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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化二〇一七年六月目录1简介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4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4.1时间与变易4.2天道与人世4.3对土地和农耕的尊重4.4体会重农抑商的思路4.5致力于天人的双赢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1、简介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中国的各民族，大多为农耕民族，农耕文化悠久和丰富。各民族的农事活动，既是农作的劳动过程，又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里，按照不同民族的习俗，开垦出梯田、坡地，种庄稼和瓜果蔬菜，而一些重要的农事活动，如插秧、割麦等，则成为展示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工，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至省“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4、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由于近代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多年来，传统本身成为一个不那么正面的负担，农耕文化也因此受到一些影响。人们说到农耕文化，如果不加以贬斥，也往往带一点抱歉的意味。在这样的氛围下，对于中国的农耕文化，愿意进行深入研究的人不多。已有的论述并不少，但能形成共识，可作为进一步探讨基础的见解，似乎也不多。从很早以来，至少从有文字到大约数十年前，中国基本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或可以说，农耕文化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从全人类和长时段的角度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可能还是农耕文化时代产生的基本思想。目前正处于发展中的工商业文化，似尚未形成什么足以称道的贡献。而中国的农耕文化，颇有其独特的地方。4.1时间与变易敝友施耐德(AxelSchneider)教授提示，中国古人对时间的认识，与西方相当不同，与我们现在的认知也很不同。对中国古人而言，时间不必是一个目的明确、可计量的从起点到终点的线性走向(在近代西方进化论兴起之后，又增添了越来越进步的涵义)，其本质在于变易，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所谓“时乃天道”(《尚书·大禹谟》)。在此持续的存在之中，没有一个最后的终点，反而是“终则有始”，即四时在变化中周而复始，终点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如《易经》“恒”卦之彖辞所说：“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往”，就是“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此处及以下苏东坡语均自《东坡易传》卷四)。正因时间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故对其计量是为了方便，而不必是出于其本质。在常人眼里，四时循环是常规的天象。《逸周书·周月》说：“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而“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这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得出的结论。时虽有序有常，也可能“无常”。惟在变易的通则之上，“无常”也是“常”。所以苏东坡解释“恒”卦的象辞之“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说：“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简言之，四时循环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之上，即变化是比循环更基本的准则。因此，周而复始的循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终则有始”说的是终点之后一个新的开始；四时仍是四时，但春夏秋冬却是新的春夏秋冬。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对这类貌似循环论的观念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里面有相当深邃的道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古人关于时间和变易的基本论述，最集中地表现在《易经》一书之中。王弼所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既是对《易经》基本精神的简明概括，也最能表现古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那有序而常变的“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充分承认天道以变为恒而四时有序的背景下，人的行为就应当“与时偕行”，既不失时也不逾时，尽可能“与四时合其序”(《乾·文言》)，同时也要“适时之变”。对古人而言，天人是相通的。把观察到的天象描述出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辨析其与人世的关联。故“恒”卦的彖辞又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苏东坡进而解释说：“照”的虽是日月，“运之者天也”。以“日月之运、四时之变”来说明“恒久不已之道”，是“明其未穷而变”。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圣人“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4.2天道与人世以天人相通为基础，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是认识到并明确承认自然资源和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主张温饱层面的“寡欲”，在此基础上实行仁义；而并不非常强调“开发”，反而把很多这类行为视为人(个体的和群体的)“多欲”的表现。在承认人在面对自然时能力有限的基础上，古人又充分认识到人的潜能是相当强大的(不论性善性恶)。人一旦“多欲”，采取进攻性的举措，触及的方面可能是很多的，在态度上甚或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包括自然，也包括人本身，最后可能危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因此，从天子到庶人，其所作所为都要因时、顺时、随时，“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礼记·月令》)。人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而不是反过来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去榨取甚至破坏自然。所有人，包括帝王在内，其行为可以有相当的自由，但以不超越自然为限度。所以古代特别警惕“人主”的“多欲”，因为那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敬天但以人为本，不一定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如果略作理想型的表述，在这样的社会里，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君主是天之子，他在人间代替天执行天道；但天道是否真正得到贯彻，却表现在老百姓方面，所以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君主了解民视民听的一个方式是“采风”，即通过搜集各地的民歌民谣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也由此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否仍代表着“天命”。“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关键的特色。经过孔子诠释的夏商周“三代”，被推崇为黄金般的理想社会。正因为天道是“终则有始”，所以理想社会可以在远古的“三代”，但需要改善的却是当下的人生。历代士人都以做“天下士”为目标，他们的关怀必须广及“天人之际”，而其始终想要澄清的“天下”，仍是这凡俗的人世———要让“三代”的秩序重现于当世，变无道的社会为有道的社会。传统农耕文化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即大部分的人家居耕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不是不外出，而是有分工。女子基本不外出，至少不鼓励其外出(女权主义者可能看到歧视，但也未必不是出于善意，譬如对弱者的保护)；男子可以有外面的事业，但也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考虑。实际的现象是，男性中并不真正务农的一部分常常外出：商人追逐十一之利，当然频繁外出；当兵也是“事业”之一途，可能远到边塞，但不受鼓励(贵族时代除外，那既是义务也是特权)；在很长的时间里，读书做官被视为“上进”的正途，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然后到今日所谓城市为官。做官之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军人亦然。商人多是只身外出，家人仍定居，往往还在家乡置地以为保障，甚或借此转变身份。4.3对土地和农耕的尊重其实劳动的分类和分工是人类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而“男耕女织”就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基础。从西周开始的礼制，天子亲耕藉田、后妃亲蚕，成为一种必须的象征性仪式。到宋代苏东坡还曾描述“苍龙掛闕农祥正，父老相呼看藉田”的热闹。天子亲耕的仪式虽然只是一个象征，但对农耕的特殊尊重，已表达得非常清楚。如果进一步进行“劳心”和“劳力”的区分，则劳心者或许可实行“代耕”的方式。孟子就承认经济对人的支配性影响，但认为“读书”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自主能力，改变人对经济的依赖性。所以一般人是无恒产即无恒心，惟有士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他进而提出，如果士君子能使国家“安富尊荣”、人民“孝弟忠信”，则即使“不耕而食”，也不算尸位素餐(《孟子·尽心上》)。仔细体会孟子的意思，只有那些学养高到可以超越经济支配的人，并对国家人民有具体的贡献，才可以享受“不耕而食”的特例。对无恒产则无恒心的一般人而言，当然就应“耕而食”才对。所以他明言，“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一对应的比拟，清楚地表明“仕”不过是一种“代耕”；孟子的整个立论，仍建立在重“耕”尊“耕”的基础之上。沿着这一思路，后来衍伸出“笔耕”、“舌耕”一类的表述，反映着很多实际“不耕而食”者对“耕”的尊重。进而言之，“仕”既是士人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其追求的目标，却不必是士之常态；大部分读书人毋宁说长期处于一个为出仕而持续准备的过程之中。在一个农业文明中，文化不能没有根，且必须扎根于土地之中。文化与土地的关联，是农耕文化的一个基础。天子尚且要亲耕，读书人自不能疏离于耕作和土地。所谓“古之学者耕且养”(《汉书·艺文志》)，到后来，象征着与土地关联的“耕读”，成为中国一个持续了至少两千年的核心观念。耕读也是四民之首的“士”赖以维持其身份认同的一个基本象征。如身历清末废科举的山西举人刘大鹏，自诩其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这恐怕更多是一种理想型的表述，刘家上一代主要经济收入就来自他在外经商的父亲，刘大鹏自己入仕不成，也不得不像大多数未能做官的读书人一样以“舌耕”为生，出任塾师，后来更长期经营小煤窑，但终以“老农”这一自定身份认同度过余生，以维持耕读之家的最后一点象征。与刘大鹏相类，很多读书人实际不“耕”，或不怎么“耕”，但仍要维持这一认同，以示未曾疏离于土地和农耕行为。4.4体会重农抑商的思路最迟大约在汉代，中国人已经在思考西欧中世纪晚期或近代早期思考的那些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