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器断送了商周两大盛朝的性命

鼎器断送了商周两大盛朝的性命鼎的神秘来历鼎是所有传统器物中最凝重的一种。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形容它有三只脚和两个耳朵，是烹调五味的宝器。它的庄严器型的和沉稳身躯，正是它日后饱受尊敬的原因。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来历。它是谁的发明和设计？它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什么会从历史中悄然消失？我们仅仅知道，越过早期农耕时代的繁华景象，鼎在华夏国家主义体系里的地位变得日益华贵，远远超出了寻常炊器的命运。制造鼎器的初始材料只是脆弱的陶土而已。这种圆形陶鼎，最早出现在仰韶文化时代（前5000～前3000年），以后被龙山文化所吸纳，进而成为诸帝国制造铜鼎的样本和依据。但在彩陶（仰韶）和黑陶（龙山）时代，陶鼎不过是最普通的炊器，也即锅（釜）和支架的复合物，用以烹煮饭菜。它在日常生活中与石器、骨器和玉器相混，并未显露异乎寻常的地位。鼎必须经过材料革命，也就是跃入青铜时代，才会放射出神奇的光辉。浇铸铜鼎的历史，一直被追溯到黄帝的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宣称：黄帝采集首山的铜矿石铸鼎于荆山之下。但这个传说至今未能从考古学那里得到证实。甚至就连黄帝本人的性别乃至真伪，其实都很值得仔细争辩一下。早期的历史学家们大都以为，是夏帝国（前2070～1600年）而非黄帝，打开了铸制铜鼎的伟大历史。但他们却在哪位国王上出现了分歧。夏禹派认定，正是夏的开国君主禹本人发明了铜鼎。王子年《拾遗记》记载说，当年禹王铸造了九个大鼎,选择阴性矿石制成阴鼎，又选择阳性矿石制成阳鼎。鼎成之后，天空上出现了异常的景象――太白金星在大白天跑了出来，而九个太阳从此高悬天空，再也不肯西沉。光明盛世就此降临人间。魏文帝曹丕是夏启派，宣称是禹的儿子启首次铸造了铜鼎。在《典论》里，他援引先贤墨子的话说：“启派大臣飞廉到遥远的昆吾山去掘采铜矿石，这种精神感动了昆吾山的大神，就让他采到了珍奇的矿石。启又让铸造工程师翁乙以神龟为柴禾，将这些珍贵的矿石炼铸成了宝鼎。”第三种声音则来自盛世派，这派拒绝实指具体的国王，而是用“虞夏之盛”来虚指那个年代，例如《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都分别记载，当年夏代兴盛的时候，夏人用九州进贡的矿材造了九鼎。这个说法，小心回避了谁是发明者的历史难题。南朝的虞荔在《鼎录》里以专业“鼎学家”的身份，对鼎的起源作了总结性陈述，它宣称，就在当年虞夏帝国兴盛的年代，九州都派来使节，进贡各地的矿石，夏帝国就用这些材料铸成九座大鼎（象征统治九州的权力），上面铸有奇形怪状的山川百物，以便让人学会分辩神明和鬼怪，不至于遭受伤害，以捍卫生活的吉祥。鼎就这样成了“华夏第一朝”的象征，并且逐渐成为帝国的最高符码。鼎是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炊器。一部叫做《应瑞图》的文献描述说，真正的神鼎懂得事物的吉凶和生死，能调节自身的重量，还能自行移动和停止；无须薪火就能加热无须汲水就能自满，无须厨子就能烹调出各种美味；只要统治者兴盛了它就出现，王国衰败了它就离去。这是多么古怪的器物。它是有灵魂的物体，敏锐地感应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并且上升为青铜时代的器物领袖。鼎由青铜（金）制成，被放置于泥土（土）夯筑的祭坛上，里面盛放着汤羹（水），却要在其底部插入薪柴（木），用烈火（火）加以焚烧，鼎就此蕴含了“五行”的全部元素。但“金”才是其中的核心元素，它是青铜时代的沉重标志，同时又在烹煮进程中体现了与粮食的亲密联盟。鼎的语义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它最初只是一种附有支架的圆形烧锅，并暗含着对美食的无限期待，由此转义为占有食物的单一权力，最后上升为国家（食物垄断集团）的总体权力的代码。此外，铜鼎的铸造工艺繁复，需要炼铜炉、坩锅、风箱、模具等设备、高级冶炼技术及焊接工艺的支持，加上原材料开采艰难，成本昂贵，非寻常猎人和农民所能为之，只能是国王和贵族的垄断品，这就从另一个逻辑支点，强化了鼎的权力语义。鼎由炊器转变为礼器，由圆形（锅的自然形态）转为方形（九州大地的隐喻），意味着它把日常政治的口唇快感，擢升为香气四溢的权力政治仪式。作为华夏民族的美食政治学的标志，鼎成了“民以食为天”法则的基石。然而，尽管夏人铸造铜器的能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城遗存那里得到证实，但结果表明，那个据说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都市，却只能生产爵、刀和少量饪食器（鼎的初级形态）之类的小型器具。史籍所描绘的“九鼎”的庞大身影，始终躲藏在历史铁幕背后。这个“考古学破绽”，令那些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官方史学家深感头痛。真正把铜器推向高潮的只能是商帝国的猎人们。“汤”有热水和菜汤的双重含义，但在商帝国，由于鼎锅的非凡地位，它的羹汤语义似乎变得更加突出。这是商的第一个国王子履的政治谥号，这个封号以后扩散成了整个帝国的乳名。这是世界上唯一用热羹汁命名的种族。这个语词经过扩散之后，还要喻指所有经过加热烹煮的食品。在猎人时代以及农业时代的童年，中国人已经确立了美食在其文化基因谱系里的核心地位。这是青铜时代美食政治学的高峰。在那些沉重的鼎锅上，镌刻着伟大帝国的口唇期梦想。汤人继承了夏帝国的工匠和工艺，并在孔雀石之类的铜矿石中按比例加入锡，冶炼出超过红铜硬度一倍的青铜，器具更加保温耐用，肉类食物的烹煮力急剧上升，这场材料革命，令汤帝国成为中国文明进程的最大转折点。汤人铸造的铜鼎，最大的重达0.8吨，至少要有十条壮汉才能搬动，它同时还发展出汤鼎、汤镬、汤锅、汤盘、汤碗、汤匙等各种与汤（食物）有关的用具。国家筵席的盛大规模和繁杂程序，由此可窥一斑。在彪悍的猎人的经营下，狩猎业变得异常兴旺，同时，汤的农耕技术也日益成熟，种植业气象盛大，双双成为美食政治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经过强力烹煮的肉食利于消化和营养摄取，汤人的体能就此获得大幅度改善，变得更加孔武有力。他们高举沉重的青铜兵器，展开永无休止的战争，成为远东地区最凶悍的征服者。但汤人并不是鼎器之食的唯一消费者。它更是众神的食物，被放置于高大威严的祭台，成为那些繁复的祭神仪典的中心。众神心满意足地享用着丰盛的宴席，他们的法力庇佑着狂热的战争贩子。这是国王兼大祭司所得到的热切回报。根据《搜神记》眉间赤传说可以推断，铜鼎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用来烹煮战俘，以他们的肉身向众神献祭。汤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暴戾的民族之一，保持着猎人的杀戮天性。他们的狞厉面容浇铸在铜鼎上，以“饕餮”的名义，向尘世发出嗜血的热烈呐喊。这种祭器与刑具相兼的特征，一直延续到了周朝暮年。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引发轩然大波，23年后，晋国的赵鞅和荀寅也把刑法铸刻在鼎壁上。鼎与酷刑的关系，竟是如此的亲密无间。但越过数千年岁月，火焰早已在祭坛上熄灭，绿色的锈迹爬满了铜鼎，汤人及其继承者的形象，变得模糊而柔和起来，犹如一群推销和平的使者。鼎在丧失了杀戮语义之后，竟然成了和睦友谊的象征。这就是历史的反讽，它要在毁灭人的器具面前赞美人、法律及其伟大的文明。鼎锅在获得国家册封之后，就由民生期进入仪典期，继而又由仪典期，向着传奇期大步飞跃，此时，关于九鼎的材质、形态和体重，已被蓄意夸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历史上甚至出现过有关“金鼎”的传说。《太平广记》称，就在前秦苻坚帝建元五年，长安有个樵夫在城南见到一只金鼎，立刻跑回城去报告苻坚。苻坚派人用车去运回金鼎，可是拉到城里后，金鼎却变成了铜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金鼎变形记”，它要从材质方面验证鼎的尊贵和神奇。东周年代，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开始有了“问鼎”的野心，据说就连梁国这样的弹丸小国，都曾厚着脸皮打过九鼎的主意。《左传》说，当年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暴露出篡夺王位的企图，一时成为各国的政治笑柄。《战国策》的另一则记载还告知我们，当年的超级大国齐国，仗着强大的武力，向周王朝索取九鼎，周王派了手下大臣颜率前去劝阻，用了一番虚张声势的言辞，居然把利欲熏心的齐王给吓住了。颜率对齐王形容说，周武王伐殷获得九鼎之后，仅仅为了运送其中一鼎，就动用了9万人马，若是九鼎加起来，共需81万民工，加上负责安全的士兵、指挥搬运的工匠、运送给养的人员，还要有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服粮饷等物资，必须动员的人力和物力，将达到惊人的规模。齐王听罢，自忖国力有限，只能打消搬走九鼎的念头。颜率以三寸不烂之舌，消除了周王室的政治危机，这个案例，成为以软抗硬和以小胜大的范例。按照颜率的算法，假如一个壮汉能够抬起50公斤物体，九万人能抬起的鼎锅就有可能重达450吨，相当于一个现代中型城市一天的垃圾总量，而其高度则类似于五、六层的楼房。目前世界上的最大铜鼎，由中央政府于2005年赐给新疆，分鼎身和底座两个部分，总共重达56吨，高约10米，鼎身（不包含底座）的规模，尚不足夏鼎的十五分之一，即便如此，在技术现代化的条件下，它仍须分拆后才能运到现场。其制造和运输规模之浩大，足以“震慑人心”。因此，那些被先秦政客无限夸大的数据，不能作为认知九鼎的依据。但鼎锅的传奇语义，却在这种政治修辞中急剧增殖，变得日益神奇起来。它不仅材质尊贵，身躯沉重，而且能够感应朝纲，对国家的德行，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鼎锅是亚细亚国家主义的象征，是美食、享乐、尊严、礼仪、等级、秩序、权柄乃至暴力的标志，但它又拒绝与极权者（暴君）、篡权者（伪君）和败亡者（丧国之君）合作。这种鲜明的政治风格，跟玉器家族的气质遥相呼应。虞荔的《鼎录》记载说，当年九鼎被大禹铸造出来之后，就放在了国都。夏代的最后一个君主桀，昏聩暴戾，被商王成汤一举推翻，九鼎便被搬到商的国都，跟新王朝建立了蜜月关系。商朝末年纣王暴虐，又被周人推翻，九鼎被搬到一个叫做“郏鄏”（一说洛阳）的地方，跟新政再结同盟。后来到了周显王年间，也就是春秋时代，诸侯日益强大，周帝国走向衰亡，但这次九鼎却一反常态，没有向新霸主表达敬意，恰恰相反，基于对嬴政的极权统治不满，它大义凛然，拒绝归顺秦帝国，竟然自己飞到彭城（近江苏徐州）附近的泗水里沉没，俨然一次自杀仪式，另有记载说它落水时还发出嘤嘤的哭泣声，其场面悲壮凄厉，天地都为之变色。九鼎的这种非凡气节，为整个铜鼎家族蒙上了灵性的光环。它看起来就是士大夫精神的卓越化身，向我们传递着知识阶层关于尊严、礼仪、道德和国家主义理想的不朽准则。但关于九鼎的报导和记载，除了明显的修辞式夸张之外，还充满各种不合逻辑之处，由此引发了历史学家的强烈质疑。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记载说，早在秦孝公52年（公元前255年），西周的民众向东逃亡，九鼎就已被秦国攫取；但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史记》的另一章节《秦始皇本纪》里，嬴政操办登基大典，制订各种繁复的律法，但那些到手的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鼎，居然没有被纳入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完全不符合嬴政好大喜功的政治逻辑，而后，司马迁的记载再一次出现了错乱，他描述嬴政在到蓬莱送徐福出海之后，特地绕道彭城，调遣上千民工下泗水打捞九鼎，结果一无所获。史记里的九鼎，就这样忽隐忽现，若有若无，其情状变得相当古怪。为了给《史记》修补破绽，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秦本纪”正义》里解释说，周郝王十九年，秦昭王运九鼎回国，其中一鼎飞入泗水，余下的八只，还是运到了秦国，因此，秦始皇后来打捞的，只是那座飞走的单鼎而已。但这没有史实根据的说法，未能挽回司马迁的面子，反而形成新的逻辑难点：那剩下的八鼎，又究竟身在何处？秦亡之后，汉帝国接管秦的玉玺，却没有向亡国之君追究八鼎的下落。权威的《鼎录》，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到魏文帝曹丕之间绝大部分铸鼎事件，也对八鼎只字未提。这其中的蹊跷，也很令人费解。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里解释了《史记》里的矛盾，他认为九鼎从未落入秦人之手。当年为防止诸侯染指，再加上本朝陷入经济危机，货币严重短缺，周王室不得不秘密熔鼎铸钱，而对外则散布谣言，宣称九鼎自己飞入泗水，葬身河底，藉此掩人耳目。就连秦始皇和司马迁都受到了这种谣言的愚弄。这套象征国家威权的伟大器物，其实早已从中国版图上销声匿迹。然而，王先谦的大胆推测，也是以夏朝和九鼎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的。但在《古史辨》里，史学家顾颉刚釜底抽薪，说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观点。根据对甲骨文字形的辨析，他认为禹是一条毛虫而已，夏是虚构的王朝，而禹铸九鼎，更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