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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与媒介文化——音乐真人秀节目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流”现象分析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翟国庆摘要：从1978年至今，中国流行音乐走过30多年的发展道路。音乐表演者的音乐专业素养与能力在进化，音乐受众的欣赏水平也在进化。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开播标志中国音乐真人秀节目的发轫。2012年音乐真人秀节目全面繁荣，其中在表演者和受众之间产生了“文化对流”现象。即在流行音乐领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流”，实质上是音乐传受双方角色的日趋模糊。关键词：音乐真人秀；流行音乐；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引言音乐作为主体来讲是声音的艺术，作为客体讲是听觉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效果能否得以发挥，有赖于表演者与听众的良性互动。本文以当下最受欢迎的音乐真人秀节目为切入点，分析音乐表演者的音乐素养（流行音乐中的精英文化）与音乐受众的音乐欣赏能力（流行音乐中的大众文化），探寻他们之间是怎样一种互动机制。既有助于提高对音乐真谛的认知，又有助于理性审视音乐真人秀节目优势与不足。今天，中国电视节目的现状是电视新闻改革遇瓶颈，电视剧创作缺乏新意。真人秀节目成为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我们通过剖析流行音乐中的文化作用机制，能更好地指导音乐真人秀乃至真人秀节目的创新与本土化。流行音乐对中国大陆欣赏水平的塑成流行音乐虽是一种商品音乐，但它的内容与表现形式都贴近大众，并且表演者也要具有一定的音乐功底和素养，因而是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20世纪20年代，流行音乐通过上海这块商业化宝地得以传入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流行音乐媒介便是新兴于中国的广播和电影。此间，以周璇、李香兰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歌后在大上海这片土地扎根，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后商业音乐逐渐走向衰亡，用于宣传的革命战争精神的歌曲统治了音乐领域。这其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就是1964年由周恩来总理为总策划，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流行音乐的重新审视经历了一段曲折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听众欣赏能力僵化模式与革新需求的斗争过程。这段时期对流行音乐重新在大陆复苏具有决定性贡献的便是台湾歌唱家邓丽君。“邓丽君早年崛起于日本，1979年因“假护照风波”远渡美国。其间在美国凯撒皇宫、拉斯维加斯举行多场大型演唱会，成为举世闻名的巨星。”正是凭借美国的全球文化传播优势，1980年代初期邓丽君的歌声漂洋过海，在中国大陆广泛流传。在大陆，官方与民间对流行音乐形式与邓丽君本人的态度迥然不同。一个十分鲜明的对比现象就是：官方称之为黄色歌曲并进行封杀，民间充分利用一切资源私下接收流行音乐。随着春晚的开办，这种局面被逐渐打破。“歌唱家李谷一借鉴邓丽君的发声方式，在1983年春晚上以《乡恋》首倡通俗唱法，为流行音乐在大陆的发展提供了乐理条件。1984年春晚歌手朱明瑛表演的《回娘家》便改编于邓丽君1982年发表的歌曲《小媳妇回娘家》，而原曲名称因来自台湾在春晚审核时无法通过，以改名的方式登上春晚舞台。”这就体现了80年代初期大陆对流行音乐是在争议中传播的。80年代中期随着流行音乐的普及、官方思想观念的解放，到1988年已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春晚以及其它大型晚会节目组力邀港台歌星登上舞台。中国大陆于1984年开始自办青歌赛，开辟通俗唱法组比赛，自行培养流行音乐人才。到90年代，大陆受众对港台情调歌曲欣赏趋于疲乏，“西北风”型的歌曲开始流行，代表作有《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等。进入新世纪，音乐唱片市场化繁荣。为了迎合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和口味。唱片公司开始摒弃一味模仿港台风格，公司内部开始培育具有个性特色的歌手与歌曲。同时，音乐资源的网络化也使得传统唱片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一些迎合网络特征的“快餐化”音乐渐渐兴盛。这种快餐化音乐比之传统意义上的流行音乐，其“生命周期”更加短暂，但却能更加引领潮流并且占领更大市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梳理了改革开放至今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回过头审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听众具有哪些特征呢？首先，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生活水平条件所限，导致接受流行音乐的媒介匮乏。收音机、录音机在当时还属于“高档品”，因此在仅有限的一些富裕家庭里，收听广播，翻录磁带成为接触流行音乐的主要途径。其次，政治环境尚未完全解冻，思想僵化导致对新兴流行音乐持抵触情绪的现象普遍。最后，国民教育程度不高，没有形成良好的音乐欣赏氛围及能力。“音乐欣赏需要积累一定的音乐知识和音乐素养，一般来讲文化素养的高低与音乐知识的多少与音乐欣赏水平的深浅成正比”。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解放为塑成中国大陆听众的音乐欣赏能力提供了条件。“1988年，中央电视台以官方信函的方式向邓丽君发出正式邀请，希望能来大陆参加表演。可惜的是，由于台湾官方的压力，此次未能成行。”但这却反映了中国大陆官方态度的解冻，到80年代末中国流行音乐已经具备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另外，随着录音机、电视机在普通家庭的普及，观众接触流行音乐的渠道越来越宽。可以说，30多年的发展里中国大陆受众积累了一些欣赏流行音乐的经验和能力，但十分有限。年龄的鸿沟阻碍了代与代之间在音乐上的沟通。上一代人喜欢“实力派”，年青一代喜欢“快餐化”歌曲。总之，中国大陆当前受众的欣赏水平大致表现为“量多质不佳，欣赏水平十分有待提高”。音乐真人秀节目中的媒介文化“真人秀节目，是近年来流行于欧美的一种综合性娱乐节目。这里的‘真人’指的是普通老百姓；‘秀’就是节目制片们精心设计的节目内容及规则，通过平民百姓自己去演绎的这一过程。它是对电视故事化、日常化和娱乐化”。音乐真人秀是一种以音乐为表现形式的真人秀节目，不同于传统的文艺晚会、演唱会。音乐真人秀起源于西方，对我们来说是舶来品。音乐真人秀节目在我国起步并不算晚。2003年由湖南卫视推出的《超级女声》一经播出便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到2005年《超级女声》引领大陆电视节目潮流。“2005年度决赛的广告被预订一空，15秒广告费以套装11.25万元的高姿态超过湖南卫视的其它广告价位”。《超级女声》节目可以作为我们研究音乐真人秀节目中媒介文化的范例。虽然这档节目脱胎于《美国偶像》也属于舶来品，但湖南卫视将其与本土环境进行了融合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一是门槛不同，《超级女声》不同于《美国偶像》（16-24岁）年龄不限、唱法不限。”这就迎合我们前文所述中国大陆音乐受众欣赏能力普遍不强，质量不高的现状。音乐还包括流行乐、民族乐、美声等等多种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接触了红色歌曲以外音乐形式。但同时，由于音乐素养的长期缺乏以及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具有快餐化性质的“流行乐”是30多年来中国大陆受众接触的最多的一种音乐。《超级女声》的不限唱法实际上为大量流行唱法的歌手放宽了门槛，比起央视青歌赛的分门别类，这种机制对选手来说更加宽松。“二是《超级女声》独创大众评审团，尤其到了比赛后期，选手的去留决定权上专业评委只是陪衬而已，大众评审团的决定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比中外这两档一脉相承的音乐真人秀节目，我们可以看到专业评委在节目中是不可或缺的。音乐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专业，如果仅仅停留在观众好听的层面上，也有失选拔音乐人才的专业性理念。我们在《超级女声》这档节目中可以分析出这样的文化格局：对于参赛者也就是音乐表演者来说，是职业歌手（以歌手为职业）和草根歌手（以音乐为兴趣）的集合。对于音乐受众来说，是专业评委（专业音乐人）和大众评委（草根评委，凭个人兴趣选择选手）的集合。换句话说，音乐表演者主体或是精英文化或是大众文化；音乐受众或是精英文化或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大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使之一定社会的知识分子所精心创造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盛行的文化”。在《超级女声》等音乐真人秀节目中，专业歌手或专业评委经过音乐教育或专业训练，是音乐领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节目中的表演、言行以及传播效果传达的是一种音乐（确切是流行音乐）精英文化。而草根歌手以及大众评委（甚至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传达着音乐大众文化。通过前面我们对早期音乐真人秀的文化格局分析，音乐精英文化和音乐大众文化在表演者和受众中都发生着交织和融合的趋势。精英音乐文化和大众音乐文化的互动机制对现在音乐真人秀节目中两种文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从当下比较有代表性的两档节目《中国好声音》的节目规制和运作中分析出来。“《中国好声音》引进荷兰节目《thevoiceofholland》的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成型的一档音乐选秀类节目。《中国好声音》在节目形态上保留了原版的优秀血统，又融入了中国元素，将娱乐和文化深刻结合，把核心价值观传输、渗透在节目表现之中。”《中国好声音》节目最大特征便是“精英文化”具有决定选手去留的主导权，但是处于新媒体时代，他们的选择时刻受到大众文化的监督，并且与大众文化相容。在中国好声音中从第一轮“盲选”到第二轮PK战都体现了专业音乐人作为精英权威的主导权。盲选中专业人士凭借其丰富的音乐知识和业界经验，挑选人才纳入自己的团队。他们在选手演唱完毕之后除询问选手基本情况之后还会对选手的演唱做出点评，这其中就涉及到专业乐理知识的传播，这是一条精英文化流向大众文化的趋势。到第二轮PK战之前，《中国好声音》有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导师分班指导学员。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学员或是专业或是非专业，导师的指导方式比一定要拘泥于传统音乐教学模式，毕竟非专业选手对音乐只是停留在“天赋和兴趣”上。因此导师的传授和指导过程有别于正式音乐教学模式，是一种“大众化的指导”，这便是受大众个性的影响而产生的大众文化流向精英文化并使之发生姿态转变的趋势。在后面PK战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流”现象便很好的表现出来，这就是观众或非专业学员通过前面的专业人士对乐理知识的普及对音乐及音乐表演有了更理性的视角。而专业导师通过与非专业学员的磨合以及新媒体环境的影响更加理性的选择选手，因为毕竟选手到PK战时已不是背对导师。参考文献：《1978-2003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王思琪福建师范大学2005-4-1）《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张晶知识经济2009-10-1）《启蒙和流行——中国大陆20世纪70、80年代邓丽君歌曲》《超级女声》飙红的范本意义（毕瑞军大市场2005-5-8）《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科学定位》（林怡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2009-8-15）《中国好声音的传播特征与价值创新》（谭天新闻与写作2012-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