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的成败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论文题目：论辛亥革命的成败姓名：元芳学号：104105111545910班级：热能1001班年级：1001级专业：热能与动力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指导教师：冯岚完成时间：2012年11月12日2关于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曾一度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着不同的声音。有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是成功的、胜利的，但也有不少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那么，究竟怎样评价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也如同对其他革命事业的评价一样，不能片面地、主观地评价它，而是应当从它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革命本身的历史事实出发，即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正确地评价，方能得出客观公正的、合乎历史本来面目的结论。一、搞清辛亥革命同武昌起义、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是正确评价辛亥革命的前提。辛亥革命虽然与武昌起义紧密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或归结于武昌起义；同属此理，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又不等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旧民主主论辛亥革命成败3义革命的内涵、外延远比辛亥革命要深刻的多、广泛的多。所以，用辛亥革命来囊括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显然也是欠妥的。理论界至所以出现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评价，其关键乃是不少人往往把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或旧民主主义革命）这几个既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概念相互混淆，混为一谈之故。从对辛亥革命的这一界定中不难看出：辛亥革命的主要标志是武昌起义，但又不等于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起始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但延及同年11月、12月的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市响应武昌起义而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终止于1912年初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成立。而从1907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由孙中山先生等人领导的潮州黄岗之役、惠州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州之役、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以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存在期间乃至解体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而开展的一系列斗争，包括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等等，虽然同属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又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辛亥革命的范畴。4二、辛亥革命是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的革命，是成功的，胜利的。其一，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对于民族的【共时性】认知不足，因此革命虽然成功，也仅是表征性，事实上，上层是翻了天，但底层架构依然不变。显示革命党人，对于做为民族根底核心的民族性不够全面认知。做为民族构成的长期共性，架构，文化层面的轻忽，认为只要把西方文明制度全面移植过来，就可以达成像日本一样的成功，不只可以就亡图存，更可以让中国从此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一个民族自有其本身不变的完整性质，和文化规则的排列，构成其有机联系。因此当受其外界变量时，结构中的各部份可以依其有机性，交互替换而不改变它的完整性。而这种转变互补和制约，是有其自律性的，保证其不受外界影响，其内核在于民族的向心力。这种民族向心力，同时也是保障个人在其为民族一份子的合法性。其二，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忽略了一个民族赖于生存的场所感，由于民族所生存场所以及情境，构成的现实条件，使得一个民族，有其独特的文化和交流情感。而这种环境和情感互动，虽经民族【历时性】整合过程，或经多元文化及外力冲击，仍能保持其不变的价值核心，彼此之间也变5得更为紧密。其间历时性所产生的共性中之制度及文化习俗，我们或可说这种整合，是其历时性的【不变】的价值核心。而辛亥的革命党人，完全忽视一个民族的共时性及历时性。诚如上述，完全西化的这种异壤移植，不只冒进，而且愚劣无比；中国在辛亥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基本就是这种冒进贪功的后果。正如一位极其智慧的网友【烟雨】所说的，辛亥不过是一场，搔搔攁攁，却达不到根本的革命。辛亥后的百年，情境依旧，中国整体架构仍如同清末，还是遶回原点。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活得更幸福吗？亦诚如金满楼在辛亥记念文中的质疑，其质疑恰如其文，雄浑而掷地有声。从实体上验证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是否活得更幸福。或则我们须要详细推究历史，是甚么原因造成辛亥后不比辛亥前更幸福。是如以上所述的，是文化、环境上，让辛亥革命的意义被饱受质疑。或是辛亥革命，仍是一个成功的革命？实际上，如果我们时间上推溯历史因果，也许就能厘清部份因素，证明辛亥革命是不是真的一无可取；或则她虽是一个成就受限的一个革命，但具体来说，她并不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只是命运多桀的一个革命。三、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有其错综复杂原因，这也正是辛亥革命未能保住胜利成果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以后未能巩固革命6的成果，进一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进逼下，丧失了政权，这本身不属于辛亥革命的范畴，而是整个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挫折和失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首先，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理论，主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的纲领，同盟会虽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一般地讲到了要推翻清朝政府，要建立民国，要平均地权等问题，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提出革命全过程中每个革命阶段的具体行动纲领，没有提出革命的政权问题，革命的敌、我、友问题，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正如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没有明确具体的奋斗目标情况下发生的革命运动，必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以至一旦遇到困难和曲折时就难免会丧失信心和束手无策。正是因为缺乏革命理论的指导，因此，连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孙中山也认为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任务就已大功告成，只剩下民生主义了，因而他本人也就集中精力去发展实业了。再者，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简单、片面地宣传反满复汉，把满族统治者视为鞑虏，7过份强调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这只不过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既不利于全中国人民包括汉、满、回、藏、苗等56个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又模糊了敌我友的界限，轻易放过了外国侵略势力和支持满清统治的汉族封建势力。上述认识和做法，显然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应当说是错误的。这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革命，是一种致命的误导。其次，革命组织的涣散。世界上任何一次大革命，要夺取革命的胜利，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尤其是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应当有一个坚强有力、团结协调的组织，特别是要有一个革命的领导核心。否则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是十分困难的。从中国历史看，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及其领导层，就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思想上、认识上存在重大分歧；二是组织上纪律松散、涣散、缺乏战斗力；三是行动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的自立门户，自拉山头，另行组党，有的对孙中山不满，乃至漫骂攻击，以至造成了南洋、日本和江浙地区同盟会组织的大分裂，大大削弱了革命党的威信和战斗力。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同盟会的组织作用，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有着它的必然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资产阶级8民主革命必然能取得胜利。仅以辛亥革命的主要标志——武昌起义来说，武昌起义本身是成功了、胜利了。然而武昌起义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完全是在无领导的状况下发生的起义。当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黄兴在香港，由于无人领导，临时找来了汤化龙、黎元洪当作领导。黎元洪不是革命派而竟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元勋，以致于建立中华民国的真正的元勋们——起义士兵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一天天缩小，而反对革命的势力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武昌起义成果的复失，这个教训，不可不谓深刻。总之，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不能简单地用胜利或失败来衡量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革命。我们既要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实行了民主共和，是成功的、胜利的，尤其是辛亥革命在唤起民众、推动民众思想变革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又要看到，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保住胜利成果，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是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的。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本身的失败。我们不能把辛亥革命同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同起来。我们可以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却不应当说辛亥革命失败；可以说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夺，不可以说是辛亥革命9的失败。毕竟，辛亥革命的胜利同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这两者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曾经动摇于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23］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国会建立，宪法制定，元首选举，否定了君权神授。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如“雨后春笋”，政党政治“蓬勃兴起”［24］，反映了民权上升。尽管当时不够完善，后来饱经磨难，但毕竟从无到有，为中华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共和的基石，正如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25］其次，文化更新迈开了新步伐。五百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26］，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各种主张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不仅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而且陈旧思想枷锁的加快解体，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文化开辟了道路。再次，经济发展跨入新阶段。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共和制新国家的建立，再次掀起实业救国的热潮，发出现代化的动员令，政界制定政策，实业界热情投资，科技界积极参与，民众抵制外货，为最终迎来民族经济的“春天”10准备了条件。综上所述，不以人划线，“主体失权”论便无依据；不苛求前人，“目标未遂”论便无依据；不主观臆断，“性价失衡”论便无依据。据此，我们可以认定辛亥革命的胜利，尽管其中也有诸多不足与教训。［参考文献］［1］精卫：《论革命之趋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525页。［2］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钟叔河编：《定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10册，第335页。［3］龚书铎：《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4］袁克文：《容庵弟子记》卷3，台北文海出版社，111913年版，第18页。［5］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8，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6］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7，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7］胡思敬：《国闻备乘》卷2，中华书局，2007年版。［8］张孝若：《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3页。［9］［10］［12］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305－306、305－306页。［11］《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12版，第70页。［13］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71页。［14］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页。［15］《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5页。［16］转引自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第一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45－246页。［17］《宋庆龄论辛亥革命》，《中国建设》中文版，1981年第9期。［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13［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27页。［20］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7页。［21］转引自郭世佑：《辛亥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