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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不对王家卫电影的整体风格进行阐释，而是仅就其电影的后现代性略作分析，研究本文也并非王家卫的所有影片，如《蓝莓之夜》便不再研究之列。）王家卫是香港影坛八九十年代最具有个人风格的导演之一，他于1987年完成导演处女作《旺角卡门》，至今共拍摄了8部影片。王家卫的每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他那独特、新奇的电影形式给香港电影史留下许多经典。他影片的主题内涵很难得以解释，几乎每部影片都在表达一种能感受到存在但却无法触及的微妙感觉，而且也很难用任何商业类型来定位。《阿飞正传》（1990）不是寻常的“小子片”，没有街头阿飞滥仔的打闹喋血和渴望成名的小子的奋斗历史，只是表述了几个香港青年伤感绝望的心境；《重庆森林》（1994）中虽有匪有警，但重在突出一种来去匆匆、飘渺不定的自我迷失；《东邪西毒》（1994）虽有著名武侠小说的外壳，但却充满了执意的孤独、虚无、疏离和散漫，“更像侠客的片段前传、刹那心史”[1]；《堕落天使》（1997）中有杀手，但看到更多的是人物的茫然失措和无可归宿之感；《春光乍泄》（1997）表面上是一对同性恋人的故事，但远非一部纯粹的“同志电影”；《花样年华》（2000）表现了一段并不完整的爱情，但电影的意念却又远远超越了爱情。正是这种在类型外壳里的雕琢和变异，为王家卫电影赋予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作者”风格。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97前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吻合了以嬉戏、嘲弄的方式摆脱焦虑、困惑的港人心态，也为王家卫电影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背景。依照詹姆斯等人的概念，后现代主义文化产品只是能指的表达，而所指、意义深度和历史深度统统消失了。一切存在都是碎片的当下存在，碎片与当下就是一切物质与时空的存在形式，大杂绘与任意组合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本文[2]。而碎片拼贴式的影片结构确是王家卫电影的首要特色。在他的作品中，除《旺角卡门》、《阿飞正传》、《春光乍泄》三部影片有一个相对完整和统一的“结构”外，其他影片都缺乏一条一以贯之的故事链。这些影片中，用来连接情节、故事的因果关系难以寻觅，充满整个故事的都是碎片式的片段；其中击中人心的亦不是整部的影片，而只是一个场面、一句台词、一段音乐或一个造型，而对整部影片，往往只有碎片漂浮之后的朦胧感觉[3]。以王家卫《重庆森林》（泽东，编剧：王家卫，主演：林青霞、金城武、梁朝伟、王靖雯）为例，由警匪片和爱情轻喜剧组成的两个毫无关系的时空拼凑在一起。警匪片和爱情轻喜剧二者除了是叙事时空的拼凑外，对类型本身的应用亦是一种拼凑方式。及至《堕落天使》（泽东，编剧：王家卫，主演：黎明、李嘉欣），都市时空的未来主义和怀旧色彩的拼凑，又由一段段人物近似即兴发挥的段落组合而成，达至对现在时空中的情感关系产生虚幻感和时空错位。其新作《2046》（2004/泽东,编剧：王家卫，主演：梁朝伟、章子怡）中，这一特色展现得更为明显，全片没有完整的情节，剧情随着男主角周慕云的思维和他笔下的小说不断地前后跳跃，影片前半段采用了周慕云的自叙，接着又用了正常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周慕云与白玲之间的情感纠葛，继而又回到自叙。人称变化的自由程度接近于诗歌，乃至于自传体小说，把观众时而拉近，又时而抛远，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风格，处处显示出后现代语境下的拼贴特性。后现代主义反对传统的时空观念，力图把一切彻底空间化，将时间转换成空间。这种时空观已背弃了传统的物质性时空概念，其目的是在制造后现代主义文化产品时把传统的思维方式、时空概念、历史因素以及人们的生活经验彻底抽掉，试图把时间永驻在当下而形成所谓的新的空间形式，以迎合商品化、广告化、信息化和短时性娱乐的需要。在这些文化产品中，历史意义、深度价值和思想内容被洗劫一空。因此，后现代主义作品反对线性的时间。王家卫电影迎合了这种新的时空观念和美学特征，《阿飞正传》（影之杰，编剧：王家卫，主演：张国荣、刘德华）中，旭仔、丽珍、阿超等人物对于时间都极为敏感。旭仔对丽珍定情的一个纪念是旭仔的这番话：“1960年4月16日下午3时之前的一分钟，你（丽珍）跟我在一起，因为你我会记得那一分钟，由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丽珍亦因为这一分钟而耿耿于怀，忘不了旭仔。阿超则在旭仔临死前追问他究竟记不记得这句话。对时间的执著，对一分一秒的流逝而无法把持，这一种无奈的心情，莫过于此。至《重庆森林》，对时间的执著变成一种对期限的意识。5月1日是一个期限，对警员223而言，5月1日是他前女友阿美的生日，亦是他对自己失恋事实的最后期限，对女毒枭来说，5月1日则代表了如果找不回那班印度人，她便时日无多。从《阿飞正传》对时间的执着，《重庆森林》对期限的初探，《东邪西毒》中对期限的无形压力，《堕落天使》中对期限的无法把持及宿命，及至《春光乍泄》，97年作为期限的意识，则更为明显。而在《2046》中，那列通往2046的列车却体现了更为重要的理念：未来的终点却是过去。这些都表明了王家卫的后现代主义时间观——对线性时间的无可奈何和不可忍受。在空间处理上，王家卫电影的空间因失去了线性时间而成为不具有历史感的空间，抵销了古代、现在、未来时空之间的界限。界定现今的相对时空，或界定古代、未来的相对性二元对立性已不复存在，这正是后现代语境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必然关系变成随意性的多元关系。王家卫把故事的时间、空间切割成零碎片断，打破了时空在传统影片中的线性叙述，表现一种人物置于空间当中，但又不知身在何时何处的虚幻感，如《重庆森林》中把两个截然相异的时空拼合在一起，从而表现出人物情感的孤立，拒绝沟通，或交流上出现困难的主题。其他一些影片亦采用借其他时空来表现当下的一种存在或状态，如《阿飞正传》中同样以60年代的香港来不断地展现“现在”；《东邪西毒》（泽东、学者、北影、徐小明公司，编剧：王家卫，主演：张国荣、梁家辉）中以武侠世纪的虚设古代，以横向的叙事方式，叙述八名沙漠过客的故事，从提鸡蛋少女为报杀弟之仇的亲情，到友情（如东邪与盲侠），及至缠扰各人的感情来诉说90年代人的情感；《春光乍泄》（泽东、学者，编剧：王家卫，主演：张国荣、梁朝伟）把两个香港人放置在地阿根廷，这本身是一个身份和空间分离的处理手法。碎片拼贴式的镜像、违背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述等后现代理念，除使王家卫电影突出非线性的多段式影片结构、对时间的强调、对空间的随意切割等特色外，还为他的影片赋予了喃喃絮语般的内心独白和凌厉而怪异的镜头语言。王家卫电影中的人物，一般都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他们拒绝去了解别人，亦拒绝为他人所了解。这些人物有些并不知道怎样去用说话表达思想；或觉得说话并没法表达其内心；其中有些不乏害怕承担说话后的责任。他们一般都保持沉默，而这正是王家卫应用画外音或独白来展示这些人物内心的主要原因，亦是王家卫所刻意侧重的目的。他并不在乎画外音或独白的使用是否达到传统电影创作意义上的叙事时空及因果连贯。在其影片中，王家卫是着眼于在后现代语境下，零散化后，飘泊于表面意象世界上个体的内心独白。王家卫的影像语言，虽有淋漓怪异之感，但又新颖独创，这不光是指其手提摄影机不断晃动的摄影效果、MTV式的动感意境、鱼眼镜头下的夸张变形和减格摄影处理之后的超时空节奏等技术层面的创新，也不光是指其忧郁的蓝色影调、闪烁不定的波光水影、视讯粒子的泼墨“牵丝”、夜色灯光随意点彩等艺术层面别出心裁，同时还是指其具体场景画面的视角构图以及形成的恍惚的陌生化时空意境。王家卫的影像为电影的艺术表达创造了大量奇观、探索了更多艺术表达的可能性[4]。王家卫镜语风格的形成，除他本色作为编导角色做出了主要贡献外，杜可风的摄影、张叔平的美术指导也功不可没，这一长期合作的“铁三角”成就了华语电影世界中最富个性和创意的组合。[1]陈墨《生命的呢喃——王家卫电影阅读阐释》，《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第21页。[2]FredricJameson。“PostmodernismandConsumerSociety”inPostmodernCulture.EditedbyHalFoster,PlutoPress,１９８５．Ｐ１１８—１２５.[3]王海州《后现代主义与王家卫电影》，载王海洲主编《镜像与文化——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20页。[4]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