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读书笔记来源：中国金融网作者：中国建设银行电子银行部王晶烨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号称是自1947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出笼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几乎无处不闻回应之声。随后,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战略联盟。本书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哈佛大学阿尔伯特·魏斯赫德三世（AlbertJ.WeatherheadIII）学院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主编之一，美国政治学会会长。有大量学术著作及论文问世。塞缪尔·亨廷顿著述甚丰，涉及面很广，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年)、《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年)等。2据美国《政治学季刊》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领域,亨氏作品被他人在学术著作中引用的次数遥居各家同行之首。因此,他在西方的地位可与基辛格、乔治·凯南、汉斯·摩根索等人相媲美。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在读书界引起一阵骚动。作者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本书所持观点公允与否，在学术界大有争论。但书中对现今世界各种文明的深入研究和剖析对读者会有重大参考价值。他在书中讥讽了美国自1917年以来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t）野心和论调。他觉得一战时所谓建立“民主”的世界，二战时所谓建立“自由”的世界都是没希望的。因为，西方人坚信的西方文化普世论存在着三个问题：其一，它是虚假的；其二，它是不道德的；其三，它是危险的。之所以说西方文化普世论是虚假的，是因为其它文明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观念；之所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是因为“普世论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之所以说它是危险的，是因为它“可能导致文明际大战”。亨廷顿认为，代替西方文化普世论的，应该是一种正在形成的力量，这种力量要求不同文明相互适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他认为这种相互适应已然存在。作者在引论中开宗明义的提出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3式。这一命题的五个推论构成了本书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作者在此指出冷战后，意识形态的划分和认同逐步削弱，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划分敌友的标准，在新时代，文化认同将取而代之作为全球政治的重构标准。在这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中，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因此可以说世界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作者继而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几种基本范式，指出这些范式虽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是对于人类的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必不可少的。作者总结了四个基本范式：范式一，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范式二，两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和他们；范式三，国家主义范式，或多或少184个国家；范式四，完全混乱的世界。以上四个范式中每一个都有其自身重大的缺点和局限，于是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这些范式更说明理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文明的范式。作者认为其优越之处在于其具有以上四范式所缺乏的相容性，结合了现实与简化，并能导出有效预测。以此为观点，作者在“文明的性质”一节中，探究文明的一般定义，性质，类型等存在的共识性认识与争议。作者主要探讨了关于文明的性质，学界的几种共识性认识。这些共识包括文明的存在形式：单一文明还是多元文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界定文明的核心因素，宗教；文明的内涵，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而4非政治实体；文明的持久性，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得非常长久；文明的七种类型：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其次，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作者指出文明之间关系演变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最后，作者主要阐述了普世文明的含义和来源，分析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内涵，以及非西方社会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三种态度：拒绝、接受和改良。具体来说，“普世文明”在奈保尔那里是指“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作者从四个方面批驳了这个概念：第一，假设普世文明只是人类共有的判断是非的最低限度道德，那么早已普世，不新鲜了；第二，倘若指用来区别原始社会与文明化社会的一些特征，那么它与多元文明并不排斥;第三，假如是指达沃斯文化，即全世界精英层的共同信念，那么由于其人数极少，所以远不是普遍的文化；第四，如果指“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普世的文明就成了普及世界的麦当劳和可口可乐。最后作者指出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对于普世文明的来源，作者分析了三种假设，一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其荒谬之处是认定只存在自由民主制这一种趋势；二是，世界各民族在相互贸易和通讯下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但科学调查发现这二者并没有必然因果关系；作5者认为，用社会心理学的差异性理论来分析，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于文明，社会，和种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加剧了。换言之，在中国，我是中国人，在日本我是中国人，在欧洲我是亚洲人，全球往来越频繁，自我身份的意识便越强。三是，始于18世纪广泛现代化的产物。对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作者作了区分，提出西方之为西方的核心价值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是西方独有的；而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西方文明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因此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化的文化。“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本部分作者的中心论点是：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为了描述西方的衰落，作者从权力、文化与宗教三个层面作了详细的论述，指出西方衰落是缓慢，非直线的过程，在西方文明对于领土、人口、经济、军事等权力资源的占有上，有20世纪达到顶峰，6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衰落。给西方世界的盲目自信者一个惊人的结论：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宗教的复兴使非西方社会拒绝西方，敌视西方。即“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继而，作者明确指出西方的挑战者文明：亚洲和伊斯兰文明。亚洲的自信根于经济的增长，伊斯兰的复兴主要源于社会充动和人口增长。挑战的表现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亚洲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有更多的权力，认为经济的成功是本土文化的产物，本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崇尚集体使东亚人更容易相互认同；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于政治产生的影响：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根本改革为核心精神。伊斯兰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动员力量的增强，使得它们倾向于向外扩张，从而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对于前景，作者认为，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同时非西方文明内部及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作者论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表现为：第一，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第二，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第三，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一章指出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各国都在寻求认同，7而认同在作者那意味着不仅确定自己，而且还需要树立敌人。“人们需要敌人”，明确了敌人才能更好的增强内部的合作和凝聚力。在此作者指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在其它章节中作者也强调了文明断层线战争的持久和难以通过协调彻底解决。换而言之，国际争端中涉及文化冲突的问题是无法用谈判解决的。但是作者同时提出“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对于“无所适从的国家”即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的国家，如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它们的领导人无视其本土文化的力量，试国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化，就会使国家染上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无所适从的国家”。作者指出“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抑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各国都围其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更困难，但是，事实上，西方真的希望象伊斯兰这样危险的文明拥有其核心国家吗？作者还试图把亲西方的土耳其看成伊斯兰世界核心国最合适的选择，可以看出，给伊斯兰文明树立核心国是有条件的（亲西方），以便于控制，否则还是缺位为妙，历史证明，8一旦出现，西方的对策一贯是：促进和利用它与其内部及和其它文明的冲突来保持均势。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本部分作者的中心内容是：第一，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的冲突；第二，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和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一、普世主义引起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作者认为，由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自信心的增长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欧美对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的普世主义遭遇失败，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多或少采取了抵制态度。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对于这个问题，作都的建议是，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对于非西方社会就必须利用其经济资源，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其政策；防止非西方对西方内部挑拨离间的同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作者提出的建议实则是通过制造其它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转移对于西方世界的冲突，但立足点应该是通过“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而让非西方世界陷入争端和自相矛盾中，从而无力与西方发生冲突。关于伊斯兰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作者首先从理论上介绍了文明9间冲突的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和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的核心国家冲突。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作者分析了伊斯兰与西方，中国与西方冲突的原因和影响冲突程度的因素，包括人口、经济、技术和宗教等，并指出“亚洲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咱霸权地位。”其它各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两种态度：均势和搭车，作者认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