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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下面的访谈，完成1～3题。中国天然气之父——《温州都市报》记者采访戴金星院士戴金星，著名天然气地质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被中国石油界誉为“中国天然气之父”。记者您长期从事天然气地质和天然气地球化学的研究，您最大的成果是什么？戴金星以往认为石油和天然气只是由低等的但繁殖率很强的生物因腐泥型有机质生成的，一直没有认识到高等植物遗体煤层和煤系中腐殖型有机质也能生成工业性油和气，故不在煤系中去勘探油气。我在研究中发现，腐泥型有机物既能生油，也能生气，然而腐殖型有机物在煤化过程中以生气为主，成油为辅，故煤矿的腐殖型有机质是生气层，生煤的地方是找气和发现气田的有利地区。我们是1979年提出在我们煤系中寻找天然气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在此之前没有想到而已。记者真理往往就是这样，看似简单，而寻找结果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心血。同样您也是经过辛勤的劳动才获得的。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个课题的？戴金星1961年我从南京大学地质系大地构造专业毕业后，来到江汉油田工作。在那里我发现，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中国，都几乎没有系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探索天然气的人。于是我决定选择天然气地质和地球化学专业作为自己的专业目标和方向。1978年，我提出了“煤成气理论”概念。1981年，我主笔“煤成气概况”的报告，为1983年国家把“煤成气开发”列为“六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打下了基础，推动了中国天然气勘探开发走向黄金时期。记者您真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天然气之父”。根据您建立的“煤成气”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什么效果？戴金星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以“煤成气”理论为依据，先后预测了5个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气田，最终推动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实施。目前中国天然气70%的储量是根据“煤成气”理论探明和发现的。为此，我感到很欣慰。你说我是天然气之父，我是不赞同的，我只不过是把一生的痴情寄托在“气”上罢了，为神州争“气”，为“气”壮山河。记者您对中国天然气勘探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您对“气”情有独钟。您是否从小就喜欢呢？您的成长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戴金星记得小学一次上地理课时，林景晖老师要求我们用石膏制作一个全国主要煤、铁、铜等矿产分布图。我认真地做了一个，现在想想那时做的石膏模型是很粗糙的，但却得到林老师的表扬，从此我的心中就萌发了为祖国找矿藏的想法。记者人的一生中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荣幸。您还时常怀念当年的学生生活吗？戴金星是啊。我在中学时，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伟大的文豪鲁迅、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和著名的化学家唐敖庆等都曾是我心中的偶像。而李四光的《谈谈风水》《褶皱》等地质科普书，我在读初二时就特别感兴趣。记者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到当时的激情和追求。如今报考地质专业的学生不多了，原因就是读地质专业毕业后工作艰苦。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戴金星我还是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当年新中国第一代地质勘探科技人员和石油工人，白手起家，是最艰苦的。如今我们的石油工业是盈利大户，今日大庆变成了现代化城市。目前大学生毕业就业难，而读地质专业的就业就很容易，如西北地区还可以达到百分之百。记者您与当年一样还在鼓动我们的高中毕业生积极报考地质专业，成为石油天然气勘探队伍中的一员？戴金星是啊，我多么希望年轻人前赴后继，继承我们的事业，为祖国打开地球奥秘，为人类寻找足够的能源。1、本次访谈主要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请写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中的一个结论。2、访谈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通常取决于提问的质量。你认为本访谈提问的质量如何？请就其中一点谈谈你的看法。3、戴金星说“我还是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并且希望年轻人也能像他当年那样作出“选择”。你对戴金星的“不后悔”是怎样看的？对戴金星的“希望”又是怎样看的？请作简要阐述。二、阅读下面的访谈，完成4～7题。《莫言访谈录》2012年10月13日上午8点，记者在莫言的书房见到了他，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神色平静却难掩倦怠。当时，一群外媒记者已挤在客厅中等候采访。莫言要求穿着一双拖鞋接受采访，但面对记者的镜头，他还是很配合地脱掉了运动外套。南方周末：对于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不同版本，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什么？莫言：10月11日18点40分前后，评奖委员会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当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的优秀作家都没有获奖，他们有的八十多岁才获奖，在漫长的队伍中，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年轻的；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那么多有充足的获奖理由却没有获奖的优秀作家，我压力倍增。南方周末：你说过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尤其推崇《聊斋志异》，却不提《红楼梦》，为什么？莫言：因为蒲松龄和我同乡，“聊斋”里的很多故事，小时候都听村里老人讲过；《聊斋志异》那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很入迷。《红楼梦》是我早在18岁时读的，它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但需要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才能读得出它的味道。南方周末：美国汉学家认为，你创作的《生死疲劳》“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种说法吗？莫言：这部作品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虚幻的部分，如生死轮回变成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的人间生活是现实的。虽然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年，但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50或100年之前的。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就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中国现实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南方周末：法新社认为，你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的时候，你付出了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莫言：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1980年的中短篇，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当然他们指的很可能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作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当然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时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蛙》是以我姑为原型，她从建国初开始做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自然要涉及从1980年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创作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南方周末：日本爱知县一个寺庙里，有以“莫言”命名的点心，据说厨师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你怎么看待？还有，你怎么评价村上春树的作品？莫言：我去看过爱知县的莫言馒头，和点心铺老板吃过饭。爱知县称念寺的住持是个文学爱好者，对我的小说很有研究，而且是个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他把我的书发给周围的信徒看；因点心铺老板夫妻是他的信众，是他建议点心铺老板做一种莫言馒头，高粱米的颜色，里面是糖和奶油，馒头还不错。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被翻译作品的数量非常大，而且赢得很多读者的喜爱，我非常尊重他。他比我大，但心态比我年轻，与西方交流比较广泛。他关注现代生活、年轻人的生活，这一点是我无法相比的，这样的作品我写不出来。南方周末：你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和大批贵族。贝多芬从贵族中昂首挺胸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毕恭毕敬地脱帽行礼。你说年轻的时候认为贝多芬了不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意识到，像歌德那样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莫言：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当年的音乐家要依附有权势的人，他们需要被供养。贝多芬见到国王扬长而去是了不起的，而歌德留在原地，脱帽致敬，被认为没有骨气。当年我也觉得歌德软弱可鄙，而贝多芬可钦可敬。就像贝多芬说的“贝多芬只有一个，而国王有许多个”。年轻的时候，读到这句话觉得扬眉吐气。但随着年龄增长，对这个问题就有新的理解：当面对国王的仪仗扬长而去且会赢得公众鼓掌时，这样做其实并不需要多少勇气；而鞠躬致敬，会被万人诟病，而且被拿来和贝多芬比较，这倒需要点勇气。但歌德的教养让他跟大多数百姓一样，尊重世俗礼仪，站在路边脱帽致敬。因为国王的仪仗队不仅代表权势，也代表很多复杂的东西，比如国家尊严等。我一直反感那些不把自己当作普通百姓的人。(摘编自2012年10月《南方周末》)4、下列对访谈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最恰当的两项是(5分)()()A．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采访，莫言毫无大师架子，依然保持平民姿态：黄白细格衬衫、咖啡色运动服，甚至穿着一双拖鞋。B．莫言曾说过，自己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认为《红楼梦》超过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从18岁开始阅读，经过历练后才能读出《红楼梦》的味道。C．作品《生死疲劳》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年，但延伸的不止50年，其中生死轮回变牛变马是虚幻部分，动物眼中看到的人间生活是现实部分。D．日本爱知县的莫言馒头是高粱米的颜色、糖和奶油夹心；据说点心铺老板既是《红高粱家族》的读者、莫言的信众，又是很好的文学活动组织者。E．莫言认为村上春树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心态年轻，与西方交流广泛，具有更多现代生活气质，并坦承自己写不出村上春树的这类作品。5、简要概括莫言获奖后惊喜和惶恐的原因。(6分)6、在莫言看来，作家应该怎样处理文学创作和现实的关系？请结合其作品简要概述。(6分)7、面对国王和贵族，做歌德还是做贝多芬？结合莫言的认识，谈谈你的观点三、阅读下面的访谈，完成8～11题。①杨澜（以下简称“杨”）：您看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台北、高雄、美国、香港，哪能一块地方是您最心爱的？余光中（以下简称“余”）：这很难说。有人说我是乡愁诗人。我写过好多乡愁诗，可是我觉得我的乡愁呢，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的，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这样说来呢，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它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是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而且在中文里面也可以有所寄托。那一年到东北访问，我在短短的致辞里就讲到，小时候在抗战时就会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万里长征万里长”。那时，我没有去过长城，更没去过松花江，可是整个民族的一个大感情就可以融合在一起。我是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有一篇散文，结尾两句我是这样写的：“你以中国的名字为荣，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你的名字……”杨：为荣？余：没有。杨：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我不是诗人，就要差这两个字才好。②杨：我们看您的人生经历，觉得您其实并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家庭很美满，生活呢，教书、写诗、写散文、写评论，也是人们想像的比较安定的生活。但您为什么却说“我写作是因为我失去平衡，心理失去保障，而心安理得的人是幸福的，缪斯不会去照顾他们“？余：一个人不能光看他表面的职业和家庭。他内心有很多心魔，内心世界可能很复杂，比如他的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那就不是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我在21岁时就离开大陆，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的好朋友都忽然不见了。我投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要重新来过；而且一个人到了21岁，记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念念不忘，也成为我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国结。③杨：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喜欢您的诗，但人们的欣赏对象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年轻人喜欢卡通、流行歌曲等那种节奏更快、更有形象感的东西。那么用于看白纸黑字的时间呢，相对就要减少一些了。您觉得未来的诗歌，希望在哪里呢？余：这个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大陆、台湾、香港。因为媒体变了，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了。我向来不认为文艺要大众化，而应该小众化。可如果你连小众都维持不了的话，那就有很大问题了，像三毛也好，或者余秋雨也好，到底还是不能跟一个流行歌星比，对不对？可是，听说、流行歌的跟余秋雨的散文的还是不一样，所以不能够拿来比较。目前的新诗有相当多的毛病，很多诗人如果得不到知音，也应该反省一下，检讨自己的诗是不是能吸引人，这是多方面的因果现象。④杨：现在年轻一代接触更多的是一种网络上的语言，要想保持中文原来的那种纯粹和一脉相承，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您担不担心中文的纯洁度问题，或者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也要听之任之？余：我是相当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