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叶集

《万叶集》、《古今集》及杨译浅论柯勒律支(S.T.Coleridge,1772—1834)曾经给出一个定义，规定是个语言必须具备这样的性质：“无法在同一语言之内进行翻译而不损害其意义。”这位湖畔诗人所下的定义也许难逃对诗人这一职业的自赞自誉之嫌，却无疑也道出了历来诗歌翻译介绍者的苦恼和艰辛：试想，连在同一种语言之内的翻译尚且不可避免意义上的损害，更何况是使用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来翻译呢？而近代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Frost,1874—1963)给诗所做的界定就干脆宣布诗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更是直截了当地彻底剥夺了诗歌翻译的可能性。不过，仔细想想的话，其实岂止是诗歌，恐怕即便是普通的散文乃至一般日常的口语表达，即便也是在同一种语言之内“翻译”，那意义的损害只怕也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尽管如此，外国文学却大有翻译介绍之必要，这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小说如是，诗歌亦如是。于是才会有多位前贤时俊不断地撰文，研究探讨诗歌的理论和理想形式，其中不乏鞭辟入里的不刊之论，对诗歌翻译的具体实践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然而见仁见智各执一端的现象亦在所难免，目前看来似乎远未讨论出个众望所归的结论来，而许多性急者便等不及理想形式的诞生，纷纷操起译诗的笔来。也许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然而恐怕正是因为有了这批甘冒牺牲自家舌头的危险去吃热豆腐的性急者，方才使得外国诗歌翻译不至于出现万马齐喑的情况。《万叶集》和《古今和歌集》的译者杨烈先生，便是这样性急者中的一位。他好此道而不疲，在那个知识分子和外国文学被彻底边缘化的寂寞年代里，可谓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人不知亦不愠”，呕心沥血地翻译出这两部著名的日本古典和歌集，方才使得在今日万紫千红争芳竞艳大好局面的外国文学百花园中略显得有些冷清的日本诗歌翻译园地里绽放了两株艳丽的奇葩。《万叶集》乃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有自仁德天皇时代（5世纪前半）至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三年（759）三个多世纪间的和歌共4530余首，“无论是论质还是论量，都不必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遗产逊色”。于是乎爱用比喻的日本人便将它比之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这种由民族自豪感所造成的好胜心理诚然可以理解，但在我们看来这比喻本身虽然通俗易懂，却也不免有些不伦不类：固然四千多首的量超过了《诗三百》，但是且不说《诗三百》的成书早于《万叶集》一千多年，便是在《万叶集》开始编纂时，中国也早已进入了文化鼎盛的唐代，创造了至今看来也仍然是灿烂辉煌无与伦比的文学。不过，我们倘将视野放宽，把《万叶集》放进世界文学史的大背景之中去比较的话，情形似乎便很有些一样了。纵观8世纪的欧洲，文学地平是一片荒凉，非洲美洲尚且处于蒙昧混沌状态不足以论，而这时《万叶集》就已在日本这个东方岛国破土而出并长成茁壮的巨树了。如今这样的千年古木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当亦属不多见，作为其所有者而为之自豪，也可谓是良有以也。和歌是日本人对使用本民族语言——日本语创作的诗歌的称呼，以区别于受中国文化影响而使用汉语写作的汉诗。同汉诗这种外来形式一样，在日本的历史上始终有人不断地进行创作，共同形成了日本诗歌史上的两大潮流，虽然二者都曾经历起落盛衰，受过冷遇和青睐，但源自中国文化的汉诗与源于本土文化传统的和诗这两大潮流在日本均获得了可谓是基本上齐头并进的发展，直至近代。历史上不少著名的文人便精通和汉两民族的文化和文字，汉诗和歌左右开弓得心应手，上天入地左右逢源。由此似可看出日本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态度乃是古已有之的。和歌虽云是典型的民族形式，但《万叶集》的编纂显而易见受到了中国人的影响：一是直接收有汉诗汉文（量极，故仍被视为和歌集）；二是分类项目系借自中国的《文选》；第三，在分析编目时，有些日本学者认为也是受了中国人的启发：“当时是热心于大陆文化输入的时代，是以《文选》之类考试录用官吏的时代，那么在把玩大陆诗文集之余，自己也动手编纂一部诗集，恐怕也毫无不自然之处。”这里似乎传达出汉和文化交融汇流之痕迹的信息。《万叶集》前后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创作年代通常被分而为四。始自前述之5世纪前半的仁德天皇时代、止于壬申之乱（672年）为第一期，此期的和歌适逢诞生不久，形式未脱原始，不尽规则，然则简单朴素粗犷直率，自有一种天然的古代美。作者几乎全是皇室贵族，但低下的生产力和连年的征战，使得这些“人上之人”也不可能真正地贵族化，大约也就是部落首领们而已，“天皇”云云，只怕是后来统一了国家、建立起皇权统治的后代们追谥给祖先的封号，其情感表达于普通大众亦相去不远，作品朴实率真而无扭捏作态之处。如集中第一首《雄略天皇御制歌》即为一则好例子。随着创作活动的频繁，歌人们的作歌意识日趋强烈，技巧也日趋成熟。舒明天皇朝（629~641）的作品《幸赞歧国安益郡之时，郡王见山作歌》就透露出歌人对于技巧的觉醒的信息。而时代稍后的女歌人额田王则已其凝练的技巧和细腻含蓄的感情，被公认为是整个万叶时代第一流的歌人。到了紧接其后而终于奈良迁都（707年）的第二期，出了个独步古今的大抒情歌人柿本人麻吕。“他是真正的古代诗歌的完成者，又是其最后一位作者。”他打破了歌咏对象与诗人之间的界线，写出了对象与自我浑然合一的诗歌。其代表作当是哀悼高市皇子的挽歌，这首长歌充分显示出他长于铺垫渲染、一唱三迭的特点，气势恢宏而结构紧凑，声调铿锵而描写生动。用原始的心灵和开化的技法微妙调和的古代诗歌的意境，一般认为以人麻吕为终。其后的歌人们的作品，线条开始变得纤细而柔韧。第三期上承第二期，止于天平五年（733），出现了一位具有批判现实精神的重要歌人山上忆良，曾写出了日本和歌史上稀乎朋类的、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苦闷和贫困相共鸣，甚至注目于贫富悬殊和横征暴敛的世态的作品，可惜中古之后无人承继他的歌风。忆良曾随遣唐使来到我国，在唐二载（702~704），汉诗文亦很有名，《万叶集》中便收有他的汉诗汉文。而他那卓尔不群一花独放的社会批判精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恐怕亦与他的在唐经历大有干系。此外第三期的著名歌人尚有许多，其中大伴旅人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把和歌作为风流手段，藉以逃避抑郁苦闷的倾向，开了风流名士派和歌的先河，成为贯穿和歌史的一条主线。第三期的纤细的美到了第四期，就成了柔美的美了。本期最重要的歌人当属大伴旅人之子、《万叶集》的最后编纂者大伴家持了。政治上的失意、家族的没落，这些要因使得家持成为一位孤独地抒情诗人。正是他，写出了《万叶集》中最为哀婉动人的作品。除了上述这些出自文人之手的创作之外，《万叶集》中还收有直接来自民间的民众诗歌，即“防人歌”与“东歌”等。防人歌，是被迫离乡背井抛妻弃子的边戍们创作的诗歌；东歌则指的是采自东部各国即今天的本州东部一带的名歌。这些作品传达出庶民们的心声，在独具特色的韵调中洋溢着健康的生活情趣，表现出人淳朴自然的素质，展示了万叶和歌的另一面。794年京城迁到京都后，上层贵族们愈加倾倒于中国的灿烂文化，争先恐后地作起了汉诗汉文来，由是形成了汉诗文的全盛，同时还带来了和歌的空白期。以至于有日本学者称这一段为“国风暗黑时期”。然而大部分汉诗作品无非还是对中国诗歌的模仿，可说是中国诗人思想和情感的海外翻版，不久，这一外来形式开始走下坡路，而一度受到压抑的和歌再度受到重视与喜爱。及至延喜五年（905），纪友则、纪贯之、凡河内躬恒、、壬生忠岑等四人奉诏开始编纂《续万叶集》，后又几经整理，于延喜七年（907）年成书，更名为《古今和歌集》。和歌遂得以复兴，重新恢复了正统文学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