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中国文化精神》读书心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严店初级中学陈传福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张岱年主编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有关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写成十二章：分析论述了中国的基本精神，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中国的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以及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最后说明了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如果从文化精神的角度看待我们的历史，则它可以理解为一部精神的显现与遮蔽史、思想的碰撞和交融史，以及文化模式的成型、打碎、重组、创新的历史关于中国最早的部落、帝国的故事，则和神话传说纠葛在一起，事实上，它们是真正的文化原初奠基者，也是各种事物的发明创造者。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中国文化”或“中国精神”这些概念，甚至还没有中国具体的疆域边界，但事实上，那是充满了原始创造精神的时期，是一个民族的第一次奠基：没有无畏的博大的创造精神，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可以传承数千年且屡有世界性建树的民族。穿越对今天来说还在神话的烟雾中难以看清的夏朝，然后就有了商朝，一个文字得以创造和繁荣的时代，一个以商业为维系，空前繁荣的部落结盟时代。周朝，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家族，把自身扩大成为帝国的模型。商朝和周朝，尤其是周朝，是我们历史政治和社会形态的重要奠基时期，虽然今天不难看到这种农业、家族模式的诸多弊端，但它也确实让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的动荡中始终得以维系、继承。直到晚近在梁启超、牟宗三等人所回忆的中国乡村，一直是靠这种源自商周的家族方式较良好地运转着。夏商时期的中国文化，以家族鬼神的神学政治为主，文化开始有一个以“天子”所在地为中心向四边逐渐淡化的结构。但，随着《易经》、《尚书》、《诗经》等随着文字、书籍的普及，各个边缘诸侯小国在文化上的崛起以及形成的差异性，2为文化思想的第一次大爆发奠定了基础。1中国文化精神的刚毅和包容道家的思想是从儒家自身被遮蔽的一面生发出来的，它有力地补充了中国文化中个体、自然、诗意的维度。庄子的思想与老子一脉相承，仍以“道”为哲学体系的最高畴。道是庄子抽象出来的一个无所不有、无所不能、没有意志、无法感知的天地万物的本原。庄子用道来说明主观世界，便生造了一个绝对自由自足的“逍遥游”的境界，即顺乎一己之性，不顾外在条件而一味放任自得。庄子描绘了一批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至人”“真人”“神人”“圣人”的形象，作为其理想人格和哲学精神的外化。庄子把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发展为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又把老子的无为论推向极端，改造为无心于一切的“逍遥游”，而不再幻想通过无为的手段达到无不为的政治目的。庄子从对生命内在本性（自然生活）的感悟中，提出寻找精神家园的希望，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之情。然后，在周王朝的“家天下”和“礼乐之美”的稳固政治遭受权力争夺、利益争夺的背景下，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应运而生。孔子的学问可以命名为“仁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以道德人格为主导的完整生命所需要的全部学问。孔子的为己之学，把一个民族的目光，社会荣衰的责任，从关注他者、上位者，转变到每个个体自己身上；孔子的仁学，把人的目光，从关注世界，转变到了关注自己的内心。然后，再由内而外，从改造自身开始，来改变社会。这在社会政治学上也许是天真与不成熟的，但在教育和文化意义上，则完全正确。但，孔子及其优秀弟子颜回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面，即“乐”、从容、和谐的一面，却似乎在曾子等人那里，已经被白的一面遮蔽了。因此，道家的思想是从儒家自身被遮蔽的一面生发出来的，它有力地补充了中国文化中个体、自然、诗意的维度，让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人，在疲惫时得以获得栖息的空灵之地。我们在后世的陶渊明、王维、苏东坡等人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思想的交织，以及由儒至道的一种路径。2文化精神复醒同样可以看到，宋明清的儒教，在让中国文化社会得到持久维系的同时，也因为过度自我维护的体制，导致了革新的困难，导致了新思想出现、碰撞的困难，3所以中国自近四五百年起，开始和西方文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西方文明因其多元碰撞更为激烈的特点，在最近的五百年中，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对峙，其实就是道的又一次反动。我们需要这种反动，来看清以往如何走入了文化的遮蔽、沉沦时期，我们应该走出自身的见障，借着与异质声音的碰撞和相互融合，再度在新的时代，产出自己的声音，显现出道本真的创造精神。借着“反（返）者道之动”的规律，依据各个时代的历史事实，可以简单地从文化精神的遮蔽与显现，重述我们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的“所来径”。“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是一条曲折而辉煌的文化之道，犹如黄河般曲折，但无论何时，借着记诵的经典，借着民间的习俗和传统，借着古老的节日和传说，哪怕是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几个时期，这种文化精神也并没有完全、彻底地消失过。同样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历史的又一个“反者道之动”的中国文化的沦陷又回升的时期。关于中国文化的沦陷，自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失利，自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激进的文化变革，从经济狂潮中社会秩序和人心道德的涣散，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但同样也必须看清，中国，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还是文化本真的内在精神，也同时在经历一个更新、复苏的时期。在上一世纪，我们的文化界出现了鲁迅、海子等许多原创性的大家，也出现了熊十力、牟宗三、杜维明等中国文化的重要整理者，这些无不表明，文化精神已经开始在历史中再度醒来。再度醒来的中国文化，它会是什么模样？它应该是什么模样？3中国文化精神的继承性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样，无法在儒家、道家、佛教甚至另外几个思想中，人为地剔除其中某些部分，否定它们已经成为经典中的核心话语这一事实。回到前面梳理的文化作为社群的存在样式，文化的四个层面，或许可以这样憧憬地描述复苏了的、或者说自我更新了的中国文化。它应该是这样的：它让中国人拥有尊严，赢得在这个世界上的最新成就，赢得其他文化社群的尊重；它同时是文化各个层面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它不应该只是执守古老格言以自欺的鸵鸟，而应该同时在这个时代创造全新的文化器具，不应满足于把古老文化器物当成怀旧的点缀；4它创造新的文化节日和文化仪式，让名为中国人的社群和个体，拥有自己的日历与天空；它在各种艺术领域，让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像曾经拥有嵇康、徐渭、王羲之、颜真卿、李白和杜甫那样，再度拥有我们民族的凡·高、贝多芬、莎士比亚……它让孔子所倡导的仁学的十六字精神，孟子的“四心”和社会正义，庄子所倡导的逍遥精神，《道德经》所倡导的“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原则，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内在道德词汇与信条……显然，作为一个总体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比照，我们不能无视历史事实。我们既不能无视儒家对中国历史的纲领性作用、对中国社会的框架性作用，也不能无视道家思想、禅宗思想对中国文化精英的熏陶。就像我们整个民族一样，无法在儒家、道家、佛教甚至另外几个思想中，人为地剔除其中某些部分，否定它们已经成为经典中的核心话语这一事实。如果这样做，我们就是把一个生机盎然的文化整体，人为地窄化为小小的局部。因此，儒家的个体担当，儒家的事在人为，儒家的社会责任心，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而道家的玄思妙辨，道家的个体逍遥和社会自治的思想，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学，其思绪的精妙，其对超越性念兹在兹的追求，其对眼前物质社会的超越，其对先天灵性的呵护与唤醒，以及其中蕴含着的人类尊严与人类平等思想，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必不可少的有益补充。4中国文化兼容科学中国文化能不能兼容数学与科学，这个曾在百年之前被人们忧虑、探讨的问题，现在已经由历史事实作出肯定的回答。因为历史的偶然，除古代希腊以外，没有民族独立地发展出体系严谨的数学、科学和哲学；因为地理与文化的距离，许多文化社群没有及时从古希腊取得这些成果。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欧洲文明，正是把希伯来宗教文化、希腊的数学体系和各地的民族精神，整合出的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最近五百年来突然发力猛进的文明，就是被我们称为现代性或现代化的文明，并在最近百年达到了空前的高峰，其代表成果，一是举世瞩目的科技，二是民主与自由的体制。许多文化批判者无视欧洲文明和中国文化一样，是有自身根源但又不断融合5中的文明，草率地认为欧洲文化在其根源上具备了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的因素，因此是好的文化；而反之，中国等文化，在根本上并不具备科学因素和民主体制，因此是不好的文化。由希腊人创立并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数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乃是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好事物，西方人可以享用，我们也同样可以，我们只是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是否兼容这些美好事物？我们的文化资源，是会妨碍接受这一切，还是会促进接受这一切？其实，关于前者已经不必再讨论，过去的一百年，中国出现了不少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而且这些数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同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者，他们对诸子思想和唐诗宋词，有着不俗的领会。中国文化能不能兼容数学与科学，现在已经由历史事实作出肯定的回答。现在人们普遍忧虑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能不能与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兼容？放眼望去，不难发现，同样曾是儒家文明圈中的新加坡、韩国、日本，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与民主进程，似乎在作一种暗示：儒家文明并非与民主体制不相兼容。《道德经》的“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这些经典的最核心精神处，读不到任何与科学或民主思想的绝对冲突。我们要从自身的历史境域出发，把握住“道”体现于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道体现于人心的仁的精神，创造出此时此刻的新的文化样式宇宙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