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主题报道四问

重大主题报道四问□《钱江晚报》副总编辑张亮张扬绘重大主题报道创新，本身并不是个新鲜的话题。这些年，可以说是反复强调、层层研讨。这一方面说明这个课题很重要，也说明社会发展对主题报道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与此同时，它也揭示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认清它的性质和规律。重大主题报道创新难，有能力不足的问题，但首先是认识不清的问题。总有一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狭隘落后的认识，在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给创新带来障碍、构成瓶颈。创新重大主题报道，包括创新思路、创新内容、创新形式等方面，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创新思路，这是其他几项创新的基础、前提。那么，我们在思路上到底遇到了哪些问题呢？重大主题报道是否就是“规定动作”？当我们把重大主题的报道任务部署给记者，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很沉重、很严肃，脸孔是板着的，腔调是生硬的，甚至会有厌烦情绪、应付思想。然而，新闻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造力的职业，需要宽松的氛围、需要活跃的思想、需要澎湃的激情、需要来自内心深处的召唤。没有这些土壤，不可能生产出优秀的新闻作品。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操作重大主题报道的时候，往往缺少这些元素呢？首先，在思想认识上，把重大主题报道视做“规定动作”，狭隘地等同于命题作文、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等同于自上而下、单向的报道任务。媒体只是扮演被动的执行者，重大主题报道成了对上交差，报道的实际效果如何、广大受众的反应怎样，反倒变得无关紧要。长此以往，媒体主动研究、思考社会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就会退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其次，在具体操作中，不是先进行调查研究，而是主题先行，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寻找案例，填充到既定的条条框框里，把文件简单、机械地演化为所谓的新闻作品。这种图解式的新闻报道，不仅违反新闻规律，也违反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2008年6月，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爆发，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其实已经是暗流涌动；当时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得最多的还是防过热、防通胀，而不是后来的保增长、调结构。但《钱江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浙江企业，包括知名企业如飞跃集团，已经遭遇了经营困局，负债累累，坊间和网上也有这方面的传言，但本地媒体却一直没有公开报道。报社记者经过实地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报道。《钱江晚报》编委会对这篇文章的认识是，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飞跃集团遭遇的困难，也报道了政府、企业合力解困的举措，澄清了夸大不实的传言，同时向社会传递了抵御经济寒流的警讯。于是，我们将这篇文章做了头版头条导读，将主题定为《邱继宝挺住！飞跃挺住！》，从而强化了报道的积极立意，表达了对受困企业的关爱，给人以信心和鼓舞。文章见报后，社会反响很强烈也很积极。有新闻界的专家评论说，《钱江晚报》对于这一敏感题材及时介入，把握得当，显示了主流媒体的责任感和权威性。我们不能完全说这篇报道掀开了转型升级报道的序幕，但是客观上确实是开了一个好头。推出这样一篇报道，不是说我们有多敏锐，也不是有什么特殊渠道，从高层听到风声。我们只不过是遵循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新闻工作要从实际出发，真实的新闻、正确的思想来自实践，来自深入的采访和独到的思考，来自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高超的把握能力。从媒体的角度，能不能搞好主题报道，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个关键词：自觉。只有自己真正觉悟，才会化为主动的行为，才会产生出优秀的作品。这里所说的自觉包括两层含意，一个是指对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大课题，不能生吞活剥、教条式地接受，而是要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化为自己的认识，融入血液中；另一个是对媒体的角色要有准确的认识。大家知道，将近100年前的《新青年》杂志、邵飘萍的《京报》，到现在还在中国的新闻史、文化史上闪耀光彩。它们之所以成为引领一时舆论的强势媒体，核心在于体现社会担当，把握时代脉搏，占据思想高地。传媒抓住了重大主题，不仅担当了社会责任，自身也将从中获得向上的力量，使自己的品牌价值得到提升。就像我们今天提起《光明日报》，还会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到《深圳特区报》，会想到《东方风来满眼春》；提到《解放日报》，会谈及上世纪90年代初的“皇甫平”报道及其争议；提到《人民日报》，许多人还会记起20多年前的一篇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媒体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更是不能没有精神追求。一个没有理想的媒体，只会产生三种人：一种是把媒体等同于赚钱机器的新闻商人，一种是把新闻工作当作进身之道的新闻官僚，还有一种是把记者职业只当做饭碗的新闻民工。今天，持续30年的改革开放正在向深水区挺进，各类矛盾问题错综复杂，这意味着传媒也必须直面更为深层次的命题。媒体作为时代的号手，承载着新期待，面临着机遇期。在这一机遇面前，回避崇高、严肃、敏感的命题，必然导致媒体的思考能力、批判能力下降，就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就等于丢弃了职业精神，丢弃了对话语权的掌控，使自身趋于泡沫化、边缘化。《钱江晚报》有一组持续5年的报道：《乡村年度档案》。从2006年起，《钱江晚报》记者每年都要追随三位返乡民工，分赴湘鄂皖，用三四个整版记录他们家庭和家乡的变迁，试图为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和农民留下一部微缩的心灵史。支撑我们这组报道的，是这样的信念：新闻是易碎品，但新闻人必须和遗忘搏斗，给未来保留一份集体记忆；史册往往属于大人物，但来自人们心灵深处的道德之光，终将照亮那些沉默的群像。这组报道，是晚报人自发、自觉的行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们的追求。很多提法，我们经常使用，张口就来，但是我们未必对这些提法形成了统一的、科学严谨的定义，这也许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比如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如果说指的是题材，那么什么题材是正面的？是不是只有好人好事才是正面题材？舆论监督报道是不是正面报道？如果说指的是报道效果，那么任何题材都可能产生或正或反的效果，它取决于媒体的诉求是什么、如何操作、怎样把握。比如，事故和灾难报道，如果你一味搜奇猎异，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寻求感官刺激，就可能激化矛盾、产生负面影响；如果侧重于总结经验教训、对社会的警示意义，或者探求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和破解之道，挖掘真善美的人性之光，那么就可能产生正面效果。《钱江晚报》去年推出的《阳光财富观》报道，获得省好新闻一等奖。这组报道从开始就得到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重视和指导。报道之初，《钱江晚报》一些记者还有些担心，比如对于仇富的问题，是不是不提甚至少提。《钱江晚报》编委会研究认为，之所以要提阳光财富观，正因为存在着不阳光的财富和不阳光的财富观，我们既然做了这个话题，就一定要把它讲透，不能回避矛盾。在这组报道中，我们提出一系列的敏感问题：谁埋下了仇富的种子？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富人的财富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等等。通过网络问答、举办论坛等形式，让各个阶层的人，从亿万富豪到升斗小民，充分发表意见，在交流互动中澄清事实、寻找共识。舆论监督，同样有可能成为重大主题，其核心在于是否真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一点，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报道。当年4月，《南方都市报》率先对此进行披露，5月起，《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又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了深入反思。6月20日，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这组报道，直接影响到了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对于强化司法机关、各级政府和社会公众以人为本的理念，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产生了实效。突发事件报道如何做出重大主题？32008年的抗雪灾报道，持续时间很长，可以说是一次战役性报道。灾情复杂多变，信息庞杂混乱，而且涉及杭州、浙江、中国等多个报道板块。当时，《钱江晚报》考虑最多的是3个问题：其一，每天的报道主题，怎样才能切合大局、找准重点、避免细碎重复？其二，在提供资讯的同时，怎样才能做出思想性和感染力？其三，在提供共有信息之外，怎样才能做出独家内容？这里也介绍一下我们的操作办法。首先调整工作机制，在例行的下午谈版之外，要求相关报道部门上午就要通报信息，晚上再增加一次编前会，以求及时准确掌握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力求避免就事论事、简单告知的报道方式，发挥晚报思想性强、善于人文叙事的长处，把大势把握和微观切入相结合，以人物报道为重点，以呼唤社会责任、人间真情、完善抗灾机制、共御公共危机为核心，强化思想性感染力，力求每天形成一个明确的报道主题。抗雪灾期间，《钱江晚报》以头版为先导，先后推出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深度报道《雪在飘，心在烧》、反思公民社会责任的报道《冰雪如镜，映照人情冷暖》、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关爱外来工的报道《远方的朋友，请你留下来》、人物群像式报道《非常时刻，那些温暖的面容》、典型人物报道《交警小姜，倒在路上》。在形式上，打破常规，将版面打通使用，每天用5个~10个版的规模强势推出，头版连续一周采用通栏大图片。报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对《雪在飘，心在烧》（风雪回家路）这组报道评价说：“做得感人，做出了真情，做出了雪灾背后的文化，这是一种凝聚力。”在汶川抗震救灾期间，《钱江晚报》组织开设了《大地震·大特写》深度报道专栏，采用跨8、9两版的报道形式，着重开掘思想深度、拓宽时空跨度，相继推出了《十年回望：从战洪水到抗震灾》、《寻访杭州的桑枣中学》、《80后：灾难让重大主题报道，有很多是非事件性新闻，是可以预知的。比如去年年底，我们就可以把上海世博会列入今年的重大主题报道之中，提前策划、组织；也有一些是突发的、计划外的，比如2008年的雪灾、汶川地震、今年的玉树地震等。我们长大》、《震痛后，更坚固的中国在路上》、《震痛中，我们重读爱情》等一系列专题报道。在此期间，前方传回来一个简单信息：浙江援建四川广元的50多所希望学校，抗住了地震的冲击，没有一人死亡。《钱江晚报》编委会认识到，这则信息如果情况属实，具有很大的新闻价值。于是再次选派记者前往广元深入采访，同时对省内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了解，成稿后反复推敲，最终推出了《一片不塌的蓝天》这篇沉甸甸的报道。《大地震·大特写》这组报道，提升、丰富了《钱江晚报》抗震救灾报道，获得了当年省好新闻一等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还要着力构建开放性的报道格局，强化读者互动，强化报道的延续性和影响力。在2008年杭州地铁工地坍塌事故报道中，晚报以《我们身边，还有多少“地雷”？》为主题，动员全省读者举报身边的安全隐患，共同打造安全城市。“征集令”发出后，各地读者的线索源源不断：这里有一座危桥，那里有一条断头路、一个无盖窨井……《钱江晚报》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馈，并滚动追踪隐患的调查处理进程。这组报道以典型事件为起点，由点及面，做热做实，实现了新闻价值的提升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重大主题报道如何把握国计与民生的关系？4近些年来，《钱江晚报》提出民生新闻深度转型的概念，目的就是要找到国计与民生的结合点、找到时政新闻与民生新闻的结合点。一方面让时政新闻接地气、关痛痒；另一方面，把民生新闻做厚、做深、做广，力争从中拎出重大主题。按照这样的方针，《钱江晚报》倡导采编人员建立广泛的基层联系点，注重培养学习型、专家型记者，提升记者的思辨能力，同时着力打造《独立调查》、《桥梁》、《民意大参考》等品牌栏目。《独立调查》是《钱江晚报》的深度报道栏目。这里的很多题材，初听就是一般的社会新闻。比如去年4月，杭州有关部门对九溪玫瑰园别墅区违章建筑进行了查处，仅仅在一处就发现有20多户业主私挖地下室，最大的面积有370多平方米。消息披露后，我们感到仅仅停留在新闻事实本身是不够的。它的背后，折射出当代中国富裕阶层的流行病：富人本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一些人反而在破坏社会规则，漠视法律和道义。这和他们财富的增长速度、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相比距离很大。另一方面，一些官员在GDP主义影响下，对富人的违法行为网开一面，暴露了政府执法能力的问题。为此，《钱江晚报》从5个层次展开后续报道：一是对更多别墅区如南都花园、白云深处、星洲花园等地的违法建筑问题展开广泛调查，二是采访富人代表，剖析他们的心态；三是采访执法部门，披露执法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四是邀请法学、社会学家进行深入分析；五是配发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报道将丰富的事实与深刻的思辨结合，在深度广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