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中国教育的近代转折从1840年到1860年的20年里,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无情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华帝国开始丧失其独立地位,逐步向半殖民地的社会演变。中国的教育主权也因此部分丧失,西方列强开始以教会办学等形式公开在中国进行文化教育活动。面对列强的凌逼,一些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从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出发,睁眼看世界,率先发出了要求变革和向西方学习的呼声,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先导。第一节传统教育的危机和改革派的文化教育主张一、明末清初西学的输入和早期“西学东渐”的中止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被动输入。传教士宣传科技知识也仅是以其新异性来吸引中国的学者和皇帝,减少在中国传教的阻力。但是1757年,乾隆皇帝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使得西学东渐中止。二、传统封建教育的病态发展(一)官学教育有名无实(二)教育内容不切实用(三)科举考试弊病丛生三、太平天国运动对传统教育的冲击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运动。它不仅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文化教育领域也引起强烈的震撼。(一)对儒学的批判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为思想武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其批判的中心。(二)对文字、文风与科举制度的改革1.吸收民间常用的简体字作为官方用字,便于书写。2.仿照西方的做法,在书写、印刷时引入标点符号,便于识读。3.改革文风,要求文章的内容反映现实生活,做到“文以纪实”,提倡使用“俗语”即大众化的语言,反对严不从心和各种阿谀奉承的文字。1853年,定都天京起,天国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在考试内容上,废除从“四书五经”出题,而根据太平天国所颁布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和《真命诏旨书》,并突出“策论”,以选择能经邦济世的人才。在考试对象上,废除了门第、出身、籍贯的方面的限制,“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准应考。开设女子科。(三)建立普及教育组织,改革教育内容《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村政权从大到小分别是军、师、旅、卒、两、伍。各级行政级别均设置教育机构。太平天国教育内容主要是以宗教教义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把政治思想、道德教育融汇到宗教教育与宣传之中,也可达到初步读写和文化知识教育的目的。其基本材料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群众性宗教、政治思想教育读物。第二类是儿童启蒙性读物。四、改革派的文化教育主张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一)“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认为当时的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无才之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kun)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chan)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zang),薮(sou)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人才观的两个基本方面:其一,他以缺乏“才偷”、“才驵”、“才盗”反衬整个社会智能程度的低下,并不表明他对道德价值的否定,而在于突出强调人才品质中可以“经世致用”的智能因素。其二,他从社会实际需要出发,从不同类型人才的分工合作上,提出了一个由相、史、将、士、民、工、商等组合起来的人才整体结构形态,反映了社会发展要求人才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的趋向。人才的多样化要求有一个“不拘一格”的选取人才的途径,龚自珍热情呼唤:“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这方面,他集中批判了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和晋升制度。首先,他指责科举制度以单一的儒家经义和八股文作为选才的标准,士人们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下不惜成年累月埋首于故纸堆中,去读那些空洞而无实用价值的文章,智能与人格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更不利于多种类型人才的涌现。其次,他指责重出身、重资格、熬年月的官吏进用制度剥夺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无数有才之士在官阶递进的漫长岁月中耗尽了年华与精力而无所作为。(二)复兴“经世致用”学风从“经世致用”的观点出发,龚自珍指出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都是士人应当学习研究的。他还由一人专治一官出发,流露出培养专门人才的思想。龚自珍以“通经致用”的观点来看待儒学。首先,他认为儒家只不过是百家中的一家,所以儒学不能作为教育之唯一独尊的内容。其次,他认为儒经也应随世变通,因时制宜,根据当代的实际进行取舍。魏源也主张恢复古代“以经术为治术”的“通经致用”的经学教育传统,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三)“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的炮火硝烟,更将本已危机四伏的晚清社会笼罩在一层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制夷”成为举国注意的焦点,“经世致用”思想也沿着制夷、悉夷、师夷的路径发展,其中“制夷”始终作为目标贯穿在发展过程之中。魏源在他所编写的《海国图志》中,在介绍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在该书的序言即表示该书的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出于制夷的目的,军事技术成为首先被重视的内容,魏源认为在这方面“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除向西方学习船、炮、军器等物质方面的长处外,也还注意到组织、纪律等人事制度方面。尤引人注目者,魏源还希望通过改革科举制度,以选拔精通西洋军事技术的人才。他建议福建、广东两省武试,增加水师一科。这已经表现出将对“夷之长技”的学习纳入封建教育制度的趋向了。第二节教会学校的兴办和西方教育观念的引入一、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1807年9月4日,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受基督教新教伦敦会的派遣,搭乘美国商船,辗转来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他是伦敦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兴办学校,传播西学,是传教士藉以扩大影响,进一步达到传教目的的重要手段。1815年马礼逊提出创办马六甲书院的设想,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学校最终定名为英华书院(TheAnglo-Chinese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奠基,同年开学。米怜任院长,马礼逊任校监。书院涵盖中学、小学范围,以中、英文交互进行教学。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二则让素习中文的中国、印支及中国东部诸藩属如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的学生,皆能以英语从事西欧文学及科学的学习。聘任中、西籍教习均以基督教徒为限。欧美学生须携具得力荐函,或经相关人员介绍,方得入学;本土青年,或自费,或教会组织资助,或其他私人资助,旨在接受英语教育者,均可申请入学,不强制其接受基督教信仰和做礼拜等。在课程上,对于欧籍学生,除必修中国语文外,根据学生的志愿选修宗教、文字、经济等科目;对于本土学生,以英语教授地理、历史、数学及其他有关学术和科学的各种科目,如时间许可,还教授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和马来文等。开设有一所中文图书馆和一所西欧文库,收藏有关上述各民族的语言、历史、风俗等方面的书籍。书院供给部分学生膳宿,有自我照顾能力并自愿者可寄宿校外,并设立基金以供本土贫寒学生维持生活。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英国霸占香港。为更便于向华人传教和传学,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1844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Anglo-ChineseTheologicalSeminary),1856年停办。英华书院尽管不是设在中国大陆本土,办学目的也只在“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但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知情者。从传教士方面说,英华书院也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大量设立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径,准备了人才。马礼逊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因纪念马礼逊而得名。183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其丈夫郭士立为德国人)在澳门办有女塾一所。1835年,马礼逊教育协会筹设马礼逊学校,先期招生男童2人,附读于郭士立夫人所设女塾,后来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容闳便是其中之一。1839年11月,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始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1810-1880)主持并任教师,1842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学生按程度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班,课程包括中文科和英文科,英文科计有天文学、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目,中文科计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课目。中文科由华人任教,英文科由英美人任教。1847年1月,布朗离港回美,1850年马礼逊学校因故停办。马礼逊学校是一所专门为华人开办的学校,它以丰富的西学课程,充实了在此求学的中国青年,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的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有些人从此出发,更进一步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高层次西学人才。二、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1842年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万余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天主教小学90所;基督教传教士约100人,教徒约2000人,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学生1000余人。早期的教会学校集中在五个开放通商的沿海城市和香港。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小,开始时一般不满10人,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程度低,绝大多数是相当小学程度的学塾。办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从而扩展传教的范围,加快宗教影响的速度。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有些学生父母已经信教成了教徒,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难童。为吸引学生,早期教会学校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甚至还提供衣服和路费等。早期教会女学堪称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184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创办宁波女塾,1845年只有学生15名,到1852年学生增至40名。早期教会学校程度虽浅,但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别于传统蒙学,有的学校还开设外语课程。从中毕业的学生常在当时日益纷繁的中外交往活动中充当通事(译员)的角色。三、教会学校的发展基督教教会的目的是要使基督福音普降全世界。传教士是为了基督教的利益而办教育的。教会学校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1876年,第二阶段开始于1877年的第一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大会之后,基督教教会学校改变了过去零星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教会内部,教会学校的独立性加强了,并着手讨论和解决教会教育的具体问题,如教科书、课程设置、师资培训、考试制度及教学方法等,从而加速了教会学校的制度化发展。洋务运动中期以后,多数教会学校,持别是位于沿海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而是吸收新兴资产阶级家庭和其他富裕家庭的子弟,收取较高的学费。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教会教育的影响,还能在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获取经济利益。四、从“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到“中华教育会”1877年5月,第一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决定成立“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SchoolandTextbookSeriesCommittee),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1890年5月7—20日,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将1877年成立的“学校与教科书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TheEducationalAssociationofChina),议定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五、教会学校的课程(一)宗教(二)外语(三)西学教会学校一般都开设相当数量的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和其他科技课程,高等级的学校也开设—定数量的人文社会学课程,如哲学、逻辑学、经济学等。(四)儒学经典六、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影响教会学校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教会学校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的国家地位在教育上的反映。教会学校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