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诗学

魏晋六朝诗学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诗歌对社会人生的渗透与影响较西方深刻得多，中国人在诗歌里获得了一般民族在宗教里才能获得的灵感，他甚至把诗歌称做中国人的宗教。“诗学”这一概念，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关于诗歌创作实践方面的学问，并不完全是理论问题。魏晋六朝诗学注重诗歌内在的审美活动、对情感问题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对自然美的发现都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此外，魏晋玄学所确立的人格理想对六朝诗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玄言诗到山水诗，标志着六朝诗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实践在新的审美理想的影响下不断提升，成为六朝诗学精神的重要体现。《文赋》谓‘诗缘情而绮靡’，又谓‘或托言于短韵，对穷迹而孤兴’，故文章必须有深刻之感情。而‘寄兴’本为喻情，故是情趣的，它是从文艺活动本身引出之自满自足而非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汤用彤所说的“文以寄兴”正是六朝诗学精神的源泉。六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创作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生体验与文学创作的有机结合成为那个时代文人的自觉行为，并逐渐摆脱了传统政教观念的束缚。这里所说的“体验”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经验，而是在生活经验中见出生命的意义、深刻的思想和动人的诗意，它包含着一种价值性的评判和领悟。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格尔•伽达默尔对“体验”一词作过这样的阐释:“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状态。”这就意味着人生体验经过诗人的审美创造可以转化成诗学精神。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魏晋六朝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纯文学观念的形成与确立。魏晋六朝时期形成的以“诗缘情”为主导理论的纯文学观念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这一诗歌理论观念在表现内容、创作机制以及哲学基础三个方面都与以往的诗学观念有所不同,它重新肯定诗歌的情感性本质,使得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创作更为衰微。魏晋时期,随着汉室的解体与崩塌以及战乱的频繁造成的人生命的朝不保夕,人们更为关注于自身生命的存在价值,进而促成了人的自觉。在这一特定的社会与心理氛围之中,纯文学观念逐步开始明晰。曹丕在5典论#论文6中这样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0。/经国之大业0这一论点我们多少可以从5诗大序6中找寻到其渊源,是汉儒诗教的一次重复;而/不朽之盛事0则出自于5左传6:人生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汉魏六朝是个重情的时代,个体性的情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主张,钟嵘在《诗品序》中也强调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悲剧性的人生遭遇只有通过诗歌才能得到宣泄,“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些说法与传统的“诗言志”的观念是有很大区别的,它不再象汉儒那样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而是更重视情感的自然与真实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形成了以悲为美的观念。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对挽歌的爱好,《世说新语•任诞》中就记载了袁山松、张湛嗜好挽歌的逸事,在陆机、陶渊明的诗中也有许多《挽歌辞》一类的作品。而象《古诗十九首》这类表现离别相思、人生无常的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意义,所以引发了后世读者的广泛共鸣。六朝诗歌,特别是南朝齐梁以来的诗歌在经过诗人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之后,改变了汉魏古诗率性而出、直白言情的方式,从重性情抒发转向重声色描绘,特别是山水诗中,叙述和议论的内容明显减少了,转向纯粹的写景,情思意趣往往比较简单集中,感受更加细致人微,并努力创造一种纯净明朗而又内蕴丰厚的诗境,这就为后人创造浑融完整的诗歌意境开辟了新的途径。所以清人沈德潜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毛诗序》所总结的诗歌内在的创作机制:情感萌生于心并通过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于是在文本上便形成了诗。而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这几句话时,就会发觉其中的一句话)))/在心为志0似乎多余,并且按照这种理解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得出一种结论:《毛诗序》同样是在强调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在说/诗言情0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心为志0在这里并不是多余或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在于:诗人情感萌动于心,但是并不能把这种情感直接表达出来,而是要经过诗人理性的锤炼使它成为/志0,然后通过语言把这种经过理性融铸之后包含有意志、志向与情感等等的复杂体)))/志0表达出来。这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0的/中和0之美。文人对于汉乐府诗的拟作是魏晋六朝时期诗歌创作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承载着/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0社会功能的汉乐府诗成为了班固阐述其/言志0诗学观的文本基础,并在言志0说的阐发之中提出了/缘事0说,使得汉乐府诗成为了/言志0与/缘事0完美结合的文本样式。魏晋六朝诗歌创作的高峰正是发轫于文人对于汉乐府的拟作活动之中。汉末魏初的曹氏三父子,尤其是曹操是在对乐府旧题的继承和改造之中确立了彪炳史册的一代诗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安风骨0;到了晋代更是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拟作高手陆机,此后的拟乐府诗更是层出不穷,刘宋诗人鲍照就是其中的翘楚人物,并以5拟行路难6十八首而名存诗史。但在这种乐府拟作的风潮中,由于/纯文学0观的影响与/诗缘情0说的溶入使得叙事性很强的乐府诗到了六朝时期成为了一种抒情的诗体样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叙事性很强的汉乐府并不排斥抒情,但汉乐府诗的抒情是/缘事而发0,情感的抒发是在事件的展现与叙述之中得以实现的,如5陌上桑6叙述了罗敷日出之后/采桑城南隅0,在劳动的过程中路遇使君,通过对二人之间对话的详细叙说展现了罗敷的坚贞和对于权贵的蔑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上层统治者荒淫无耻行径的揶揄和批判,以及对于纯洁坚贞情爱的赞美与颂扬。这种情感是在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之中潜含的,并且因其/一吟感一事0而使情感的抒写具有一定的情境性由此而带上了情感表达的独特性。但在六朝时乐府拟作的风潮之中,大量的拟作诗由于脱离了具体的情境而使得抒情变得泛化。这一倾向在西晋时以拟作乐府与古诗的陆机身上就开始表现得非常明显,陆机的诗集中有多达一卷51首可谓是直承乐府旧题所写作的诗歌(据逯钦立辑校的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6)统计),在他对于乐府诗古朴风格改造的同时,也冲淡了乐府原先所含有的叙事意识与纪事精神。可以说,形成于魏晋六朝以/缘情0说为理论口号的纯文学观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重新肯定了情感,尤其是私己的情感在诗歌创作之中的重要地位,它使得诗歌割断了与社会政治功利的联系而获得了独立的文学地位与文学价值。但在抬高诗歌文学地位、确立诗歌独特表现内容与表现特征的同时对于诗歌之中的叙事因子却造成了极大的抑制,可以说我国古典叙事诗不发达状况的形成,/缘情说0的纯文学观在其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汉魏古诗往往直抒胸臆,慷慨悲歌,但在意象的创造上还显得比较粗略,正如刘鳃所说的:“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晋宋以来,随着山水诗的兴起,六朝诗歌在情景关系的处理上与汉魏古诗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表现在诗歌的功能由重缘情向重体物转变。刘舞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朱光潜在《诗论》中则把这种变化称为“由情趣富于意象的《国风》转到六朝人意象富于情趣的艳丽之作”。他说:“中国古诗大半是情趣富于意象。……如果从情趣与意象的配合看,中国古诗的演进可以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情趣逐渐征服意象,中间是征服的完成,后来意象蔚起,几成一种独立自足的境界,自引起一种情趣。……这种演进阶段自然也不可概以时代分,就大略说,汉魏以前是第一步,在自然界所取之意象仅如人物故事画以山水为背景,只是一种陪衬；汉魏时代是第二步,《古诗十九首》,苏李赠答及曹氏父子兄弟的作品中意象与情趣常达到化无迹之妙,到陶渊明手里,情景的吻合可算是登峰造极;六朝是第三步,从大小谢滋情山水起,自然景物的描绘从陪衬地位抬到主要地位,如山水画在图画中自成一大宗派一样,后来便渐趋于艳丽一途了……”可以说,六朝诗歌的意象化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大转折点。诗歌语言的意象化使六朝文学理论中关于言意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刘姗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隐秀”这一概念。总之,六朝诗学带有明显的士族文化色彩,由于士族阶层往往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这就使诗歌得以广泛吸收和融合各门艺术的长处,在诗歌体制和内容方面较前代有了很大地发展,形成了追求新变和崇尚唯美的风气,为唐诗的繁荣做了充分地准备。所以朱光潜先生对六朝诗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六朝是中国自然诗发韧的时期,也是中国诗脱离音乐而在文字本身求音乐的时期。从六朝起,中国诗才有音律的专门研究,才创新形式,才寻新情趣,才有较精妍的意象,才吸哲理来扩大诗的内容。就这几层说,六朝可以说是中国诗的浪漫时期,它对于中国诗的重要亦正不让于浪漫运动之于西方诗。”可见,审美情趣和艺术形式的多元化正是六朝诗学精神的重要体现。三、人格理想与六朝诗学精神从本质上说，诗学精神与创作主体的人格想、审美追求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诗学精神的最高境界与艺术精神又是相通的。徐复观指出:“艺术是人生重要修养手段之一，而艺术最高境界的达到，却又有待于人格自身的不断完成。”显然，徐复观对艺术精神的理解是强调主体的人格修养。因为旧的规范和秩序已经崩溃，“于是要求彻底摆脱外在的标准、规范和束缚，以获取把握所谓真正的自我，便成了魏晋以来的一种自觉意识”。所以，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出现了各种不同的人生观，主要有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还有以《列子·杨朱》为代表的纵欲论等。在那个道德崩溃、风气颓靡的社会中，这种人生观虽然有反抗传统的一面，但却缺少救世精神，只能追求个体精神的满足与心灵的和谐，如嵇康的《养生论》强调“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体气和平”。庄子的思想虽然在这一时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但绝对的超脱和逍遥是做不到的。事实上，阮籍的逍遥论(如《大人先生传》、情志的内涵与表现，玄言诗人是从理念的层面而不是从形象的层面抒情言志，或者说他们所抒发的是理念化之情”，由于“魏晋玄学整体上既重情，又要求超越形而下之情”，所以“情的内涵已由实入虚，变为‘高情’、‘至情’”。其次，人生体验与诗学精神的关系也表现在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的生命体验，正因为人生有限，所以人们才渴望不朽，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是，在动荡黑暗的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的理想常常难以如愿，特别是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魏晋易代之际更是如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促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常常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否定，如“自然有成理，生死道无常”(其五十三)、“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其三)、“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知”(其十五)等。在阮籍看来，人生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也不值得留恋。对生命意义和生死问题的思考在陶渊明的作品中体现得更加全面和充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形影神》组诗。此外，人生体验与诗学精神的关系还表现在对自然美的发现上。自然美是指大自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和神韵之美，同时也包含着人的感受与评价。也是说，自然美的发现，不仅与对象本身有关，而且也与主体自身的态度有关。黑格尔虽然轻视自然美，认为它远远低于艺术美，但他关于自然美的论述仍然值得重视。黑格尔说:“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自然美的发现与魏晋玄学和佛教的影响有关。玄学和佛教都重视自然。如王弼说:“万物以自然为性。”(《老子》二十九章注)这里的“自然”就是“道”，是一个哲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