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医史

1邹介正：古代畜牧兽医2009-12-1619:20:32|分类：畜牧兽医史|标签：|字号大中小订阅古代畜牧中国是养动物的主要起源地之一，畜牧生产萌芽于1万年前。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选育出众多的地方品种，并积累了丰富的选种、饲养、管理技术。起源距今9100年前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存第一文化层出土的猪骨，是迄今中国最早的家畜遗存，其数量在出土全部兽骨中占的比便最大，并反映了猪在长期豢养后体质和形态的变化。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桐乡罗家角和余姚河姆渡遗址反映，水牛当时已成为家畜。在距今将近8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也有家养的猪、狗、鸡，可能还的黄牛。长城以北传统牧区家畜驯化的时期，由于考古材料的不足，目前尚难作出肯定结论。在中国新石器时期，传统的“六畜”——猪、狗、牛、羊、鸡和马已基本齐备。陕西临涧姜寨遗址的畜圈紧挨居所，旁有灰坑；其牲畜夜宿场则远离房屋，范围比圈栏大得多，说明当时有圈养和放牧两种形式应用于不同的畜种。龙山文化大家畜的饲养相当普遍，马牛开始成为役畜，家畜的体质形态基本与现代家畜相同。先秦时期夏商时期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使农牧业有很大的发展，专职人员的放牧，饲养中圈养的发展，饲草的制备贮存，使畜群不断增长。定期配种和淘劣选优的配种制度使畜群的品质不断提高。多少反映了夏代情形的《夏小正》中，已有关于牲畜的配种（执陟）、草场分配（颁马）和公畜去势（攻驹、攻特）的记载。传说商的祖先“立皂（食槽）牢（牛舍）”。在殷墟甲骨文中有刍、牧、牢、厩、庠等反映畜养方式的文字；有反映马、猪去势的文字；有一次祭祀用牛300头、马300匹以至千牛的卜辞；反映了畜牧生产的发达。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有野象，有迹象表明殷人曾经驯象。西周时期，《诗经·君子于役》：“鸡栖于埘，羊牛下来”，反映了农村中饲养畜禽的普遍；《诗经·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反映了贵族畜群的宠大。《穆天子传》中记述周穆天（公元前947-前928）到西北地区游历，沿途部落贡献食马牛羊，动辄以千百计反映了当地畜牧业的发达。《周礼》中管理畜牧生产的专门机构，如“牧人掌牧六牲而阜养其的，以供祭祀之牲栓”，“校人掌王马之政，辨六马（种马、戊马、齐马、田马、道马、驽马）之属”，“圉师掌教圉人养马”，“牛人掌养国之公牛”，“羊人掌羊牲”，以及草人供应舍饲所需的干草，职责分明。又有“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在军队中，校人之下设巫马，巫马之下有职兽医管军马的疫病。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畜牧业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畜牧兽医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相畜专家（见相畜术）。这时中国已形成农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西北和塞北是牧区，以草食兽马牛羊为主；中原为农区，养畜业亦受重视。《礼记·曲礼》：“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家畜成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管子》还把畜牧生产发达与否作为判断一个国家贫富的标志。秦汉至隋唐时期秦汉时代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畜牧生产的经营管理体制逐渐完备，畜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地主经营和小农经营。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类型。国有和皇室所有则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时已建立太仆寺掌管理国马，西汉仍之。在西北边郡设立国营牧场——牧师苑，养马数10万匹。秦时制订畜牧法规《厩苑律》。秦汉时期西北边郡民营畜牧业也很发达，如“乌氏倮”“畜至用谷量马牛”。而农区中畜牧生产是庶2民致富的重要手段。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养马50匹，或牛160余头，或猪或羊250只，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等于千户侯向1000户农民征收到的劳役和租税。汉代曾多次从国外引进良种以改良国内的马匹。由大宛、乌孙引进的良马称为汗血马、天马、西极马。最大的一批是贰师将军李广利从大宛引进的3000匹大宛马，同时引进了优良牧草苜蓿以改进饲养条件。汉代不少地方官员观说所属百姓饲养家畜以增加生产，卖剑买犊、养猪、养羊、养鸡，以推广牛耕，解决肉食和肥料，增加经济收入。卜式以养羊致富，马氏兄弟五人是养猪能手，梁鸿、孙期等曾牧猪于海上（渤海郡），以及祝鸡翁的养鸡，都是有名的畜牧事例。汉代的畜牧生产虽屡经破坏，但总的趋势还是向上发展的。汉末至隋初360年间，中国处于分裂的混乱时期，战争使牲畜遭受严重损失，但许多游牧民族移居黄河中下游，使北方的畜牧生产仍有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北魏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北魏曾将水草丰盛的河西地区辟为牧地，“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后来又在洛阳附近置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年从河西经并州，把牲畜徙牧至河阳牧场。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对家畜家禽的选种，繁育饲养方法、管理细则，疫病防治，畜产品加工，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并指出养羊必须积茭（贮存干草），有草架或围栅喂干草，用栏前作渎检查羊有病无病，用隔离和淘汰病弱着只的办法以改进羊群的素质，并提出一些简便可行的治疗方法，科技水平相当高，对后世的畜牧生产有很大影响。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也是中国古代畜牧生产、畜牧科技鼎盛期。唐初拦收隋留下的繁育马3000匹于赤岸泽，约经50年的努力，至麟德年间监牧马已发展至74万匹。为了保护畜牧生产的顺利发展，在太仆圭系统内工作的兽医达600人，并有兽医博士4人，教育生徒百人的常凤教育体系。还以西北地区为基地，设立48监以养马，并择优建立了马籍，使良马繁育工作有了科学依据。《唐会要》记载：西北各监牧的马牛羊驼数量时升时降，开元初是24万匹，开元末升至43万匹。天宝年间又降至32万匹。这种升降部分是由于自然灾害的疫病流行，更主要的是人的因素的影响。当时民间的马牛数量更百倍于官牧。唐王朝重视改良畜种、选种育种，经常从漠北、西域和中亚引进良种马，交由陇右国营牧场牧养，这些马都起了种马的作用。史称唐马“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出现“相马不看先代本，亦似盲人信步行”的谚语。“先代本”是血缘系谱，较居延汉简中的牛籍只记载个体特征和齿岁详细得多。《唐律疏议》和《唐六典》中对各地监牧场的组群规模、仔畜繁殖成活畜、成畜损亡率、劳动定额、草料定额、成绩考核和奖惩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且严格执行。唐王朝为保护监牧牲畜的过冬，曾有计划的种植饲草制干草作补饲用。宋元明清时期宋代，传统国营牧场所在的西北边郡多为少数民族占领，宋政府将马分散到各地饲养。宋初，养马最多时达15万匹，以后国营养马明显衰落。由于马匹不能满足需要，故从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购进，茶马贸易由此发展起来。辽、金、西夏畜牧业相当发达，统治者对畜牧业很重视，新刊本《司牧安骥集》就是金的附庸伪齐刘豫征集刊刻的，使此书得以流传下来。《黄帝八十一问》是金朝人撰写的古兽医学重要篇章。元在全国设群牧所14个，周回万里，均是牧地。但统治者防汉人反抗，对汉人实行括马法（又名刷马法），农区的马基本被搜括干净。对农区民间的牛羊则实行抽分法，有时是“诸人孽畜，百取其一”，有时则“牝牛、牝羊十取其一”。使民间畜牧业遭到破坏。明初军民严重缺马，120万人的军队，官兵仅有马4.5万匹，所以政府特别重视养马业的恢复，先在南京成立太仆寺，后来在北京又成立了北太仆寺和4个行太仆寺。明令应天（南京）、太平、镇江、庐山、凤阳、扬州、滁州等6府2州的农民养马，并以马代赋，官督民牧。在西北及各边要省区设立监、苑、卫所，划定草场范围，发展军队养马。在东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茶马互市设立茶马司以管其事。为了发展耕牛，曾禁宰耕井和不准对母牛挤奶。但3这种政策是消极的，并不能促进耕井的发展。明代后期，受天灾人祸的破坏，大家畜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为了保护畜群，苑马寺曾多次翻刻《司牧安骥集》和《痊骥通玄论》等古兽医书，并编纂《类方马经》、《马书》、《牛书》等。民间兽医喻本元喻本享兄弟合著了《元享疗马集》、《元享疗牛集》。清代为防止汉人反抗，在中原及江南农区，产行禁止农民养马政策，废除明代官督民牧制度。除八旗、驿站、文武官员外，其余人员不准养马，违者没收马匹、畜主受杖责，违禁贩卖马匹者处死。在此政策影响下，农区中只能以牛耕田。因此清代260年间马医无重要著作，而相牛治牛病的书却有大批出现。明清时代，在养猪、养羊方面也有较大的发展。农区养猪、养羊主要是为了取得粪肥，因为栈养羊，圈养猪得到发展。并培育出一批优良猪、羊、鸡品种。猪种和鸡种曾运至国外，对世界猪、鸡品种培育和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古代兽医中国兽医药学有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经奴隶社会的初步发展，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其完整的学术体系；在隋唐时期开始系统地传至国外，对有关国家兽医学术的发展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起源（公元前22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纪四大古医药起源地之一，又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早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已有了畜牧生产。当畜产品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时，如果畜群受到疾病的侵袭，人们必然利用已获得的治人病的知识试治兽病。这样就产生了原始的兽医活动。传说黄帝时期（公元前26-前25世纪），有马师皇善治马病，曾用针刺唇下及口中，并以甘草汤饮之治愈畜病。山东省博物馆陈列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掘出来的骨针共有大小不一的6枚，这些骨针一端尖锐，一端粗圆，并无针眼，骨锥文的14原米，短的7-8厘米，形似兽医用的圆利针。这些骨针是用家畜骨磨制成的，是畜牧生产的副产品，由之说明该时期以针刺治畜病是有根据的。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可知，中国在古代便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医疗经验，如该书中指出：东方的砭石，南方的九针，北方的灸热，西方的药物等。这些都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就地取材治疗畜病。并对原始兽医药因地制宜防治家畜疾病也曾产生过影响。巫医并存（公元前21-前11世纪）夏商时期，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在这一时期中，巫和医同时存在。《世本》说：“巫咸，帝尧时医，以鸿术为尧之臣。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传说中有许多名医：如巫彭、巫妨、巫方、巫庚、巫贤、巫咸都有名字之前加一巫字。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发掘出郁李仁、桃仁等中药证明当时巫和医的并存。甲骨文中还有一些象征去势的字，表明殷商的畜牧生产已对家畜产品作品质的改进。当时的兽医已利用青铜针、刀作外科手术。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牛，鼻中膈上穿有小孔，似表示已发明了穿牛鼻技术。专职兽医的出现（公元前11世纪-前711年）西周才有专职兽医出现。《周礼·天宫》：“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刮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是计其数，以进退这。”家畜去势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周易》中，已指明去势的公猪性情已变温顺。据《周礼·夏宫》记载：政府每年早春即下达“执驹”，而在夏天则“颁马攻特”，即将不作种用的公马定期进行去势。《周礼》等古文献中记载有100多种人畜通用的天然药物及采集草药的时期。在西周时期有畜牧兽医名人造父（公元前10世纪后叶），后世有托名作《造父八十一难经》者。4中兽医学术的奠定（公元前770-公元589）在春秋时期有著名畜牧兽医孙阳（号伯乐，约公元前7世纪人）和王良（同时或稍后）的出现。《伯乐针经》、《伯乐明堂论》、《伯乐新书》、《孙阳集》、《王良百一歌》等则系后人托名之作。战国时期已有专门诊治马病的“马医”。内科病已用水煎剂灌服，外科病用涂敷药或腐蚀引赤药以去其环死组织。药物分草、木、虫、石、谷五类，并分为以五毒攻病、五味调病、五气节病、五谷养病等治则。秦汉时期，兽医学术有进一步的发展，民间不仅有专治马病的马医，还有因耕牛的发展而出现专职的“牛医”。秦代已制定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在汉代改名“厩律”。东汉末《神农本草经》出现，收藏药物365种（植物药253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其中有些药指明专用于家畜。在《居延汉简》、《流沙坠简》以及《武威汉简》中有医治马牛病的处方。汉中山五墓中出土了治病用的金针、银针和铁制的九钍。《盐铁论》中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