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周作人研究综述何亦聪（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摘要：周作人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人物。新中国成立以来，周作人在学术界的视野中销声匿迹了30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并迅速焕发了光彩。以10年为界，讨论周作人研究的成果和特色，并指出其不足，以期能对将来的周作人研究有所助益。关键词：周作人；思想；散文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0）02－0152－03收稿日期：2010-01-20作者简介：何亦聪（1985—），男，河南濮阳人，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Mar.，2010Vol.18No.2河南社会科学HENANSOCIALSCIENCES2010年3月第18卷第2期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周作人自身的政治问题，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他的存在都被有意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地政治气氛的改变，周作人也重新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短短30年间，周作人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小心翼翼到逐步放开直至神采焕发的过程。如果按照时间大致划分，80年代以来的周作人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80年代是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时期，新世纪以来是又一个时期，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点。当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一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思想研究方面步入解冻期。在20世纪80年代，周作人的一些文集和选集陆续得到了整理出版，如上海书店出版的5本影印文集，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出版的一部分自编文集，以及《知堂序跋》、《知堂书话》等。张菊香、张铁荣合著的《周作人年谱》及其合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是此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80年代发表的有关周作人的各类文章超过了100篇，接近1949年以前所有关于周作人之单篇文章的总和；研究专著则有李景彬的《周作人评析》、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等。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文艺思想研究、附逆的思想根源与动机之研究、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1980年，李景彬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了《评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张》一文，从人道主义思想的角度探讨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念，堪称周作人文艺思想研究的开风气之作。但或许由于尚处在80年代的初期，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多少显得有点放不开手脚，就理论、观点而言，这篇文章并不新颖。相比较而言，罗钢在1987年发表的《周作人的文艺观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一文在理论素养方面就显得更为成熟。作者将周作人30年代以前的文艺思想划分为留日时期、“五四”前后和20年代3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的阶段，周作人与西方人道主义文艺思想的联系显示出不同的特征，但其间又存在着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1]钱理群的《历史的毁誉之间——简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是一篇比较全面地论述周作人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主张与成绩的文章，在文中他明确地指出周作人的文艺批评旗帜上写着两行大字，“自由—宽容”和“个性—表现自己”[2]，这个见解比较简练地概括出了周作人文艺批评理论及其实践的主要特色。关于周作人，最容易引起争议与关注的话题似乎始终是他的附逆。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解释，比如“家累”或者“亲日”等，但在80年代，也有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找出周作人附逆的思想与性格根源，如黄裳在《关于周作人》中即指出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复杂的心态有关。赵京华的《寻找精神家园——周作人文化思想与审美追求》一书是较早从对周作人自身个性和思想的理解出发来探讨其人生轨迹的一本学术著作。此书值得肯定之处在于其宏阔的视野，作者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周作人一人，而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书中常采取比较的研究方法，如对比鲁迅和周作人的人生道路等。80年代最早对周作人的散文进行研究的是许志英，他在《论周作人早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一文中从知识、趣味、诗意三个方面探讨了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但是这种把握和理解一方面限于表层，另一方面限于“早期”，作者对周作人的··152散文创作理念显然还缺乏更加深入和整体性的了解。80年代前期对周作人散文的研究有两种通病：第一种即如上面所述，限于表层和早期，将沉重的思想内涵从周作人的散文中剥离出来，仅仅视周作人为一个散淡、诗性的小品文家；另一种则是从政治倾向来评判周作人的散文发展路向，认为周作人中后期的散文是“闲适的”和“消沉的”。这样两种通病阻碍了研究者对周作人散文与思想的进一步理解，直到舒芜的《周作人概观》一出，此种情况才有所改变。1986年，舒芜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第4、5期发表了长文《周作人概观》，这篇文章是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研究进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舒芜通过这篇文章对周作人在各个方面的成就、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其探讨范围涉及散文创作、翻译、文学理论和批评、思想革命、新诗、二周关系与比较、周作人的思想转变与精神结构等方面。在散文创作方面，舒芜率先肯定了周作人后期小品文的独特价值。随后舒芜又连续发表了《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审美世界》、《周作人的散文艺术》两篇文章，更加细致而具体地探讨了周作人散文创作的全貌。舒芜的这些文章都代表着80年代周作人研究的最高水平。周氏兄弟对比研究始终是周作人研究的一大热点。80年代关于周氏兄弟对比研究的文章比较多，如钱理群的《鲁迅、周作人文学观发展道路比较研究》、何德功的《周氏兄弟早期对文学功用的认识与日本文坛》等，这些文章多着眼于兄弟二人思想道路与政治道路的不同，相反，舒芜的《不为苟异——关于鲁迅、周作人后期的相同点》则着眼于兄弟二人后期的“同”，这个“同”体现在许多细微的方面，舒芜的研究显示出他独特的眼光和深厚的功力。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已呈现出多彩的面貌，但研究框架还显得有些“大”和“单一”，也就是说，还有许多细节有待探究。二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是80年代研究的深化和细化。在周作人作品的整理出版方面，钟叔河主持、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10卷本《周作人文类编》，共收入文章2954篇，周作人的绝大部分散文创作都已收录在内。90年代发表的各类关于周作人的文章超过了200篇，比80年代有所增加；最为重要的是，90年代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周作人研究方面的专著，这些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周作人研究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升。9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传记写作、散文研究、周氏兄弟对比研究、附逆问题的探讨、妇女观和儿童观之研究。每个主题的研究都出现了水准极高的代表性专著或论文。传记写作方面，共出现了四本相关传记：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李景彬和邱梦英合著的《周作人评传》、雷启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其中，以倪墨炎和钱理群所写的两本传记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倪墨炎所写传记以材料的翔实见长，作者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勾画和评判传主的一生，这种努力却也在无形中拉开了作者和传主之间的距离。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则更加注重将传主放置进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去进行对比和理解，对周作人思想的许多方面和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散文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就无疑是刘绪源所著的《解读周作人》一书。与舒芜对周作人散文的研究一样，刘绪源充分肯定了周作人中后期散文的艺术成就，但不同的是，刘绪源在书中对周作人散文研究方面的许多具体的细节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将周作人的散文特色与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进行对比以凸显其成就之大，又如将周作人散文创作分为杂著、小品、书话三种类型分别探讨。在《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与文体》一书中，黄开发也对周作人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类别划分，但是与刘绪源的划分不同，黄开发的划分一方面注意到“体例”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与其创作的时期更有关联。按照黄开发的划分，周作人1949年以前的散文创作主要可分为情志体、抄书体和笔记体三种。《人在旅途》一书初看似乎是将“思想”和“文体”分别进行了探讨，但事实上却是把二者融合在了一起。此外，这一时期研究周作人散文的论文还有胡绍华的《周作人的佛禅意识与小品散文创作》等。周氏兄弟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就是孙郁的专著《鲁迅与周作人》和钱理群的演讲录《话说周氏兄弟》。孙郁在《鲁迅与周作人》中将周氏兄弟二人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两座并肩耸立的高峰，从各个方面对二人的同与不同进行了微妙的对比，最后指出“事实是，鲁迅也好，周作人也好，均是常态中国人生中的叛逆，不过一个趋于挣扎、搏击，另一个空手道般地隐于苦难的大泽，其形态虽不同，根柢大致拴在一个基点上”[3]。《话说周氏兄弟》乃是由钱理群在北大讲堂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因此较之一些正规意义上的学术专著要显得更为通俗平易且富有激情，这反映出作者学术风格的变化：一方面是学术的平易化，另一方面是学术的感性化。这两个方面都与作者作为教育者的身份及其严肃的道德感、责任感分不开。附逆问题的探讨方面，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相关的文章，如于浩成的《周作人遇刺真相》、陈嘉祥的《周作人被刺真相》、常风的《记周作人先生》、陈思和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等，但最有价值的见解则是来自黄开发，他的《人在旅途——周作人的思想和文体》将周作人的附逆与其双重的悲观联系起来，并对周作人附逆以后人格的分离状态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表明了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精神世界的深刻理解。舒芜的《女性的发现——周作人的妇女论》一文率先将周作人的妇女观引入研究视野中来，作者本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来充分肯定周作人的妇女论，显示出一种深沉的悲悯之情。周作人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在此一时期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是韩进的《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与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前者着眼于综合的面，后者立足于具体的点，都对周作人的儿童观及其与儿童文学之关系作出了或全面或深刻的探讨。相对于80年代，90年代的周作人研究已经显示出成熟的··153面貌，各种空白都已经得到填补，各种不足都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弥补。这一切都预示着，新世纪的周作人研究将更加多姿多彩。三也许与研究生队伍的迅速扩大有关，新世纪的周作人研究首先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2000年以来至今公开发表在报刊上的各类关于周作人的文章已逾700篇，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所有研究周作人的文章加起来的总和，此外有关周作人的研究专著也出版了多种，如止庵校订、2002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共收书36种的《周作人自编文集》，钟叔河主编、2009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4卷本《周作人散文全集》等。同时，网络上也逐渐出现了各种有关周作人的探讨和争论，河北教育出版社还特别开辟了一个以探讨周作人为主的“夜读知堂”论坛，这些来自网络的文字和声音或许良莠不齐，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作人研究在新世纪的发展。新世纪的周作人研究不限主题，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相关的探讨，但若以主要成绩而论，其中有三大特点最值得重视：一是研究的进一步细化，二是在思想研究方面的巨大成就，三是对周作人精神世界与思想轨迹的还原。周作人的翻译研究从这一时期才开始得到应有的重视。王友贵的专著《翻译家周作人》代表了这一方面的最高成就。《翻译家周作人》所论非仅限于周作人的翻译，而是试图从对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的研究入手，来探究周作人在人生、思想和文艺等方面所走道路和所做选择的一些动因，这无疑对以往的周作人研究做出了很有益的补充。此外周作人翻译研究方面的论文还有龙海平的《周作人早期的翻译理论》、刘军的《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杨莉的《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等。文学思想研究方面，出现了关峰的专著《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这本书分别从文章观、个性主义、文体观、文学的立场等方面探讨了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作者显然意识到周作人的文章和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在研究中有意地将对二者的探讨结合起来。此外这一方面的相关论文还有黄善明的《论“五四”后周作人文艺思想之转变》、庄锡华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