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

陈东林：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各个领域造成了严重混乱，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应当看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虽然遭到了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发展。对此，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一种通行的说法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最早见于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从1974年到1976年……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说法以后被不少著作和文章沿用，并发展为“文革”时期的10年“从总体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评价，而且至今仍有人使用。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用“经济的崩溃”作为标题来述说“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另一种说法是：整个“文革”10年，经济是有发展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是指动乱最严重的1967、1968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综观1966至1970年这五年乃至1966至1975年这10年的情况，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时期“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显然是较大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谈不上发展，并且涉及到“文革”10年经济建设的基本状况。因此，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根据准确的历史事实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首先，必须搞清楚，“文革”和“文革”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革”是一场严重错误的政治运动，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文革”时期，是这场运动发生的历史时间和空间，这一时期既发生了种种严重错误，也存在抵制和纠正这些错误的斗争，包括广大人民群众在困难条件下努力进行的经济建设。因此，彻底否定“文革”并不等于要否定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同样，肯定“文革”时期经济、外交方面的发展，也不等于要肯定“文革”本身的错误。胡绳很早就指出，要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见《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第11页。）应当说，这是我们正确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阶段历史的基本准则。（周问：同理，是否也要把改革和改革时期区别开来？）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关于年平均增长率，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需要说明的是，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从各个经济部门情况看，10年中也取得了一定发展。工业交通方面，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70年代末期的三线建设，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2050亿元，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得到了长足进展，建立起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机器制造、能源、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基地和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工业交通和科研水平低下的布局不合理状况，形成有较大规模、门类齐全、有较高科研和生产能力的战略后方体系，促进了内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建设前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1972年以后，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为中心，投资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国外引进了26个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建成了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等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周注：我现在所在的工厂，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向国家上缴5亿元的利税），基本满足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需要，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文革”时期，石油工业得到飞跃发展，陆续开发和兴建了大庆、胜利、大港等大型油田，克拉玛依和吉林扶余油田生产能力也得到大的提高，还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探明和建成辽河、任丘、江汉、长庆油田。从1966年到1978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了5倍多。农业方面，除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外，农业生产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建国以来成就最大的时期，农业机械化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水利电力部编：《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3页。）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74页。）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见新华社2000年6月5日报道）。（周问：说现在吃文革老本，至少在水利建设这一点来说，是不错的吧？）科学技术方面，这一时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得到了空前的突破。1966年5月9日第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9月23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3年8月26日,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1975年10月20日,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经过推广后一般提高产量20%，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准备了物质基础和保障。正如邓小平1988年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问：现在拿得出手的科技成就，与文革时期相比，到底如何？巨人脑黄金？或中华鳖精？）那么，又如何看待“文革”时期的巨大经济损失呢？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政治动乱冲击和破坏生产建设，造成了直接的巨大物质损失。如大串连、“停产闹革命”使铁路运输中断、停工停产；武斗、造反、打砸抢毁坏大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设施等等。这些有形的损失，虽然无法计算总量，却是有目共睹的。（周注：确是文革的错误，应该否定，但这些错误在文革中就已被纠正。）其次，是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没有在应有发展速度下取得大的成就。这一时期经济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速度和“文革”之前的14年（1953年至1966年）和之后的6年（1977年至1982年）平均速度相比，是比较缓慢的。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6．8％分别低于前者的8.2％和后者的8．9％，国民收入年增长率4．9％分别低于前者的6．2％和后者的7．5％。如果能够持续“文革”前的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10年国民收入应该多增长2793亿元。（有的著作认为“如果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达5000亿元”。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百元应增效益还要受到基数、部门构成等影响，不可简单比较。如90年代上述效益比“文革”时期就有下降，决不能说90年代比“文革”时期损失更大。（呵呵！））此外，从计划指标本身看，“文革”时期的“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虽然得到完成，但确定的指标并不算高，“三五”计划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四五”计划原定指标较高，后来也大大压缩。（对比现在，去年保8，今年保7，不知如何？）再次，是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十年中，国民经济总量虽然有增加，但是企业管理制度的破坏也使经济效益降低，消耗增大，浪费严重。许多重大项目的完成是靠多投资、“大会战”和多消耗取得的，时间也大为延长。大中型建设项目周期，“一五”时期为6．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分别延长到8．8年和10．7年。大中型项目建成投产率也由“一五”时期的15．5％下降到“三五”、“四五”时期的11．5％和9．4％。最后，是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此外，还有些因素是我们正确看待“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时应该考虑进去的。一、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一五”计划即是照此安排的。但由于“大跃进”冲掉了“二五”计划，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业化进程，降低积累率，优先解决吃穿用问题。经过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实际即承担了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后两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也有人认为1975年即已初步实现了工业化目标。见《党的文献》2000年2期田松年文）。因此，“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