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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498信息学院理科实验2班田庆隆关于鸦片战争的一些浅见——读《天朝的崩溃》有感这篇读后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题内话，主要是讲自己对于鸦片战争的一些见解。第二部分则是说些题外话，则主要是围绕看过本书后在如何认识历史这一问题上自己的一些见解展开的，与鸦片战争本身可能没有太大关系。一．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时代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不争的，天朝对抗“英夷”的战争就好比新大陆被发现之后美洲土著人对抗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那样。离谱的双方伤亡比例又似乎让人联想到了明朝戚继光抗倭时创下的军事史的奇迹，只不过这次沦为如同倭寇下场的却是往昔不可一世的帝国。毫无疑问，直接决定战争结果的是投入这场战争的双方的军事实力的对比。本书的作者在开始便从武器，编制，指挥，战术等层面详细地分析了中英此时的军事力量的差距。，且不谈军队调动的种种问题，尽管中国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在英军这支强大的近代化武装面前想要从数量上来弥补整体军事实力的差距却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军事实力差距这一个问题上我不想做太多的展开。在这次战争中，道光帝做出的最频繁的动作或许就是换帅。从最早先的邓廷桢，林则徐到后来的琦善，又到后来的杨芳，奕山，裕谦等等。尽管他们的作为各不相同，处境也是各异，可是无论是谁去坐这危险的一把手交椅，似乎都逃不过一个怪圈，大致都会走上一个相似的道路，即第一步，新官上任三把火，踌躇满志准备扫平英夷。第二步，英军通过军事胜利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第三步，明白了战争局势的真实情况。第四步，成为夹在“英夷”和道光帝之间的出气筒，通过妥协和欺骗这两大法宝来在夹缝中谋生存。最终，谎言露馅，身陷监牢，或是兵败身死。原因是很显然的，道光帝实际上成为了决定这一切的最终推手，因为官员们的行为动作都不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以应付道光帝为一切活动的中心，而抵御英国军队的任务反而成为了次要的。这一点无疑是由于制度引起的。曾经有一个管理学家说，如果一个独裁者总是做出正确的决策，那么专制是最好的制度。可是不幸的是，道光帝只是一个资质平平，思想的高度没有超越他的祖上先人的独裁者。假象如果道光帝能够提出或接受诸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类的思想，中国的情形又会如何？当然我不应该苛责古人，去做事后诸葛亮，正如将来的人也不应该过多指责今人所犯下的错误。因为任何人都难以逃避所在的时代。不论是林则徐，还是道光帝，或者是其他千千万万鸦片战争历史上的龙套角色，其实都沉迷于天朝的思维框架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因为人毕竟是环境所造就的，一个饱读圣贤诗书，研究理学奥义的中国传统读书人是无法理解中英之间差距的深层次原因，更也无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他们能做到的只能是在传统的“剿”与“抚”之间盘桓，在督促士兵去履行忠君报国的使命上做工作。中国的近代史其实可以说成是中国跪下去然后又站起来的历史。而鸦片战争史就无疑是中国跪下去的开端。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人眼中甚至是在一些西方人眼中，天朝的物产永远是最丰富的，天朝的制度永远是最先进的，天朝的军事实力也是最强大的。西方世界只不过尚未开化的蛮夷之地，而夷人的种种挑衅举动终不过是飞蛾扑火螳臂当车的自不量力的行为。在遭受军事失利后的，上自皇帝下至臣民，都无一能接受天朝其实已经不敌岛夷这一客观事实，而是自我欺骗式的认为“杨芳，奕山为坚持抵抗，自取败道；颜伯焘是口头主战派，临阵脱逃，不足效法；陈连升，关天培战死却失利，咎因‘奸臣’琦善；定海三总兵之败，本属寡不敌众，且血战六天六夜；而在镇海，头号主战大员裕谦兵败绝望自杀，这就出现了一个漏洞。余步云恰恰能补上这一漏洞”（P375）。当时的人们或许已经感受到了些许奇异的氛围：天朝似乎不敌岛夷。但是为天朝的固有思路容不得他们去有更多的思考，只允许他们继续自我欺骗。即使出现了几个难得的对事实稍有认识的人也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直言不讳，还是装作毫不知情。选择了后者的人往往就会被当做“汉奸”来处理（不是因为有汉奸，而是人们需要汉奸）。我不是想说琦善是好人而林则徐是误国的愚人，但是无论在那个时代，我们都需要那些有着先知先觉的人。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不至于在历史的大浪中被冲刷殆尽。先知先觉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至少是不被人所认可的。是所谓“英雄的最终故乡是寂寞”。但是正如鲁迅在《呐喊》的序言里所说的：“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苏醒者在哪里？我们整个社会又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们？这或许是我们从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二．教科书式的历史观与政治正确的陷阱林则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民族英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有什么主要事迹？“虎门销烟”。在中国，或许每个有着初中以上学历的人都会这样回答。而问题的答案似乎也是那样的不容置喙，理所应当。我也还一直记得初中历史教科书上那绘有案首挺胸正气浩然的林则徐像的插图，以及电影中林公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这一切看上去都是这样的美好和谐，伟大的民族英雄看来也注定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了。但是现在，当我敲击着键盘的时候，我觉得这心中的美好图景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林则徐，这位我们眼中的圣人或是神人，却大概只是一个属于被人们千百遍唾弃的“腐朽的晚清王朝”的天朝大吏。他与那些被鄙视的天朝官员们的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便是他们都还没有从天朝的大梦中苏醒，而他与这些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林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人物，而琦善之流是鸽派人物罢了。尽管从现在来看，比较中英实力之悬殊，琦善的举动似乎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而林却犹似于以卵击石；英军进攻定海而非广东的举动也似乎与林则徐的文韬武略和严密布防没有太大关系；尔后在广东的惨败与林的罢黜也很难挂上钩。但是历史教科书是不会给真相以申辩的机会。于是，林就是英雄，道光帝若是继续任用他，那么“英夷”也就不会有之后的猖狂；而琦善就是卖国贼，正是他的卖国行为才使“英夷”在中国得逞。教科书所传达给我们的是一种极易于操作的历史观，即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一般，几乎每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都被简单的贴上了“好”或“坏”的标签。林则徐是“好”的，琦善是“坏”的；孙中山是“好”的，袁世凯是“坏”的；毛泽东是“好”的，蒋介石是“坏”的。就算是最辩证的结论，也不过是下一个如同对辛亥革命意义（推翻了清王朝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没有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云云）那样半黑半白的割裂式的定义。也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也就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二元论历史观。也就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人物便成为了一个个可以用儿童的水彩笔涂鸦而成的平面形象，而不是一个个鲜活的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有血有肉的人。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抱着一个被教科书所打扮的幼稚的洋娃娃的我们尽管可以在历史考试中获得高分，却很难说是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历史过去也就过去罢，今人如何看待自然不会改变那永远被封存的真相。但是未来呢？有人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你就能看到多远的将来，中国人难道也要准备用这幼稚的眼光来看待当今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吗？在红色中国时期，“政治正确”这个词汇可以说是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处不在，也深远地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观念。在当时，如果跨过了政治正确这条红线，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而当时的历史学术成果也就理所应当的带有了浓厚的时代色彩（比如关于三元里抗英事件广东省文史馆提出了所谓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说法）。在新的时代中里，在这个政治挂帅已成为往事的时代，政治正确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在解读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时候仍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某种类似于“政治正确”的因素的影响。即人们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会主观地加入某些共同的价值取向，并且以某历史事件或人物是否符合现在的所谓普世价值来对其下最终的判定与评价。就林则徐的例子来说，《天朝的崩溃》一书的作者已经用极其具有说服力的史料证明其不过也是同琦善一样，是天朝的一名官员；也是与很多庸人一样，为自己的失误找托词与借口；但是他与琦善等人最大的区别是林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人物。而琦善杨芳奕山都是在“英夷”的坚船利炮下放下了天朝大吏的架子的鸽派。在当时的局势下，采取哪种态度才能最大程度的保全中国的利益，这一点已经被鸦片战争的历史回答了（当然是从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的角度）。但是如今，林则徐被奉为了庙堂上的民族英雄，而琦善杨芳等人不是被称作汉奸卖国贼就是在历史的洪流销声匿迹。人们的认识之所以有如此天差地别的原因，就我看来，其实就是受到了这种“政治正确”的思路的影响。林则徐的强硬态度往往使人联系起爱国主义这个无论是在那个时代都被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价值观（比如我党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林的同事们则刚好与其相反。这就不难解释他们的遭遇的区别了。其实不仅是中国，几乎所有国家都很难逃脱这个“政治正确”的陷阱。美国人从不吝啬用冗长的篇幅介绍《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他们却很少会提及他们敬爱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其实是一个坚信白人比黑人高贵的种族主义者。只是因为把林肯塑造成一个人权斗士的形象会更符合人们的那些普世价值观：平等，自由，人权云云。追求了这种“政治正确”往往便意味着放弃了对历史真相的忠实还原。被歪曲的历史也更像是一种教科书，是用来传达一种价值观，而非真实的记录。究其原因，我认为大莫过于两点。首先，当然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孔子著《春秋》以后中国的历史便逐渐具有了宣传作用一直至今。而往往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这种作用就越发明显和重要。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当权者也必将符合自己所认为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到历史上（我在这里并不想评判这种价值观孰优孰劣，而是仅仅陈述这种现象）。无论在是在哪个国家，哪种文化环境之下关于历史的记录与宣传都难以逃脱这“政治正确”的窠臼。比如美国的历史会竭力宣扬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典型的美国的价值观，而中的国历史则是会偏重于宣扬如集体主义，自我牺牲，奉献等中国特色的特殊气质。第二个原因，我想大概应该归结于人对于美好事物的本能追求以及出于本能的对于祖国的热爱。这一点我不想最过多的解释，也没有能里做出很有见地的解释。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观史的人其实都无法克制自己内心情感的介入。或许也就是这种“政治正确”才促成了整个社会对觉醒者的冷酷。我绝不是指责“政治正确”，我也承认在许多时候“政治正确”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政治正确”绝对是探索历史真相的毒药。作为普通人，我们或许不必对此太过在意，然而对于治史者而言，摒弃对“政治正确”的依赖或许才是通向真理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