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以丑为美说

韩愈诗“以丑为美”说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此语一出，即被视为韩诗之的评，常被引用。但管见所及，附笔提到这一问题的论著虽多，但专论尚付阙如，故不揣谫陋，试为一说。关于韩愈诗的风格特征，历来论述伙矣。有代表性的如唐末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韩吏部歌诗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宋代张戒《岁寒堂诗话》：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放之则如长江大河，澜翻汹涌，滚滚不穷；收之则藏形匿影，乍出乍没。姿态横生，变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此后诸家评论，亦不外奇、险、狠、重、硬、崛、狂、怪之类字眼，而使用最频者，乃上引二论共用之一“怪”字。“怪”者，出人意表、不主故常之谓也。若从审美角度观照，就是“以丑为美”。韩诗中丑陋的形象俯拾即是。辨而析之，可分为“丑物”、“丑行”、“丑语”三类。丑物。韩诗多写丑怪之物，魑魅魍魉、怪禽猛兽、阴曹地府等狰狞恐怖的场景层出不穷。他贬阳山时作诗描写岭南蛮瘴景象，其人则“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猨猴，生狞多忿恨，辞舌纷嘲啁”，其物则“白日屋檐下，双鸣斗鸺鹠。有蛇类两首，有虫群飞游”（《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其地则“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耀堆蛟虬。山?讙噪猩猩愁，毒气烁体黄膏流”（《刘生》）。读之直令人毛骨悚然，汗不敢出。赞友人贾岛诗才，他偏要用“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送无本师归范阳》）的幽囚鬼魊来形容；描写一条手杖，他偏要用“赤龙拔须血淋漓”（《赤藤杖歌》）这样惊心骇目的字眼来比况。至如《城南联句》中“摆幽尾交榜”，“蔓涎角出缩”，“?肌遭蚝刺”等写蛇虫交尾、吐涎、螫人，《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穷年枉智思，掎摭粪壤间。粪壤多污秽，岂有臧不臧”之写污秽之物，则更使人侧目掩鼻，不忍卒读了。丑行。韩愈诗中还好展示血淋淋的暴行场面。《元和圣德诗》中描写刘辟一家被行刑：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骇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津津乐道，不厌其详，显示出他对喋血施暴的偏嗜。他如《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答柳柳州食虾蟇》等诗，虽难遽言属于丑行，但他详述这类当时以为不文明之事，距写丑行“虽不中亦不远矣”。丑语。韩愈自述诗云“险语破鬼胆，高词嫓皇坟”（《醉赠张秘书》），称孟郊诗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他所喜好的“险语”、“硬语”中，有不少可视之为“丑语”。抒写对朋友的思念，他却说“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竟然把友情比作衣上污垢；戏谑别人鼾睡情状，他夸张说“木枕十字裂，镜面生痱癗”（《嘲鼾睡》），令人读之也不禁要起鸡皮疙瘩；《谴疟鬼》“求食欧泄间，不知臭秽非”句，直接描写呕吐浊臭，称得上是诗国语言的“污染”了。韩愈好写丑陋事物，由诸种因素使然。中唐时期文人的审美风尚，较之盛唐已有很大变化。盛唐的重事功，重理想，变而为中唐的重享乐，重实际。文人们在酣饮醉吟之际，更注重官能感受的刺激，追求生命意绪的宣泄。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是更为个性化和多样化。而“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国史补》）的时代风气，使得韩愈在这张扬个性、竞逐新奇的文坛角逐中独树一帜，成为“尚怪”的主将。由“尚怪”而摒却审美的一般标准，自然就趋向于“尚丑”——以丑为美。唐代大盛的寺庙壁画，也给韩诗喜好荒幻丑怪之风以深刻影响。唐代佛教兴盛，佛寺壁画也随之发达，画壁之多，为历代之冠。韩愈是佛寺壁画的爱好者，其诗中写观赏壁画的作品，在唐代诗家中罕有其匹。这些壁画中鬼神鸟兽的奇踪异状，阴司地狱的图变形相，以及密宗的曼萘罗画，都与韩诗种种光怪陆离的场景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对此陈允吉《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复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一期）已有详论，兹不赘述，仅补充一点：不仅佛寺壁画，道教的飞升轻举的神仙幽冥世界，也给韩愈的想象力以刺激。《华山女》一诗，写黄衣道士设讲苦无听众，不得不请“白咽红颊长眉青”的女道士来作招惹。诗虽以讽刺笔调出之，但作者对道教纷杂繁艳教仪场景的熟稔，可从中得到证明。韩愈的个性，也使他的审美观念迥异于常人。他为人极争强好胜，尤喜标新立异。在政治上他梦寐以求出人头地，在思想上他大言不惭，以儒家道统唯一传人自居，在文学创作上则好为人师，力图开宗立派。由此而来在审美上，他就必须打破传统，去另觅可供他纵横驰骤的艺术天地。“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荐士》）。这是说孟郊，也是他的夫子自道。而这“象外”世界，就是历来认为“丑”的领域。此外，韩愈的个性，还有偏狭躁急、乖戾险狠的一面。他的伦理道德观念，很有点专制主义的味道，使得他对暴力和强权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寄卢仝》一诗，写卢仝告状，“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阚”。韩愈见状，先自恃大权在握：“我身为赤县令，操权不用欲何俟？”继而顿起杀心：“立召贼曹呼五百，尽取鼠辈尸诸市。”恶少窥阐，罪不及死，韩愈在这里虽“语杂诙谐”（程学恂评语），但他崇尚权力和暴殄的本性，却自然显露出来。明乎此，便可知他为什么常常要在诗中用那么多镵刻险狠的字眼，写那么多惨烈怖厉的场面——这是他本性的一种宣泄，也是他所向往的悖伦绝俗的“美”的境界。平心而论，韩愈诗的“以丑为美”，可说成败参半。以西方美学理论考察之，可分为下述三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是化丑为美，这是韩诗的成功之处。克罗齐说：“丑先要被征服，才能收容于艺术。”（《美学原理》）韩愈正是以一种艺术的强力，将原本丑的事物收纳于诗篇，使其获得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生命。其手法之一，是将美丑对照，把丑作为一种背景，来衬托美的丽质。七古名作《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写自己与张署迁谪之中待赦的感慨，通篇素笔单行，古直峭劲，颇具韩诗独特风神。诗中“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数句，虽也呈怖怪之状，但它们在诗中主要是起一种陪衬作用——突出作者在“天路幽险”的蛮荒之地对清明政治、美好未来的向往。然而韩诗中以丑衬美，明确表示对丑的否定的作品并不多，其化丑为美的成功之作，更多的是对丑的本质的发掘，从而激发深刻的美感。法国艺术家罗丹说：“自然中认为丑的，往往要比那认为美的更显露出它的‘性格’，因为内在真实在愁苦的病容上，在皱蹙秽恶的瘦脸上，在各种畸形与残缺上，比在正常健全的相貌上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来。既然只有‘性格’的力量才能造成艺术的美，所以常有这样的事：在自然中越是丑的，在艺术中越是美。”（《罗丹艺术论》）韩愈的“性格的力量”，就是他对强力、豪壮、勇猛的事物的憧憬，西方美学谓之崇高的美，中国古典美学则谓之阳刚的美。他那篇被称为“大奇观”的《陆浑山火》，把一场山火写得如此声色并作、辉煌壮烈，可怕可憎的山火，便被赋予了一种雄杰凌厉的美。人们如同欣赏郑板桥“丑而雄”的丑石，在怖惧战栗的痛感之中，也品味到一种审美的愉悦。再举一细微之例：《送文畅师北游》中“照壁喜见蝎”一句，常被人诟病为韩诗好丑而“入魔”，其实祝充注引《酉阳杂俎》“江南旧无蝎”，已透出内中消息：韩愈自南方北归，对故地一草一木、一虫一鱼都倍感亲切，于是，可怕的毒虫蝎子，就成为故土亲情的象征，归乡喜悦的寄托，而转化为美的形象。写蝎，固然有韩愈独特的审美趣味在，但此处若知其所由，似不可断言为韩诗写丑的败笔韩诗化丑为美，还表现在美的艺术形式对丑的克服。德国学者鲍姆嘉通说：“丑的事物，单就它本身来说，可以用一种美的方式去想。”（《美学》）美的表现形式，可以克服内容的丑陋怪异、阴暗哀伤，从而化腐朽为神奇。如《题张十八所居》：“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污泥沟本无美感，但由于居于此地的主人公——张籍的清高人品，却使沟中浮萍青翠，这就大有“出污泥而不染”的象征意味，使人如观罗丹《欧米哀尔》的老妓女雕塑，而叹道：“丑得如此精美！”此外还须注意的是韩愈在化丑为美的艺术实践中对诗歌体裁的选择。本文开头所引刘熙载语“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其后又云：“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这是因为古体诗篇幅长短不限，可对“丑”做充分的铺排叙写，与韩诗恣肆纵横、奇崛险怪的风格相称，而近体诗要求语近情遥，凝炼含蓄，故对丑“不受矣”。试看韩愈近体诸作，言丑几乎全无，可见其确知“言各有当”。第二种状况是嗜丑为美，这是韩诗的失败之处。韩愈将丑类引入诗境，有时近乎嗜痂成癖。前述“丑物”、“丑行”、“丑语”中不少例证，都没有表现对丑的征服，而是对丑的欣赏和陈列。再如《叉鱼》诗，故意反杜诗恤民之意，已不高明，在写叉鱼取乐中又硬要插进“血浪凝犹沸，腥风飘更远”的阴森字句，使人读之如骨鲠入喉，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对这类诗作，力赞韩诗的《唐宋诗醇》亦觉有污眼目，说：“若夫集外遗诗，如《嘲鼾睡》、《辞唱歌》，浅俚丑恶，假托无疑，直应削去，而不容列诸集中者也。”按《辞唱歌》当疑为伪作，而《嘲鼾睡》一般论者并无异辞，大可不必“为尊者讳”。他如《永贞行》诗，从景到情，俱显猥劣，似可归入此类。但韩诗还有很多作品并不能截然判定其美丑与否，这就是第三种状况：美丑杂陈（前论所谓成功之处，也只限于其对丑的处理，并非概指诗歌整体）。如《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前半写红叶如火，“金乌下啄赪虬卵”等句，已险怪过甚，中间又杂以“猿呼鼯啸鹧鸪啼，侧耳酸肠难濯浣”的“酸涩”之句，颇为刺目棘舌。但后半却优逸清圆，流走如凡。故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炎官张伞，金乌啄卵，宋人学奇者多矣，不能得到后半情味，则徒余恶面目也。”“恶面目”者，丑之谓也。他如《南山》等长篇巨制，偶或杂有“丑”之描写，略显扞格，但通篇自具气派，故皆不可做一概论。舒芜《论韩愈诗》（《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２年第五期）一文谈韩诗特点，乃在追求诗境的“不美之美”，诗格的“非诗之诗”，诚为谠论。由此观点生发，如果我们把“丑”的界定加以扩大，不限于一般美感概念，而是还包括诗歌内容、形式诸方面不合常规（美）的“变态”（丑）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韩愈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从题材看，韩愈并非“以丑为美”的始作俑者。远在先秦，由“信巫鬼，重淫祠”（《汉书•地理志》）的南国楚风培育的奇葩《楚辞》，便有众多对幽怪世界、险恶山川的颂美。汉代大赋承之，其间也不乏千奇百怪，可被后人目为“丑”的描写（赋非诗，但仍属韵文学）。然而随着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教义逐渐束缚了人们对神仙鬼怪世界的想象力，加之诗由四言而五言、七言，由古体而近体，越来越讲究声律情韵之美，那些充满原始生命力蠢动的鬼怪妖魅题材，便被视为“不美”、“非诗”，而日益被逐于诗歌圣殿之外。唐代是中国古代思想再度活跃开放的时代，中唐又有“尚怪”之风，于是韩愈继往开来，一方面把那些生于洪荒远古而放于荒野大漠的丑怪“诗料”重新招回诗歌王国，一方面更增添了自己的新货色——这主要是先秦神鬼世界尚无的佛家“变异”和人间“污秽”——从而创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美”来��从形式看，韩愈的“以文为诗”，也可说是一种“以丑为美”——打破传统诗语的定例，把不具诗美的散文语言搬入诗中，使诗歌形式“大变”（叶燮《原诗》）。人们虽然褒贬不一，但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崭新的诗风。从韩诗的影响看，他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已开一代风气。同时代孟郊的苦寒，贾岛的酸涩，卢仝的粗硬，稍后李贺的奇诡，都越出了当时通行的“美”的框格。从他们的诗中，可以找出许多与韩诗同样“丑”的字句形象来。韩诗至于宋代，更大放异彩。唐人沾溉宋诗最深远者，一为杜甫，一为韩愈，这已是不刊之论。但是，宋人学韩，已重在学其字质句格，而韩诗的奇思怪想、丑物异类，在宋诗中已渐失踪影。这种现象，当与宋代思想趋于保守、国势陵替不振、文人“头巾气”更重等因素有关。要之，文学艺术的发展，总是要求不断超越过去，不断创造求新，总是要求把尽可能宽广的题材、尽可能多样的形式用之于创作。从这个意义上看，韩愈诗的“以丑为美”，尽管成败互见，美丑并陈，但他在诗歌艺术实践上求新求变的开拓之功，仍值得给予一定评价。我们今天依然瞩目韩诗的理由，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