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建筑形态的逻辑生成

校园建筑形态的逻辑生成杨舢董春方LogicShapingofSchoolBuildingForm杨舢董春方YangShanDongChunfang摘要通过对路易·康、桢文彦、詹姆斯·斯特林三位建筑师的校园建筑作品的内外逻辑分析，旨在把握校园建筑形态的生成规律，领会设计思考过程中的某些内在本质。关键词校园内外逻辑形态生成规律内在本质ABSTRACTThroughanalyzingthreeworksdesignedbyLouisI.Kahn,FumihikoMaki,JamesStirtling,thepaperexplorestheprinciplesofarchitecturalformincampus,andtrytocatchsomeessentialsofthinkingprocessindesign.KEYWORDScampus，innerandouterlogic，form，lawofcomingintobeing，essences中图分类号TU-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959（2002）04-0026-03路易·康曾经说过：“让思想回到起点上去是好的，因为一切已有的人类活动的起点是其最为动人的时刻。”[1]那么设计的起点在哪里呢？“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留给我们的决不是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建筑所特有的形式美如何由逻辑的推理来形成。”[2]每一个建筑的形态生成，其后无一不隐含着彼时彼处的逻辑必然。建筑中逻辑思维的对象是形态的结构，即形态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形态的发展是以逻辑的概念为基础，逻辑思维只有通过形象才能实现。而逻辑是有内外之分的。外在逻辑是建筑师在设计之初所面对的设计任务书、场地、地域环境、气候、规划限制等原始依据和应达到的设计目标。每一个建筑师有自己特有的解答方式，这种解答方式就是建筑师的内在逻辑。它存在于建筑师长期一贯的语言探索和建筑追求中，在建筑师的一系列作品中具有延续性。设计的起点来自于初始概念，建筑师一般不会随意推翻自己最初所定下的方向而回头寻找全新的立足点。在初始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建筑师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特定组织原则带到问题中。这些组织原则即内在逻辑，它们常常会极大地影响设计方案的最后成型，而越是个性鲜明的大师越会将这种设计中主观性一直贯彻下去。但同时，任务书、经济因素、地域环境等一系列技术问题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初始概念的形成之外，这些外在逻辑通常会与初始的组织原则有一个矛盾的过程，建筑师需要通过前后推敲对二者加以调整，这个调整会伴随设计的整个过程。对校园建筑形态的建筑逻辑来说，设计者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握校园建筑这一类型的外在逻辑与建筑师内在逻辑的结合。有些建筑师，比如路易·康，习惯于将外在逻辑转换成自己的内在逻辑。以下通过对三位建筑大师——路易·康、桢文彦、詹姆斯·斯特林的校园建筑作品及其所蕴涵的逻辑体系的剖视，来把握校园建筑形态的生成规律，直至领会设计思考过程中的某些内在本质。从康留下的印度经济管理学院的设计手稿中可以发现，早在1962年12月，康在他的初步草图中（图1a）就确立这个学校的基本组合关系。教室集合在方形庭院周围，学生宿舍的组团以对角线方式从方形庭院的两边“投射”出去，人工湖将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和教工宿舍分隔开来，教工宿舍呈L形环绕着中心教学区。从这些布置中可以看到康一贯的设计逻辑，即设计的内在逻辑。首先是对“序”的理解，康试图将他的“序”建立在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图式上，纯粹的集中式构图可以传达出这种“序”。在这个项目中，康在方形庭院以及宿舍和庭院关系的处理上带有“集中式”的韵味。第二，对角线系统的运用。康将学生宿舍呈对角线与主教学区进行衔接，这种布置手法和他在布瑞安·毛厄女子学院宿舍的设计中使用的手法相同。宿舍区空间和主教学区空间之间有一种更为平易的对话关系，既保证了整个设计的古典气质，又使元素的排布不致因为过分遵循直角系统而显得拘谨和呆板。在以后的几轮草图中，这种空间的逻辑关系更加纯粹和明显，这体现了康高超的控制技巧和执著的建筑信念。在1963年3月的设计模型中（图1b），他进一步将L形的教工宿舍单元扭转45°，将图书馆放置在食堂的对面。这样，中心空间更为集中和纯粹，对角线的作用也更为明显。然而，在1963年7月的设计模型中（图1c），康对整个空间关系作出了较大的调整，他把原来呈东西走向的宿舍排列方式扭转成南北走向，把处于基地西南的L形教工宿舍放到基地东南处。这种改动来自于设计的外在逻辑的影响，是为了使建筑群的排列和当地季候风的风向保持一致，但这种改动并未破坏整个设计的内在逻辑。在随后的设计过程中，外在逻辑逐渐深入影响着建筑形态的生成。功能和气候的双重影响使康在剖面和立面的设计中必须特别考虑通风和遮阳，他在立面上开出圆形和拱券状的洞口，尺度巨大的孔洞以及连接各个单元的巨大走廊将外围合层次进行了视觉剥离，所有的使用空间都隐于宽大走道和孔洞后面（图1d），深邃而神秘，极具异域风味。当地的建造条件和经济水准也影响着建筑形态的生成，大量使用粗糙的、富有手工质感的外墙砖强化了学校凝重的神圣感。康将立面上的孔洞一再重复，建筑的古朴、威严、庄重、神秘的气质逐渐显现出来。从经济管理学院的建成效果来看，内在逻辑在设计之初有效地控制了建筑整体形态的结构，而设计项目的外在逻辑在具体的细节上控制着建筑的形态生成。桢文彦设计的庆应义塾大学湘南藤泽校园的内在逻辑来自于桢文彦对城市和建筑的关系的思考，桢文彦曾在《集合体形式的注解》一文中论述过这些关系。他希望通过对村落集合形态和历史典型外部空间形态的研究发展出一套超越单个建筑范畴的完整空间理论。在村落集合形态的启发下，他提出了组团形态的概念——从个体元素开始，通过对各个目标的引导，让它们自发地与周围城市环境发生关系，使元素联结而形成整体。这些元素“在同样的系统中生长，限定着基本的环境空间，而环境也形成了有组织的联结品质”[3]。在历史上优秀的建筑和外部空间范例启发下，桢文彦还归纳出构成形态（compositionalform）的概念——建筑师常用构图的手法生成建筑形态。在这种模式中，功能的、视觉的以及空间的（有时还有象征性的）关系被安置在二维图形关系上。在构成的过程中这种模式常常会有一种将形式状态完结的趋势而使之呈现出静态。城市和建筑相互关联的集合形态设计逻辑在庆应义塾大学湘南藤泽校园的规划中（图2a）得到运用。桢文彦将处理的重点放在室外空间和环境的塑造上，用构成形态和组团形态的逻辑关系营造出一种自发生长的、有意义的空间形态。通过环行路的组织，学校的教学设施被分为内外两层。首先，研究和行政大楼、媒体中心、主演讲厅按照构成形态的逻辑关系组成了第一层次空间，三幢大楼构成的窄长矩形广场是校园内唯一的广场，一个正式的、静态的、庄重的室外空间。教室和研究用房簇群则按照组团形态的逻辑关系组成了第二层次空间，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通道将中心区划分出尺寸大小相同的地块，建筑布置于各个地块中。研究室和教室之间的空中廊桥将各个单元体联结起来（图2b），这使教室和研究用房簇群形成一个网络，同时又充分地尊重了各个单元的自主性，让它们自发而整体地应对校园空间的动态变化。第三层次空间是占中心区面积1/3的池塘、树林以及呈缓坡状的草地。空间的组织逻辑来自于村落集合形态中大地景观和建筑的自然融合，为了营造出郊区校园的田园氛围，桢文彦把这种融合关系带入校园空间的组织中。湘南藤泽校园规划的外在逻辑来自于学校早期的校园规划（图2c）、校园的地形环境和学校的教学计划。早在1986年藤泽校园的原始规划中，就已经确立了学校各个组团的基本位置和路网结构，整个形态散乱而缺乏秩序，这给以后的新形态定下了基调。藤泽校园位于东京西部郊区典型的丘陵地带，尺度的体验和城市不相同，集合形态可以准确地传达出这种自然环境中的意境和尺度的体验，并提供设计尺度的依据。配合起伏不定的地形，集合形态的自适应状态使校园的空间灵活多样。湘南藤泽校园的培养计划主要是为了发展新兴信息产业的教育。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结构使设计者无法用简单的规划手法去面对每一个节点的瞬息变化，过于主观的构成手法因束缚节点的自由状态而使整个网络失去活力。藤泽校园作为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前沿，本身也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微观反映，不宜采用纯图形的设计方式来解决问题。利用组团形态的网络性和自适应性，桢文彦将信息时代大学教育和校园生活的模式融入组团形态的组织中。湘南藤泽校园和印度经济管理学院形态的内在逻辑分别带有康和桢文彦的鲜明烙印，一个是设计者长期的形态操作经验，一个是设计者对建筑和城市关系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外在逻辑更是大相径庭，二者不论在文化背景还是建造技术上都有极大差别。比如在建造技艺上，康主要使用砖作为经济管理学院的建造材料，整体的形态封闭而沉重。桢文彦则在湘南藤泽校园大量使用钢和钢筋混凝土，整体的形象开朗而轻快。在斯特林设计的新加坡淡马锡工学院中，外在逻辑和内在逻辑的控制和影响是平分秋色的。淡马锡工学院设计的外在逻辑是新加坡当地的城市环境、气候、风土人情。斯特林细致地考虑到城市环境和建筑的关联。淡马锡工学院的北侧是新加坡政府为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而修建的Tampines新城，南侧隔海相望的是Bedok水库，马蹄形行政中心不仅是校园的构图中心，而且是Tampines新城的轴线终结点（图3a），斯特林在6层高的行政楼上挖出的巨大“窗口”将对岸Bedok水库的景色尽收眼底（图3b），延续了城市景观，沟通了城市关系。马蹄形的开口对着城市社区，办公中心下面分布着邮局、商店、银行，学校的行政中心也是社区的中心。新加坡地区炎热的气候对建筑的通风和遮阳要求很高。1～2层外廊的交通系统处理不仅使空气循环流通，同时使人们在雨季时没有淋雨之虞。在色彩的处理上，地处热带地区的新加坡用色习惯一向是非常鲜艳亮丽，因此在淡马锡工学院中外面是简洁明亮的绿色铜屋顶、淡灰紫罗兰色墙面和深蓝色窗洞，内部是结合交通空间的桔黄、蓝色、紫褐色、普鲁士蓝、碧绿色的色彩处理，颜色隐藏在热带的阴影下，效果强烈而不夸张。对外在逻辑的认同让设计者注意建筑形态与城市和地域的整体和谐。斯特林的历史主义态度使他钟情于古典元素的表达，他常利用马蹄形、半圆形或者它们的变体组织建筑的中心，正方形、八角形、三角形、圆形等古典构图元素也常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斯特林重视对室内空间气氛的营造，这种空间气氛的表达主要依托于对室内交通流线的处理。他的作品流线设计简洁流畅，室内变化富有动感和戏剧性，交通空间的节点常被处理成社交联系的场所。淡马锡工学院的形态体现出斯特林一贯的控制原则（图3c）。马蹄形行政办公楼构成学校的构图中心，从中心辐射出四个轴，分别形成四个学院（商学院、设计学院、技术学院、应用科学学院），廊道作为轴线将四个学院“锚固”于行政中心周围。从中心到各学院的步行时间不到5min。作为对规整的教室和讲堂空间的补充，流线的连接节点经过精心的设计成为人们自由交往的空间，轴上又连接教室簇群，形成枝状的交通结构。在交通轴线末端，交通空间临海的一面敞开，演化成露天咖啡座，室内和室外空间有着良好的交融（图3d）。和康类似，斯特林的内在逻辑来自于他长期的形态操作经验。淡马锡工学院形态的外在逻辑受建筑所处地域的气候、文化以及城市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对三位建筑师来说，校园建筑特定的功能构成是他们所面临的共同外在逻辑。校园空间形态的塑造是建筑师经常遇到的课题。因为校园生活是大部分人人生必经的阶段，在这儿，人是以群体的、开放的、交往的状态存在。同时，由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对教育的投入相对提高，国内新校园的规划建设项目逐渐增多。在一片新的土地上如何合理地规划空间、赋予这片土地以生气和灵感，如何把握校园空间的行为模式，如何赋予建筑空间以场所感，如何帮助教育恢复应有的活力，就成为许多建筑师必须解决的难题。如同前面提到的几个校园建筑实例，建筑师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受限于每一个项目具体的外在逻辑条件，而同时每位建筑师又有自己对校园空间的独到看法和自己的建筑语言逻辑，校园空间的丰富形态来自于两者的结合，它既是当时当地的建筑，又深深打上每位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