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孙中山与大军阀张作霖

革命家孙中山与大军阀张作霖，本应是水火关系的两人，居然建立起了一种不寻常的个人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19年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参议院议长的李盛铎派侄子李守冰来粤拜见孙中山，说：“吴佩孚欺世盗名，残民肆虐，非廓清之不足以拨乱而反之正。直系军阀拥兵数万，纵横数省，非夹击之断难收廓清之效。”他希望孙中山能“接洽北方之能击吴佩孚者。”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的梁士诒，在组阁前也来到广东见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合粤皖奉为一炉”的计划。孙中山表示赞同，派东北籍老同盟会员宁武居中联络。1920年夏，张作霖正在天津参加巡阅使会议。宁武以华侨资本家代表的身份与张作霖见了面，并会谈了两次。在第一次会谈中，宁武提到孙中山已经同段祺瑞准备合作，共同对付曹、吴。张作霖坦率地说：“这件事我也知道。我是带兵的，老粗，不懂政治。不过，我很不明白：孙中山是开国元勋，著书立说，革命党怎么能跟这路人（段祺瑞）合到一块？”宁武回答：“不论什么人，只要肯革命，孙先生是都可以合作的。”此后不久，奉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宋文林来转达张作霖的话，拟派少将副官张亚东带着问候信同宁武一起去见孙中山。这次是孙中山与张作霖初次直接联系，双方都在试探对方，孙中山只写了封回信交给张亚东返奉复命。1921年2月，宁武到沈阳后，他先与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杨宇霆、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进行会谈，然后拜会张作霖。张作霖明确表示：“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办法，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一切。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张作霖指派奉军旅长李少白（又名李梦庚）同宁武一路南下，并带去一本密电码。在桂林大本营，宁武引荐李少白拜见了孙中山。经过晤谈，孙中山感到和张作霖合作可能性很大，让他们给张作霖带回一封信，在信中提出了联合讨直的问题。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奉系军队退守关外，直系军队占了上风。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而孙中山此时也遭遇陈炯明叛乱事件，处境困难。孙中山平安到上海后，张作霖请宁武代表自己探候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经济很困难，请宁武帮忙向张作霖借款。9月初，张作霖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韩麟春代表张作霖赠孙中山生活费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1922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程潜作为代表到奉天拜见张作霖父子，商议讨伐曹锟、吴佩孚大计。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张作霖对于曹锟抛来的绣球不屑一顾。1923年5月1日，在沪待命的汪精卫再度衔命赴奉天。在致汪精卫的电报中，孙中山提出了向张作霖借款的要求：“唯协和需五十万元，组安需二十万元，此间因战事剧烈，费款至巨，力难兼顾，拟由兄力向雨公商助见复。”可见，汪精卫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借钱。同日，孙中山致函张作霖，高度评价张作霖提出的“藉武力以济和平之穷”的意见，同时承认粤方“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并提出借款70万元的请求。张作霖在借款的问题上很爽快。5月12日，张作霖派黑吉江防司令公署参谋长沈鸿烈作为代表赴粤拜见孙中山。沈鸿烈带了一艘货轮前往广东，船上满载60万银元、12门山炮及一些迫击炮弹。1924年10月，正当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同奉军激战时，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与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联合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回师南苑，通电停战，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瓦解，奉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等人皆致电孙中山，邀其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提出：“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但就在孙中山北上途中，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推戴，公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总执政，执行政府职权。段祺瑞从重新上台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国主义侵华的共同工具。这与孙中山在《北上宣言》的精神南辕北辙，是对孙中山不小的打击。当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午后，孙中山前往海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张作霖态度冷淡，没有出门迎接，让孙中山在客厅坐了很久，张作霖这才出来会面，径直落上座。在谈话中，张作霖坦言：“我是粗人，坦白言之，我是捧人的，我今天能捧姓段的，就可以捧姓孙的，惟我只反对共产，如果共产实行，虽流血所不辞。”张作霖第二日回访孙中山。在谈话中，张作霖劝告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是不好惹的，而各国公使非常反对联俄联共政策，希望孙中山放弃这个政策。天津会谈结束后，张作霖回东北。由于天津气候严寒，加上旅途劳顿，孙中山渐感不支，发冷发热，不得不滞留天津养病。在孙中山病重期间，1925年2月10日，张作霖派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兼东北交通委员长郑谦代表他前来探望。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张合作自然无果而终。陈炯明真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简单地用“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来自苏联的援助严格说来，苏联并不反对国民党用军事手段来征服中国。事实上，还在1923年6月下旬，莫斯科就已经选派了第一批军事顾问来到中国。一年后，他们正式开始在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从队列训练，到单兵教练，到战术和射击训练，顾问们都亲自演练和教授。而第二批军事顾问由巴甫洛夫将军率领，多达50多人，因此成立了军事顾问团，来华的政治顾问被陆续分派到广州政府去协助财政、民事等各部门进行工作，军事顾问则被直接派到各支军队里面去。由于巴甫洛夫到后不久即溺水身亡，苏联方面1924年8月又派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来华任军事总顾问。在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黄埔军校及其随后组成的国民革命军，都按照苏联红军的方式，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机构。与此同时，根据他们的考察和推荐，国民党还选派部分有培养前途的军事和政工人才前往苏联的军事院校进一步深造。国民党第一支党军，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就是在黄埔军校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有了这支军队，孙中山和国民党就再也不必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地方军阀了。不仅如此，在苏联顾问的帮助和指挥下，以黄埔学校学生军为主力的东征作战接连取得成功，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更是很快从原来的广州一隅之地，逐渐扩大到广东和广西的大部分地区，两省的地方军阀反而都归依到国民党的旗帜之下，随着1925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逐渐成为其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国民政府的北伐计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这个时候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建议和主持制定出来的。还在1925年9月，加伦就已经明确提出：“为国民革命运动着想，现在重新提出北伐和进军长江的主张，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次北伐于1926年下半年初即可开始。”为此他提交了具体的北伐计划书，全面估计了北伐的可能性和胜利的把握性。按照他的计算：北伐军不仅能够顺利地进抵长江，占领汉口，而且“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总之，成功“无可争议”。鲍罗廷和加伦1926年5月先后回到广州，苏联顾问对北伐的态度自然又变得积极起来了。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正式开始。北伐军从军一级到师一级，几乎都派有苏联顾问协助指挥和严格贯彻加伦制定的作战计划。总顾问加伦不仅亲临前线，而且多次乘飞机飞到敌军阵地上空了解战场情况。而加伦依靠的则是一个全部由苏联军官和专业人员组成的参谋部，和既负责前线侦察，也直接参与轰炸敌军的由苏联飞行人员组成的飞行小组。对此，蒋介石即使在转向反苏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