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比较

鲁迅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比较——从选取悲剧性题材的角度看写作提纲（一）悲剧的角度不同（二）悲剧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思想意蕴不同（三）悲剧的人物与环境关系不同悲剧的角度不同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正统文化，以及佛、道、墨、法等非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熏陶。特别从故事情节的安排上看，却意外发现与中国喜剧家阮大铖在戏曲创作上的艺术个性和特色上有相同之处。例如独特题材的选取以及文本结构的精心设计、语言等。喜剧是一种笑的艺术，就其特征来说，是在庄重威严为平庸滑稽，显示出幽默讽刺意味，产生“纠正人的恶习”（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艺术效果，正如鲁迅所说，“喜剧是将人生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而悲剧正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使人们在产生共鸣的情感里在一刹那间享受失去的沉重与振动。以一种心理反差来使人们在平淡的生活状态中得到共鸣与顿悟。而相对于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一样，两人都选择了用悲剧性的事件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下层群众的生存状态。但尽管都选择了悲剧，但两位作家给予人们的悲剧氛围与使读者产生的心理感受又是不一样的。一、创作冲动的触发点不同（一）鲁迅是苦闷与疗救的选择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便迅速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1909年,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在这时，人生像一杯苦酒，喝在肚里，苦在心里，欲吐吐不出，欲忍忍不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二）沈从文是同情、关注与忧思的表达沈从文，生于荒僻而风光如画、富有传奇性的湘西凤凰县。他身上流着苗、汉、土家各族的血液，这给他带来了特殊的气质，带来多彩的幻想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受压的历史中积淀的沉忧隐痛。从少年时期起，他就熟读社会这本大书，生命的智慧多半直接从生活中来。高小毕业14岁即按当地风习进入地方行伍，先后当过卫兵、班长、司书、文件收发员、书记，看惯了湘兵的雄武，以及各种迫害和杀戮的黑暗（在芷江的乡下四个月看杀了一千，在怀化镇一年多看杀人七百）。过早面对社会的残酷和周围生活的愚昧，使他以后将“残酷”、“愚昧”写入作品时消除了任何炫耀猎奇的可能，反形成了一种追求美好人生、善良德性的品格。他自小谙熟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那块土地，谙熟那延绵千里的沅水流域及这一带人民的爱恶哀乐的鲜明生活样式和吊脚楼淳朴的乡俗民风，因此形成对民间的、世俗的东西具有特殊敏感的审美情趣。以后接触了“五四”新文学，发生憧憬，1923年独自跑到北京，读书不成，决心学习写作。沈从文这种少有的经历，如少年流浪，自学而达到能在大学任教席，占有一份无可替代的乡土生活，使他的走上文学之路也充满了传奇色彩。30年代起写出他的“湘西”主题的代表作，并执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北京派作家群体的组织者之一。他的创作终于走上一条独特的道路。二、创作悲剧的审美角度不同（语言的整体感觉不同）鲁迅，一代文学巨匠，年少时曾东渡日本学习西医，虽然后来弃医从文，但业已炼就了医生望诊病人的目光。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人性灵魂的拷问，全是以医生的角度来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社会多是病态的社会，人物也多是病态的人物，几乎找不出清纯和美丽来。沈从文则不同，早年热爱美术，甚至想到美专学习。在美术绘画上颇有造诣，因此养成了画家审美的慧眼，对社会的观察也是以一个画家追求唯美的目光看的，所以他的作品中多是清新婉丽的形象，看不出丑恶和残忍。鲁迅的小说则大多写的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他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对愚昧麻木的国民性、以及对现实社会批判之深刻，至今无人望其项背，而谈到鲁迅，让我想到了20世纪中国文坛另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作家——沈从文。沈从文这位传奇性的京派代表作家，对湘西的体悟，对人性善美的揭示，至今也是令人鞭长莫及的。沈从文和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比肩，金介甫说沈从文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沈从文论》)，看来也算是公允的评语。两位作家，在小说创作上都采取用一个实际的具体的地域为背景(一为汉文化古城绍兴，一为湘西苗族聚居区凤凰)，通过描绘这些地方的人和事来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并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旨趣。于此，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思想和艺术特征上有可比之处。下面我就通过对他们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特征加以分析，来论述鲁迅与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异同。悲剧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思想意蕴不同不论在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乡土小说看都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但悲剧的人物形象体现的思想意蕴不同。鲁迅通过表现最底层人们在阶级剥削严重的社会制度的生存状态，“左”文学色彩较强，从而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创造一个新世界。在鲁迅的创作中，人物形象系统中呈现出一个阶梯形分布的且人物身份的阶级意识较明显的关系。主要表现的是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次要表现的是刚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再表现对其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的那些权势者和伪君子。当然表现人物主次的分明与作者创作目的是有关的。这三层人物形象是在当时社会的制度下相辅相成的，在当时社会的大流里融成一股大流，并在其中互相斗争，互相争夺各自的生存的空间。下层劳动者却由于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其本身就由于经济地位的不独立而受制于地主等的权势者，所以在封建剥削制度下，所能得到的生存空间就很少，在过于强压的制度压迫下，人最终为生存失去了自觉争夺人权平等的意识，从而形成在无奈中忍耐、沉默甚至被制度埋葬的命运。从而通过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来让人们从宏观的角度去思索一个社会制度的落后性所带来的人的不可抗拒的悲剧来再次唤醒人们那种自觉去争取自己自主命运的意识与行动。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相对于鲁迅的人物形象系统来说，沈从文的人物系统阶级的意识体现明显较弱，而更多体现地域性的民俗文化，社会性、人性与自然性融洽的表现较强。进而与当时的文学主流用阶级的观点观察社会不同，更多通过在地域性的民俗文化里生活的下层劳动者的思考社会文化心理建构的问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通过沈从文所创作乡土小说的人物形象，来透露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也更突出体现人生的纯朴与乡村的古雅，体现一种健康、优美的生活气息。就像在社会政治氛围中抽离的山水风景画。显然，在沈从文笔下创作的世外桃源确实具有一定的空想性，但在沈从文文体的独特创新更好地将散文、诗歌的美也很好地融合在他的小说创作中的同时，更多地表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人性美，也通过表现完美的人性世界进而批判与反照都市生活的丑恶，反映作家浓厚的思乡情愫，并渴望找回心灵的归宿的同时；也呼唤社会人性的复归。这正体现一种对社会的关注与对下层劳动者的同情与关注。而写于1929年，改写于1936年的短篇名作《萧萧》，就是湘西系列的乡土思考的一个典型文本。围绕主人公萧萧讲述了一个女人从十二到二八岁平淡而坎坷的人生历程。但实际上，围绕着主人公萧萧讲述了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生活故事以及全部生活事件之所以发生的道德基础。沈从文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故事和命运中，深刻地洞悉了乡土社会习焉不察的道德和习俗的荒谬性和悲剧性，以及这种荒谬性、悲剧性的道德和习俗是如何顽固支配着人的思想和命运，是如何剥夺人的主体性并阻碍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最令人痛心的不是这种道德和习俗本身，而是其强大的惯性、排他性及其同化的力量，身处其中的人们从未怀疑过它的合理性，面对一种完全异质的、更为合理的道德和生活，他们反而觉得不可思议，这才是保守的乡土社会的悖谬和悲哀所在。沈从文这一思考不仅仅源于丰富复杂的城乡生活的感性经验，更在于以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思潮的催生作用。这种现代化的视角赋予沈从文以现代价值维度去反思乡村生活，因而能在千百年的乡土沉积中洞察出人被束缚、被压抑，以及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乡土积习的维护者和实践者的可悲现实。《边城》里的翠翠，和沈从文其他小说中所写的小女人如《三三》里的三三、《长河》里的夭夭，都是作者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忠贞，从外表到内心皆姣好无比。围绕翠翠描述的宁静自足的生活，淳厚的人情美、人性美，人心向善，正直、朴素、信仰简单而执着的地方民族性格，加上乡村风俗自然美的渲染，由此，托出了作者心向往之的那块人类童年期的湘西神土。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他乡土故事的主旨。《丈夫》在反映边地农民忍受屈辱让妻子出外卖身的严酷现实时，写了初时的无意识，和一次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女人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混合了原始男性主义的人性醒悟，第一次想到业已丧失的做丈夫的权利，具体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他们的隐忍态度，促成作者对其坚韧生活能力的赞美，和人的命运不可知的深重哀叹。悲剧的人物与环境关系不同鲁迅的人物形象通过隐性的政治与社会的大环境下，通过人在绝望与希望之间的徘徊所作出的选择来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悲剧命运来表现情节，推动情节。通过以人的立足点去看其历史与现状来进一步批判与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也通过人在时空上性格的变化来凸现病态的人性。从人物形象上看，都是一群麻木不仁、精神呈现病态的下层劳动人物。他们的灵魂在当时的社会显得苍白，但显现社会对人们精神生活的毒害之深，从而引起顿悟之感，更进一步引起疗效之意。人物的心理活动通过对人物行动、神态、语言等多方面的准确把握来多角度显示出当时社会对人精神与人性的毒害与扭曲之严重。并试图在体现人的悲剧命运中去惊醒与召唤觉醒青年为创造新的国民命运而奋斗不息，反映一个时代作家对民族、国家的强烈责任感与时代感。突出社会环境对人的毒害，呼唤人能自我疗效，并争取解救社会的使命感。相对于鲁迅来看，沈从文是一个将自己生活在创作世界里的作家，切身体验下层劳动者的痛苦经历，他的创作是同情与关注的结合。在其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