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故事: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2009-06-1617古代希腊:太阳下最美的童年公元前8世纪,在欧洲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西岸以及爱琴海域的各岛屿上形成了许多小城邦,如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奥林匹亚等。它们虽也发展农业,但主要是种植橄榄、葡萄等经济作物,用以榨油酿酒,然后行销海外换取大陆出产的粮食。这种以航海贸易为本的生存方式显然迥异于中国、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的农耕文明,在世界各古老文明中堪称异数。这些小城邦虽然彼此独立,未建立统一的国家,但在语言文字、风土人情和精神气质等方面却又基本都保持一致,且对外皆自称“希腊人”(Greeks),因此被统称为“古代希腊”。其实,古代希腊文明所涵盖的时空范围远不止于此,在空间上,按最保守的看法,古希腊也应包括东地中海、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屿、今土耳其西南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东岸等地区;在时间上,则上可追溯至米诺斯(克里特)和迈锡尼时代,下可及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时期,其具体的历史分期如下:首先是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的迈锡尼等地相继出现了早期文明,它们的出现如明灯一般照亮了尚处于石器时代的西方世界。克里特岛的宫殿,重门复道,号为迷宫;迈锡尼城堡的大门,威武雄壮,号为狮子门。正是由于米诺斯文明与迈锡尼文明所构成的“爱琴海文化”在后来被发掘,才使古代希腊得以晋身“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之列。大约从公元前12世纪初开始,迈锡尼文明开始江河日下。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虽然以希腊联军的胜利告终,但也从此大伤元气,故很快就被北方野蛮的多利亚人吞并,迈锡尼文明崩解。这之后(即公元前1100—公元前800),古希腊世界经历了300多年的文明倒退期,这300多年的岁月几乎没给后人留下任何史料,所幸有位盲诗人荷马将这一阶段的历史素材整理成了一部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成为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主要文献,因此后人便将这一时期命名为“荷马时代”,也有人称之为“英雄时代”,盖因生灵涂炭之世总是英雄辈出之时吧。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也就是我们本讲开篇时所提到的那个时代,这时古希腊世界开始渐渐恢复了元气,一个个小城邦逐渐形成,后来被称为“古风时代”,也叫“早期希腊”。在此期间,爱奥尼亚人城邦形成了爱奥尼式建筑,多利安人城邦形成了多利克式建筑。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30)之间,希腊进入了“古典时代”,这是古代希腊文化的黄金岁月,在包括建筑在内的各艺术领域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伟大成就,成为千秋万代的典范。主要建筑类型有卫城、神庙、露天剧场、广场等,并在伯罗奔尼撤半岛形成了科林斯柱式。从公元前334年,自马其顿入主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率领希腊联军东征,10年间横扫欧亚非三洲,到公元前325年班师回朝时已建立起一个前无古人的庞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流域,北抵中亚。亚历山大在其广阔的帝国版图内大力推行希腊文化,使古希腊的文明发扬远播,直至公元前2世纪。因此这期间便称为“希腊化时期”,或称“大希腊时代”。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暴卒于巴比伦,他所建立的大希腊帝国崩解,形成若干希腊化政权,到公元前1世纪末统统被新兴的罗马所征服。但希腊的文化不仅反过来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罗马,而且通过罗马帝国影响了后世的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没有古代希腊及后来的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与西方文明。所以古希腊被公认为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还赞美古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马克思的此番评价显然是中肯的。人类作别蒙昧时代以后,几乎都选择了君主专制作为社会管理模式,从而陷入了一治一乱兴亡更替的历史怪圈。但爱琴海畔的古代希腊却避免了这一恶性循环,他们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正是这种奴隶主民主制度,使得古希腊既没有古代埃及、印度和美洲的那种神秘主义的宗教政治,也不存在东方国家如亚述、波斯和古代中国的那种君主专制的集权体制,更没有后来罗马帝国那种一统天下的“帝国主义”野心。对外,他们把邻邦的自由和独立看作是自己城邦自由和独立的保证,即便彼此之间发生武力冲突,也绝不以剥夺对方的自由与独立为目的。对内,希腊人以城邦为基础,每一个自由民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社会生活的一股中坚力量,同时也成为了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古希腊人信奉原始的泛神教,在他们的神话传说中,充满着原始而自由的精神,希腊人的神常常就是他们理想中的自己。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似乎都不太“像样”,他们完全不具备任何神明所应具备的神秘、抽象以及必要的道德性,他们异于常人的地方似乎就只是容颜和身体更加迷人、生命活力更加旺盛、七情六欲更容易爆发而已。但这些却并不影响古希腊人对神的崇拜,因为在希腊人看来这些就足够了,在爱美成性的古希腊社会,神之所以是神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比人更美。古希腊宗教、神话的特征是“神人同形同性”,所谓“同形”就是说神在形体上与人长得一样,都是血肉之躯,只是比人更具典型性——大家看西方美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古希腊的那些神,男神比男人长得更加健壮、更加雄伟;而女神则比女人长得更加高贵、更加美丽。而所谓“同性”,是说希腊的神和人类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各种缺点和弱点,他们所追求的和古希腊人也一样,都是现实的享受和感性的愉悦,所以我们看到希腊神话中那些神动不动就到人间来拈花惹草、挑拨是非,而这些神一旦与人类发生了风流韵事,其结果就是生下英雄。古希腊传说中的英雄如阿喀琉斯等都是这种神人混血儿。可见该种多神信仰中的众神体系更像是一部豪门罗曼史,而完全与神秘主义无关。因此希腊人热衷于通过理想主义风格的人体写实艺术来描述其众神,严谨的科学精神由此产生,人间性的审美取向也由此产生,而这些正是后来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尤甚)人本主义思想的源泉。此外,希腊的古典哲学对后世文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今天西方文明强盛的奥妙,曾有学者论定就是两个法宝:一为科学,一为法律。暂不论此说是否全面,但观此两样东西,会发现它们其实都是从古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科学与法律,这两个东西看似风马牛不相及,法律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科学是处理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但这二者在西方语言中是同一个东西,都叫做“law”,它们都是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来的,其信念基础是:相信万物背后定有一个普遍的共性(规律)在起支配、主宰的作用。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亦坚信宇宙的运动必有一位不动的第一推动者。那种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某种思维(感性、理性、灵性)去掌握。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哲人执著追求着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总有一个普遍的共性(规律)在起着支配和主宰的作用,并把这种锲而不舍的求知精神当作最高的追求,与主张“学以致用”的中国孔子同时期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应该追求好的生活更甚于生活本身”,即把追求知识本身当做目的——“学以致知”。穷究万物的本源,这恐怕也就是希腊-罗马文化圈后来在世界各民族地域文化中最先承纳基督教信仰的原因之一。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位希腊哲学家名叫泰勒斯,他本是个商人,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总去琢磨一些“没用”的事情,所以他很穷,即使有一点钱也都去旅行花掉了。这个来自希腊殖民地米雷特斯的穷光蛋曾自费游历过埃及等许多个国家,据说他在埃及时曾计算过胡夫金字塔的高度——不要忘记那是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他的方法是在自己的影子与身高等长时测量金字塔的影子长度。这位希腊智慧第一人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不仅有趣,而且意味深长。据说泰勒斯有一年突然一反常态,开始用心赚钱了,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大丰收,于是便事先租下了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从而一举垄断了整个行业,狠狠地大赚了一笔。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要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钱是可以比别人赚得更多的,只是他有更重要的问题要去思考。还有一则流传更广的:一个夜晚泰勒斯行走在旷野里,举头看天,他断定明天会下大雨,正当他预言天要下雨的时候,不小心脚下有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过路农夫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天要下大雨啦!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两千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点评道:“一个民族要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而一个民族要是只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被当今学者称为“轴心时代”的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人类的历史天空群星璀璨,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了圣贤大哲。那时中国的周朝王纲解纽,造成学术空前繁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孙子、韩非子……百家争鸣,当其中的孔子为“复周公之世”而四处奔走的时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释迦牟尼创立了伟大的佛教;当齐宣王敕建稷下书院,汇集各派学者的同时,柏拉图亦在爱琴海畔的雅典创办了一个学园,亚里士多德就在那里学习……那个“轴心时代”产生的各种思想,至今还在温暖着全人类。但是,为何学者们倍加推崇的那几样现代“法宝”,偏偏是出现在了柏拉图的故乡呢?这让我想起有人曾经做过的一个有趣的社会调查:在人杰地灵、文物荟萃的中国河南省南阳市,长眠着中国历史上三位彪炳青史的杰出人物,但他们身后的待遇却判若霄壤,在中国历史给予这三个人的尊崇与冷漠之间,仿佛就把上述问题的答案和历史的奥秘都展示给我们了。南阳城西卧龙岗上的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屋宇翼飞,檐牙交叠,庄严肃穆,蔚为壮观。南阳东关的医圣祠,是纪念汉代名医张仲景的,虽同为纪念性建筑,但张医生的这座祠比起武侯祠来就逊色得多了,而且在其牌位上,他的那个“长沙太守”的头衔赫然冠于“医圣”尊号之前。最寒酸冷落的,要数南阳城北的张衡墓。张衡是一位世界级的大科学家,而且还是东汉屈指可数的大文豪之一,据说在国外都有很多他的塑像,但在他的故国,却终究不过是一介书生的形象,引不起后人的格外崇敬。张衡墓直到他们做这项调查时仍寂寞地躺在南阳市石桥镇一方农田的角落里,若非他曾担任过太史令一类的御用官职,恐怕连这一抔黄土也未必能留存到今天。试想我们有谁见过布衣终身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呢?显然这是一个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而文化价值取向也并非凭空而来,这与每种文明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关。要知道,所谓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古代埃及等并非同样的概念,因为它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如前所述,古代希腊只是许多个独立的奴隶制小城邦(国家)的统称,它们之间有时出于需要会联合起来,有时也相互攻伐,但更多的时候是若即若离,彼此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这其中最典型的城邦是雅典。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宪政改革,即“梭伦改革”。当时出身贵族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废除了世袭贵族的垄断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城邦的最高行政机关,从而扩大了公民的权力,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雅典从此政通人和,很快就成为了希腊世界中最繁荣的城邦。后来希腊诸城邦于公元前478年在提洛岛上会盟时,即以雅典为盟主,联合起来抵抗波斯帝国的侵略,史称“提洛同盟”。公元前5世纪希腊联军连续三次打败强大的波斯后,整个希腊世界更加强盛了。公元前462年经过伯里克利斯的深化改革,雅典城邦的奴隶主民主体制进一步完善,古希腊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岁月,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批知名思想家,包括建筑在内的艺术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雕塑就有著名的雕刻家米隆、菲迪亚斯等,他们的作品《掷铁饼者》、《雅典娜神像》等都是西方雕塑艺术至高无上的典范。又如建筑,这期间不但为我们留下了大量不朽的实物作品,如帕提农神庙、波塞冬神庙、伊瑞克先神庙等,更创造了独特的建筑形制,尤其是其中的柱式,成为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的典范。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体制毕竟有其局限性,因而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即使是在最具人道色彩的雅典,拥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也仅占到总人口数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每四个雅典人中就有三个是奴隶。奴隶们仅被视为“活的工具”,他们担任着城邦中的所有劳力工作,却丝毫没有任何作为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