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建议

稳定通货问题笔谈1988年通货膨胀成因及治理建议戴根有1988年通货膨胀危害深重通货膨胀是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现象。价格总水平指全社会综合物价水平。商品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因而价格总水平持续上涨,归根到底是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率一般指物价上涨率。物价总水平上涨程度一般被认定为通货膨胀程度。根据西方国家对通货膨胀的一般判别标准,通货膨胀率3一4%为温和的通货膨胀,7%以上为高通货膨胀,超过10%为危险的通货膨胀,超过20%则表明通货膨胀失控。根据这个标准,我国1985年以后,就已基本进人了高通货膨胀时期。发展到1988年,通货膨胀已经接近失控。全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上涨达18·5%,超过经济困难时期的1961年(16·2%)。其中12月份达26.7%。全国零售物价上涨较高的广州市,12月份达44.0%。1988年通货膨胀程度,为建国以来所仅见。通货膨胀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危害:持续的通货膨胀使群众对价格上涨的心理预期空前加剧,引发了夏季前后全国性的抢购风潮;通货膨胀并不象有些人所讲的能够实现强迫储蓄、增加积累,而是对储蓄产生了负效应,使储蓄增长率出现多年未见的滑坡现象;通货膨胀导致收人分配不公,群众不满情绪强烈,很多社会矛盾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并不象有人说的它本身是一切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革命”,而是一种可能造成天下大乱的引爆剂;通货膨胀降低了国民经济总体效益,因为它不但使牌、市价差距拉大,使价格扭曲现象更加严重,使刚培育起来的初具雏型的市场发生畸变,而且由于使劣等产品重新有了生存条件从而使资源配置状况劣化,给改革增加了困难;通货膨胀还是滋生腐败风气的温床,败坏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等等。总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治理通货膨胀是当务之急。1988年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通货膨胀原因,理论上有多种解释。但无论如何,它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表现。1988年通货膨胀加剧,既有当年新增的供需失衡因素,又有历年总需求膨胀的累积因素。社会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组成。统计上,投资需求主要表现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消费需求主要表现为社会商品零售额和城乡居民货币收入。1984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过热发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一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1984一1987四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3%,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长26·1%,城乡居民货币收人年均增长27·5%。从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的要求来说,投资和消费的增长应该与国民生产总值(总供给)增长率相适应。1984一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6%。投资、消费、居民货币收人三项指标分别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14·7、14·5和15.9个百分点。投资和消费增长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部分,形成通货膨胀压力。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27·8%,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人增长2·2%,农民平均每人纯收人增长17.7%。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社会商品零售额、城乡居民人均收人增长率分别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7.3、16·6和1·0、6.5个百分点。社会总需求膨胀趋势,有明显发展。投资和消费需求膨胀,刺激货币发行超常增长。1984-1987四年,市场货币流通量年均增长28.7%,比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17.1个百分点。货币超经济增长,必然反映到物价上涨、货币流通速度减缓和刺激净进口上。1984年以后,随着农村第一步改革基本完成,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新因素已经不多;贸易逆差(净进口)1985、1986两年年均达432·6亿元,占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4.9%(即影响GNP平减指数达4.9个百分点)。到1987年,由于外汇短缺,贸易逆差降为14·2亿元,于是零售物价出现明显上升,扣除计划调价部分,由上年的4.5%上升到6.4%。1988年贸易净进口30·9亿美元,比上年进一步下降,特别是加七居民价格心理预期加剧,抢购而形成的货币流通速度加快因素,以及价格控制放松等因素,结果使物价总水平出现飞涨。投资、消费膨胀和货币发行失控,是在现行国民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因此通货膨胀的更深层原因应从现行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中去寻找。(一)改革和建设急于求成思想,脱离了国情,违背了客观规律。建国以来几次大的经济波动,都与思想发热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曾经有所好转;但!984年以后,对总需求膨胀重新失去应有的警惕。1985、1986两年主要靠消耗外汇和黄金库存支撑国内经济,日子还过得去;1987年开始捉襟见肘,但思想上仍然将其归结为仅仅是农副产品供应的局部问题,没有充分看到农副产品供应短缺是总需求多年膨胀所造成的结构失衡的典型表现。于是发展到1988年思想继续过热,上半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累计增长17.2%情况下,仍然有权威人士认为需要保持经济一定增长速度等。有这种思想指导,加上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地方利益的强化,各地互相攀比经济增长速度,就是十分自然的了。198年工业增长速度过高,形成对需求膨胀控制的逆调节,是总需求膨胀的重要因素。在改革进程上,急于求成的思想也比较明显。本来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长期以来实行的又是产品经济体制。由生产力水平不高的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是个很长的时期。而我们却曾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如“七五”建成新的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结果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改革措施仓促出台。一去年某项改革企图单项突进,由于脱离了国情,结果被迫调整。急于求成的思想反映计划上,是年年计划留有资金缺口。1988年信贷计划中,有关方面压过来的固定资产贷款计划增加额占各项贷款的比重达25·2%,是1983年以来最高的,除此而外计划外还留有缺口;年度财政赤字没有安排来源,由资金本来就不平衡的专业银行承购债券。实践证明,专业银行购买债券,增加了资金占用,但贷款并不能相应压缩,结果资金不足,仍向中央银行要;流动资金缺口,年初预计就有几百亿元,这部分资金缺口是“硬”的,到时候非给不可。建设和改革急于求成的思想,反映在财政收支上,赤字年年发生。1984一1987四年,按国际惯例剔除债务收人,累计赤字645·1亿元,年均达161·3亿元。赤字占货币实际发行额的51·9%。(二)改革措施不配套,结果旧的需求膨胀因素未消除,又增加了新的需求膨胀因素。农村改革首先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虽然增加了消费基金支出,但是由于实行家庭经营新体制,新的运行机制很快得以形成。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借鉴农村经验,从放权让利开始。让利的结果,使国民收人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相应的运行机制没有形成,结果一方面企业多收很快转化为消费基金大幅度上涨,消费基金膨胀由此产生。生产基金不足就大量依赖贷款,这几年银行贷款占企业资金总额的比重直线上升;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多收,很快转化为地方自筹投资大幅度上涨。由于政府任期制使地方政府领导人普遍存在短期行为,自筹投资较多地被用于短期见效的加工工业,于是进一步加剧了加工工业与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中央政府被迫增加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等重点工程投资,结果社会投资总规模膨胀就在这种很不协调的投资决策气氛中形成。(三)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商品经济条件下最有力的宏观调控机构—中央银行力量太弱。传统经济体制下对宏观经济平衡起决定性影响的是计委,商品经济体制对总量平衡起最终决定性影响的是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按其本性来说,它是能够控制住社会总需求的。但是,其前提一是要有相应的经济体制,我国这种体制尚未健全,金融机制不完备;二是必须是职能独立。我国中央银行自1984年成立以来,它的职能基本没有改变。当经济过热发展时,中央银行基本不能独立进行客观需要的逆向调节。结果自然是经济愈来愈热。发展到非解决不可的时候,由政府出面调节才能扭转局面。但是,由于这样决策时间过长,很容易贻误时机。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表现为金融机构尚缺乏自我约束机制。银行不能破产,而从多贷款中又能得到好处,并且面临的又是各方面强大的资金需求,结果放款失控就很容易发生。治理通货膨胀建议我国经济运行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机制,治理通货膨胀既要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更要立足中国现实。第一,要真正解决建设和改革中的急于求成思想,并从制度上解决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问题。急于求成思想的核心是脱离中国国情。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了解,就难免受各种思潮(包括通货膨胀无害论思潮)的影响。解决办法,一是加强调查研究,二是决策层多听实际工作者的意见。关于经济全局的大政方针,一定要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才作出决策。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以发展为中心。改革要为发展服务。改革措施出台,一定要首先考虑它对国民经济宏观平衡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对旧体制的改革,要与新体制运行机制构造相结合,在未找到新的办法之前,现行办法不要随意革除。解决改革和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要体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对外开放速度的要求上。生产速度要与资源供给相适应,防止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明年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一些”,要切实执行,决不能靠多占用资金、高耗能源和原材料维持低效益的高速度。对外贸易的发展要与国内商品供给增长相适应,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适当限制国内市场紧缺商品出口,努力通过提高出口商邑质量和深加工增殖,增加外汇收人。第二,要有坚定、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应兼顾经济增长与货币稳定双重目标。但是经济增长与货币稳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可以统一的。当二者发生矛盾不能兼顾时,货币政策应坚定不移地以保卫货币为已任。通过稳定货币,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制约经济过热倾向。治理通货膨胀是个长期任务,货币政策要有中、长期目标。要用稳定中期货币增长率的方法,制约货币政策中某种飘忽不定的短期行为。防止形势稍有好转,又重蹈复辙,放松货币控制。为了防止经过紧缩后形势稍有好转就出现思想回潮,思想理论上要坚决摒弃通货膨胀无害论。第三,加强计划平衡,制止计划缺口。计划的宗旨是求得平衡,而不是“有计划”地制造不平衡。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要建立在物资平衡的基础上,有多少物资办多少事。财政不能搞赤字预算,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信贷计划不能留缺口,严格遵循先流动资金后固定资金的顺序安排资金供应。考虑信贷平衡的透明度低,对信贷支出更应防止计划外批条子。第四,强化中央银行职能,完善中央银行体制。核心是加强中央银行职能独立性。为了实现国家批准的货币信贷计划,中央银行应有独立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力,例如调整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以中央银行贷款发放和收回,都应独立决定。防止再出现货币政策调整决策时间过长而贻误时机的现象。中央银行职能真正独立,还有待于专业银行真正企业化。在目前专业银行企业化程度不高,因而经济手段调控不力的情况下,建议暂行专业银行主要领导干部实行任期制,并先征人民银行同意后方可任命的制度。为了摆脱地方政府对中央银行各分行工作的干扰，中央银行各分行长任免由国务院决定,并可在全国各地灵活调动。收人的比重增长很快,这部分资金分配中积累与消费、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的比例关系处理不当,国民经济宏观失衡就难以避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第五,完善配套改革措施,堵塞宏观失控漏洞。由于改革不配套,过去几年留下很多漏洞，现在需要分别轻重缓急,逐一解决。择其要者,一是改变财政包干办法,创造条件推行分税制。财政包干办法不改变,各地经济过热增长的势头就无法扼制,地方本位主义、地区封锁也难以消除。二是强化对企业留利分配的管理。通过立法,强令企业正确处理留利中补充自有流动资金、生产发展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的比例。改革以来,企业收人占国民收人的比重增长很快,这部分资金分配中积累与消费、固定资产积累与流动资产积累的比例关系处理不当,国民经济宏观失衡就难以避免。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愈来愈突出。第六,强化专业银行管理,完善信用制度。要逐步减少信用贷款量,扩大真实票据及其他资产抵押贷款量;划分长短期资金来源和运用界限,划分长短期银行业务范围,以防止短期资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