利人性及社会发展的弊端；也看到了个体本位在张扬个性、充分发展个人创造力的同时，日益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与矛盾。这二者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分别适应的，类本位则是以人为本位的第三种形态，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要求。类本位既包括了以发扬人的主体精神为其要义的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又能在人、我之间坚持以社会为本位的集体主义原则。显而易见，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中那种以铜鼓作象征的、人们已习以为常的团队精神，正有着向“类存在”、“类本位”转化的重要基因。其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正可成为接应现代原则同观念的一项重要思想文化资源。此外如吃苦耐劳、敢打硬仗、坚韧诚朴的文化性格与兴学崇教精神，可与人才培养、兴黔富民这个西部大开发中的关键问题链接，并力争后来居上；“天人合一”自然观中所蕴含的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在今日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就更有发扬光大之必要；而高度的道德自律精神、社区生活中的原始民主遗风、自我管理能力、歌舞自娱精神等等在讲究社会公德、提倡爱心救助，政治文明建设，以及建全现代法制，建设社区文化等方面都能与世界先进文化接轨，从而有助于贵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当然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毕竟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又因为地处僻远，它的小农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观念也十分突出，因而在许多时候同现代意识的冲突变得比较尖锐，同现代化进程很不容易合拍。比如“坝子”文化心态，靠山吃山，对比较优势的依赖，就是其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文化心态。“坝子”文化心态是一种安土重迁、知足常乐的心态。贵州喀斯特山地被高山河谷分割成一块块面积不大的坝子，坝子周围环绕着大山，贵州各民族就生活在山上或山间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盆地里。所谓“地无三里平”，正是这种地理环境的写照。作为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贵州人，本来就很少迁徙流动，加上交通不便，他们的生存环境就更其孤立、分散、内向、封闭。地缘上的封闭，养成了贵州人安土重迁的性格，乡土观念十分强烈，具有一种能将就而不讲究的怡然自得心态。“病死不离家，老死不离乡”，“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日难”。安土重迁，知足常乐，成了他们祖祖辈辈的信条。此种文化心态固然能使人在拜金主义盛行时借以同人性异化相抗衡，从而去追求诗意生活的一面；但同时也是贫困之源。因为封闭会造成愚昧，知足则带来怠惰，怠惰与愚昧正是滋生贫困的土壤。贵州经济发展中多比较优势，缺少竞争优势，其源盖出于此。靠山吃山心态。依赖并无限制地使用和消耗自然资源，不看重技术创新与竞争能力，这是贵州民族民间文化中长期养成的一种文化心理。世界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重要区别正在于：先进文化讲求效率，鼓励探索精神，资源优势让位于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的形成，仰赖于知识、投资、智慧与创新，这才是创造财富的最有效基础。贵州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其民族民间文化中缺少鼓励竞争的内容和机制。人们在观念上都把“山”中的财富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尽力不尽力都一样。各人都只想从所“靠”之“山”中“吃”到自己那一份，很少考虑除了“山”中现成之物，还可以再扩大生产何种新物，更不去想“山”外还有什么可“吃”之物。这样的心态势必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人的创新能力受阻。上述两种文化心态相互依存，其所产生的历史堕性，对于贵州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都会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对于全球化背景下贵州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也会造成某些障碍与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