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

陶渊明和王维对苏轼隐逸思想的不同影响摘要：陶渊明是苏轼穷极一生未能实现的理想，而王维虽然在对宇宙飘渺的认识上和苏轼达成一致，但是苏轼是对人生意义的探寻，而王维是对现实的逃避。关键词：陶渊明、王维、苏轼、隐逸一、陶渊明和王维隐逸思想的比较隐逸思想古已有之，最早的隐士应该追溯到许由、巢父的尧舜时代，然而最早对隐逸思想有系统论述的是儒家的孔子，《论语》中提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言则逊”（《宪问》）；继而道家的庄子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与儒家隐逸思想不同的另一种观点，两者隐逸观相比较，儒家的隐逸体现的是在阶级统治极其黑暗腐败、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说儒家的隐逸只是暂时远离世俗，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等时机成熟后，还会选择出世做官。道家的隐逸思想主要表现在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当现实社会与自己的理想相矛盾的时候，便很容易产生消极避世思想，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的逃避，隐逸的目的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顺应其自然的发展，对现实采取冷漠的态度，因此称道家的隐逸思想为“忘世”。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也就是说他是由于不满朝政而放弃作官，但他一生都战争不断，所以在做了几年官后，毅然决定隐居，只能说他是生不逢时。但儒家济世思想仍然贯穿其一生，如“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十二首》其四），“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九首》其八）这些诗都寄托诗人的理想和抱负。由于当时玄学的盛行，因此其诗文中又体现出道家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一面，如《归园田居》体现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主要还是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可以说，陶渊明隐逸思想是以儒家式的隐逸为主导，兼有道家成分。王维由于受当时禅宗的影响，隐逸思想中更多地体现了佛家的隐逸，佛教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为“涅槃”，是指消除烦恼、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把现实社会的一切认为是虚无飘渺的东西。王维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对此深信不已。可以说，王维的隐逸思想是以佛家、道家为主导。如：《黎拾遗昕裴秀才迪见过秋夜对雨之作》写道：“白法调狂象，玄言问老龙。”体现诗人佛、道兼学的思想。陶渊明对苏轼归隐的影响陶渊明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苏轼被贬谪的时候。苏轼初次被贬黄州期间，曾在黄州的东坡筑雪堂，过了一段“身耕妻蚕”的生活，虽然获得这种生活的手段是很不相同的。陶渊明是自己选择，而苏轼则是一种情势所逼。但是毕竟这种生活的况味，苏轼也在东坡时期感觉到了。苏轼在在陶诗的题跋中写到：“陶彭泽晚节躬耕，每以诗自解，意其中未能平也。晚寓黄州二年，适值艰岁，往往乏食，无田可耕，盖欲为彭泽而不可得者。”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由于自己处境的艰难，对于陶渊明的这种生活甚为羡慕，但可以看出当时的羡慕之在于物质生活的匮乏，羡慕渊明的有田可耕，有饭可食而已。这只能说是对于陶渊明的最粗浅的一种了解和向往了。后来的苏轼由于自身处境的日益艰难，对于陶渊明的理解也愈加深刻，而自己与陶渊明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陶渊明的诗歌成为他宣泄痛苦的一剂良药。“予久有陶彭泽赋《归去来辞》之愿而未能。兹复有岭南之命，料此生难遂素志。舟中无事，依原韵用鲁公书法，为此长卷，不过暂舒胸中结滞，敢云与古人并驾寰区也耶！”这时候的苏轼对于陶渊明的向往和钦佩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疗伤药。他开始对陶渊明所选择的生活带给他的精神自由感到向往，而自己却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可以说，苏轼后期的生活态度确实学习了陶渊明，如他的饮酒，游赏，躬耕。尤其是在思想意识方面，他更是积极的追随陶渊明，学习他的诗歌技巧，甚至遍和陶渊明的所有作品。这些都是因为苏轼看到了陶渊明生活态度中自得的一面。而对于陶渊明表现在诗歌中的关于自己政治抱负和理想方面的诗歌，苏轼却没有倾注太多的注意力，这是因为陶渊明在苏轼这里，代表的是一种对个人生命的主宰，个人的生命哲学。陶渊明对于苏轼的意义也正在这里。对于苏轼来说，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和社会，果断的作出归田的举动，并且坚持这种主张，就是苏轼最佩服和羡慕的地方。由自己积极出仕到最后的远贬岭南，对比陶渊明的决然归田，老于家园，苏轼感到了自己的不幸和对自己的不满。所以陶渊明对苏轼最大的影响是他在面对仕途坎坷时，可以心无旁骛的归隐山林，不再过问世事，而在山水之中找到自己真正的乐趣，而这是苏轼做不到的。苏轼的内心总是在牵挂，牵挂国家，牵挂百姓，在他看来，国家需要他，百姓需要他，他所做到的随缘自适，是生存下去的一种方式而已，既然自己无法选择生活，那只有努力地去适应，正所谓“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王抚军座送客·再送张中》）。苏轼的旷达是在极其困窘的情况下为生存不得不采取的生命策略。苏轼与唐代柳宗元和刘禹锡的政治命运何其相似，苏轼只有象刘禹锡一样说服自己，乐观顽强地生活，他明白抑郁只能亡身，欢乐苦难，忧愁实多，才要借助旷达来化解，因此苏轼的旷达中不可避免地蕴含着几许失落与无奈，甚至是难以化解的悲哀。“生者百岁，相去几何。欢乐苦短，忧愁实多，仍如樽酒，日往烟萝”（《诗品二十四则•旷达》），正所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他在《送沈逵赴广南》中云：“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正是这几许失落与无奈，他才会自我调节似的多发出“人生如梦”的感慨，以此求得心理的平衡。“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同上），“十五年间真梦里”（《定风波》）。这种寻求平衡的心态注定了苏轼只能淡然地看待一切，超越名利和生死，但他无法做到通透，他本人亦言“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和饮酒二十首》）。读其诗文词，我们可以体会到这隐隐的失落与无奈、安与危、毁与誉的茅盾，而且一生都不曾得到解决。这或许正是苏轼去学习陶诗的真正原因所在，一个无法释怀、无法放弃的人真正需要的便是努力寻找这种达观与超脱。王维对苏轼的影响王维很早就归心佛法，精研佛理，撰写了《能禅师碑》。他在《哭殷遥》诗中说:“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晚年《秋夜独坐》中说:“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学无生的具体方法是坐禅，静心澄性，最大限度的平静思想和情绪，让心体处于寂灭的虚空状态，使个人内心的纯粹意识转化为直觉状态，产生万物一体的洞见和浑然感受，进入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王维的这种心灵状态，对他的山水诗的影响极大，诗人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的对象，使山水诗的创作别具慧眼，由早期的写气图貌和巧为形似之言，进入到“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如《别终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尽处自然也是深山空静无人处，人无意而至此，云无心而出岫，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无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静极生动，动极归动，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水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自然。与坐禅的体验相关联，王维多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辉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如《过感化寺》以果落、虫鸣、鸟声反衬山林的静谧，寄寓诗人的幽独情怀，表现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外物而入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寂静。同样，苏轼几经贬谪后，把政治上遭到的苦闷消解于山光水色之中，诗歌中表现了一种萧疏冲淡的风格，其思想上受佛老影响至深，以庄禅的淡泊独立万物之表，用佛家缘起性空的空静观物，使诗人心灵净化到空无的境界，才形成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达到与造物者游的心胸旷达。他在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以在家奉佛之人自居，时常“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污染自落，表里倏然，无所附丽，思窃乐之。”他以超然物外、随缘自适的佛老思想澡雪精神，创作风格表现出清旷神逸平淡自然。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三: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诗写的平淡而有深味，于清闲平静的日常生活情趣中，表现出对功名利禄的淡泊，对山水生活的爱好，不为物累、不为情牵的清旷禅宗空静自悟的关照方式影响了作家的思维。在类于陶诗那种齐物我、了生死的老境中，融进了性自清静的禅悦，以“质而实绮，匷而实腴”的诗歌风格，促进了平淡美的发展。可见禅对两位诗人思想以及诗风的重大影响。王维在阅尽官场之苍狗白云以后，树勋之心顿减，而归佛求隐之念日渐强烈，整个生活态度呈现出内敛的趋势。其外求功利的动态人生演化为内向禅隐的静态人生。这主要与他对解脱方式的认知有关。他在《叹白发》中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他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获得一种解脱、自由、轻松、愉悦、和谐的感受，消除心中的矛盾和痛苦。苏轼虽然历尽官场险恶，甚至险些命丧毒手，但由于苏轼坚韧的性格、坚强不屈的人格追求，使其始终没有放弃入世的念头。苏轼自始至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都在追求天地合一的境界，不少作品表现出在主观意识上高度自觉超越耳目之乐，执著地追求理性的感悟和精神的升华，探索人生安身处世之道。“长恨此身非吾有，何时忘却营营！叶澜风静毂放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3]94这种观念使苏轼在处理自然审美中的物我、人神关系时，坚持以我为主、物为我所用的立场。所以，苏轼既没有能够像陶渊明一样完全纵情于现实生活中的山水，不像王维一样借由山水打造的禅家意境来躲避和消解现实的愁苦，而是有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不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参考文献：[1]苏轼．苏轼文集[M]．（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2]张惠民，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十册[A].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4]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5].杜景华《陶渊明传》.天津：百花出版社.2005年1月.[6].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4月.[7].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8月.[8].师长泰等《王维研究》.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9].魏正申《陶渊明评传》.北京：文津出版社.1996年3月.[10]杜安成.苏轼诗词的旷达风格简论[J].康定学刊，1997（2），P30－35.[11]王晓莉.微苦的旷达[J].天中学刊，2002，P49－50.[12]赵爱梅.旷达与乐观[J].青海社会科学，2005（4），P73－75.[13]王萍.外似旷达而内蕴悲感——苏轼文学作品中情感状态浅论[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2），P49－53.【参考文献】[1]宗白华.艺境[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苏轼.苏轼全集（上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4]李泽厚.美的历程[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5]全唐诗（第四册）[M].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