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天水古称秦州,是陇右重镇,地处渭河与嘉陵江的上游,素有甘肃“小江南”之称。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就坐落在天水市东南45公里处的秦岭西端。麦积山石窟的佛教造像以泥塑为主,被海内外赞誉为“东方雕塑馆”。麦积山自东晋十六国时期开凿以来,历经1600多年的历史。古代工匠和民间艺术家们在这距离地面10~140米之间的悬崖峭壁上,不畏艰险,开窟造像,最后形成大规模的佛教石窟群和数以万计的佛教造像。面对悬崖断壁,仰望凌空栈道和密若蜂房的窟龛和林立的佛像,人们不禁为这人间奇迹而惊叹!石窟艺术源自古代印度,世界各地遗存的石窟艺术很多,在这众多的遗迹中,麦积山石窟自有其独特和不可替代之处。从古印度的阿旃陀,阿富汗的巴米扬,经西域的于阗、龟兹和高昌,进入河西走廊,甘肃中部和东南部,再看中原的云冈、龙门,四川的大足等,所有能够开凿而且的确开凿了石窟的地方,有着某种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有地理的,有地质的,更有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因素。从这种类比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麦积山作为石窟艺术遗存地的共性,更重的是麦积山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石窟必须开凿在绝壁断崖上,但并非所有的绝壁断崖都能够成为石窟艺术的开凿地,它还需要其他要件。石窟艺术并非是纯粹的佛教艺术,它本身就是多种文化的融合物。很难说最早的石窟艺术就出现于古代印度,而且也不一定就是佛教修行的地方。古代印度原始宗教使用过石窟,中国古代方士修炼也使用过石窟,而佛教寺院最初是以草寮为形式。这说明,佛教石窟艺术,是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石窟艺术本身的这种综合性,说明只有在各种文化交汇的地方,才会有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兴盛。作为石窟艺术发祥地的古代印度,主要是指今天的印度北部、西北部、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地。这些地方正是东方的印度文化、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亚的波斯文化以及中国古代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汇之地。虽然,这些文化交汇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地理位置为中心,然而这种地理位置的变化,恰好与石窟艺术兴盛的不同地点相应。比如,阿旃陀石窟位于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重镇“德平之门”奥朗伽巴德西北约106公里处。当时统治德干地区的是伐卡塔卡王朝(公元3世纪初叶——6世纪中叶),它与笈多王朝联姻结盟,关系极为密切。伐卡塔卡王朝从典章制度到文化艺术都承袭笈多王朝的传统。因此现代许多学者都将伐塔卡王朝境内的阿旃陀后期石窟归入笈多艺术的范畴。笈多文化是古代印度、希腊、罗马、波斯等文化相交汇的产物。可以说,笈多文化兴盛与发展的文化原因,也是阿旃陀石窟兴盛与发展的原因。巴米扬石窟的开凿和巨佛造像的创造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自公元5世纪初至8世纪初,是犍陀罗艺术和“印度——阿富汗派艺术”的转化时期。这期间,古代巴米扬曾经历过各种文化、不同宗教和各派政治势力的交往、较量与争夺。这一切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当地文化的面貌。此期犍陀罗艺术风格在各地虽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产生了各种流派,但其中最重要的是确立了“巨佛崇拜”的思想。正是这种“巨佛崇拜”思想,产生了巴米扬风格的石窟艺术。因为,巨佛既表现佛陀的伟大,使信徒可以从遥远的地方就能仰望大慈大悲的尊容,又可以体现伟大国王的形象,代表这个朝代的兴盛。中国的中原地区此时正值隋唐时期,也兴起创作摩崖巨佛的风气,巴米扬巨佛的创造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西域有着丰富而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它与中原不同,与西亚、中亚和古代印度更不同。当中国内地七国争霸称雄的时候,也是西域各古代民族极其活跃的时期。此时,以伊犁河流域为中心的北疆草原上,是塞种人在游牧;在阿尔泰山东段、额尔齐斯河上游,直到天山脚下,是呼揭人的天下;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四周、罗布泊地区和吐鲁番盆地则是车师人的历史舞台。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匈奴人强盛起来。他们东征东胡,西灭月氏,进而征服了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等国。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为消除边患,停止了“和亲”政策,转而展开与匈奴的斗争。他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既削弱和打击了匈奴的势力,也开辟了与欧亚交通的丝绸之路。经过与匈奴70多年的斗争,终于击败了匈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率众降汉。翌年,汉朝政府设西域都护府,结束了西域各国纷争而不统一的状态,促进了西域与内地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正是这种多元结构的文化区域,最易于吸收新的异质性文化元素,将其变成自己文化母体的有机部分,使自身获得新的发展机缘。中原地区的文化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它无论从起源上还是交往上都具有多元性和区域性。所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对异性文化有着强大的兼容能力。自中原主体民族形成以后,从来没有停止中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与融合。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这样多元异质性的文化,是其生命力顽强的表现,每一次大的民族融合之后,都给中华民族带来新的生机。而新的生命力增长点,往往是民族交往的边界地带,这里既是新的文化样式出现的地方,也是新的政治势力崛起之处。而新的文化样式往往是与新的政治势力的兴盛联系在一起的。中原地区的几处佛教石窟遗址,都与一定时期的新兴民族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紧密相关。开凿石窟龛的原始目的是为了给出家僧人提供静心事佛,了结尘缘,超脱世俗,一心求灵魂安静的地方,所以石窟开凿地往往选择远离城镇喧嚣的地方。然而,这距离又不能太远,毕竟僧人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们要靠俗世的供养。后来的石窟成为膜拜偶像的去处,所以众多未出家的信徒要能够比较方便地常来常往于所居的城镇与所朝拜的石窟之间。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石窟的所在地,都不远于交通要道,都在其不远之处有繁华的城镇存在,有众多的人口生存,这是石窟中僧人的需要,也是城镇中居民的需要,由此决定了石窟与闹市之间这不即不离的空间关系。犍陀罗的东、西、北三面为高山环绕;南部则是延伸七百多英里的平坦的印度河谷,一直到达印度洋岸。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犍陀罗与南部地区之间有一个天然纽带,那就是连接犍陀罗和阿富汗的东北部著名的开伯尔隘口,它是丝绸商路的中枢,若干世纪来一直承担着贸易文化往来的媒介。这里正是今天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巴米扬就在今天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开伯尔隘口之间。而位于德干高原的阿旃陀石窟则临近古代商旅和香客络绎不绝的通商要道。具有丰富石窟艺术遗迹的西域诸国,都处在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相沟通的古代丝绸之路上。出河西走廊,过吐鲁番盆地,经龟兹,过于阗,这是古代丝绸之路通向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径。而佛教东传,必先北上进入古代西域地区,经于阗,过龟兹,穿过吐鲁番盆地,然后向东进入河西走廊,经甘肃跨秦岭,入长安再进入中原腹地。无论是丝绸之西去南下,还是佛法之北上东来,都必须经过这三个西域古国。据说,最早的佛教就是由印度或波斯商人首先传入西域的。商路与佛路的一致,是佛教石窟艺术遗迹集中出现在丝绸古路之畔的重要原因之一。河西走廊位于北去的黄河之西,地依祁连山,北有北山,东起乌鞘岭,西抵疏勒河,东西长达千余里,南北宽十余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北山之北,是荒凉的腾格里沙漠;祁连山海拔4000米以上,山上冰雪密布。夏秋之际,冰水消融,奔腾而下的河水,滋润着这片干涸的土地,形成一块块绿洲。河西诸郡就散布在这冰川雪水浇灌的绿洲之上。正是这绿洲之上的河西诸郡,连缀丝绸之路的甘肃西部一段,丝绸之路只有穿过河西走廊才能进入西域。莫高窟处在古代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的西端。由此向西南即是古代的“阳关”,向西北,即是“玉门关”。这是汉武帝公元前121年设的边关。武帝之后,经过多年的经营,通过移民、屯田、引水灌溉,改进农业技术等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至西晋时,敦煌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中亚商人亦在此经商,这里成为中西经济与文化交汇的一大都会。在海路不发达的当时,这里便成了中原文化的窗口,中西文化交流的管道。正是这种交通上的重要性,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地缘与文化的坚实基础。丝绸之路陇右段南线,是由临洮、临夏取道炳灵寺附近渡过黄河的,而且西秦时曾在这附近造桥,由此经青海、越扁都口,直上张掖,进入河西走廊。这是公元前2世纪的主要交通线。法显赴印度取经,就曾经过这里,炳灵寺169窟至今还留着法显的题记。石窟的开凿是非常艰难的,在石质山崖上开窟不同于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挖窑洞。在松软而有弹性的黄土山上挖窑洞时,往往先将平缓的山坡切成崖壁,或者在平整的塬地上深挖巨坑,然后再在几近垂直的土质崖壁上挖窑洞。在石质山岭上开凿洞窟,必须先选择天然生成的断壁绝崖,同时还要选择石质较松软的地方,以易于开凿。最好本来就有天然生成的洞穴,以此为基础加工而成。这些地质上的要求形成了几乎所有古代石窟选择开凿地点的要件,从而构成石窟地外观都是断壁绝崖这一特点。阿旃陀石窟,开凿于哥瓦拉河畔的崖壁上,29座石窟沿着陡峭的凹壁底部从东到西连绵排列长达550米,像一座巨大的半圆形剧场或画廊。巴米扬石窟群散布在巴米扬河谷的南岸红褐色的岩石峭壁上。伯孜克里克石窟散布在南距高昌故城约10公里的火焰山中的木头沟河谷的西崖。高昌石窟吐峪沟是火焰山的一条山谷,山谷东西,石壁峭立,沙坡斜倚,沟水穿谷,洞窟散布在东西半山间。雅尔湖石窟在交河故城西南约2公里,交河故城西南河谷南岸。敦煌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大泉西侧鸣沙山崖壁上。炳灵寺石窟主要分布在黄河北岸,大寺沟西崖的峭壁上,一般距地面10~30米高。龙门石窟,距洛阳城南12.5公里,因伊水由南流来,冲出山口,两山对峙,故而也称作伊阙,龙门石窟群就分布在伊水河两岸的崖壁上。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部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峡谷的北岸。大足宝顶山中心大佛湾,形若马蹄,全长约500米,岩高约10多米。总之,从古代印度石窟、西域石窟、河西石窟、内地石窟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石窟的开凿地大都在河谷两岸的崖壁上,它们距离地面的高度都很有限,有些石窟比如广元皇泽寺干脆就在路旁,甚至被后来建设的宝成铁路一分为二。由此,就使麦积山石窟的地理特征凸显出来。麦积山不但具备以上所列举的几项石窟开凿的共同特点,更重要的是麦积山还具有只属于自身的独特和惟一之处。在众多石窟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规模上麦积山不是最大,从历史上看麦积山也不是最悠久。中原与敦煌之间相互联结的纽带,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甘肃段,在这段古道旁,镶嵌着众多佛教石窟艺术的明珠,其间最璀璨的一颗,无疑是麦积山石窟。麦积山不仅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第一站,而且还是出入四川的蜀道与丝绸之路的交汇处。其交通上的重要性更为突出。麦积山石窟的第一个独特之处在于,麦积山的风景的雄奇秀美。《广舆记》称麦积山为“秦地林泉之冠”。(第173卷P233)《太平广记》说:“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第397卷P3181)北朝大诗人庾信在其《秦州天水郡麦积崖龛铭·并序》中写道: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高峰寻云,深谷无量。镇地郁盘,基乾峻极,石关十上,铜梁九息。百仞崖横,千寻松直。荫兔假道,阳鸟回翼。异岭共云,同峰别雨。水声幽咽,山势崆峒。(第12卷)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专为描写麦积山的景色而作,但北朝时期的麦积山风光还是跃然纸上的。而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山寺》一首则以简短的诗句描绘了麦积山的雄险峻美:野寺残僧少,山圆细路高。麝香眼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杜甫为避安史之乱而逃离长安,欲入四川而路过麦积山。长安京城饥馑遍地,民不聊生,必然影响秦州,况且秦州也正面临吐蕃的威胁,所以麦积山一时处于“野寺残僧少”的衰落时期。但是杜甫笔下还是表现出了麦积山的美景。“山圆细路高”写的正是麦积山山势险峻。正如《太平广记》所载:“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为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栈道云梯由下至上,曲折通达,高可12层。五代诗人王仁裕在《题麦积山天堂》中写道:蹑尽悬空万仞梯,等闲身共白云齐。前下视群山小,堂上平分落日低。绝顶路危人少到,古岩松健鹤频栖。天边为要留名姓,拂石殷勤手自题。麦积山栈道全诗写尽了麦积崖的险峻,而“悬崖置屋牢”则写麦积山的石窟建筑。当年开凿麦积山石窟的时候,历尽千难万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