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一致性一、杨淑琴《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理想——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7月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的一致性，中国文化中有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以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等等。而二者根本的契合点在于共产主义和大同世界的共同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是中国人民梦想中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指明了中国人传统理想社会现实的可能性和实现途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共产主义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有道文化，能促使生命的觉醒和人性的解放，是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相同点：第一，共产主义社会最终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建立新型的社会关系，促使人类解放和人性的觉醒，是最符合人性的美好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中，人性才能彻底得到解放和舒展，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第二，《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模式是儒家理想社会的经典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有，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接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对大同社会的描述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大同社会是大道社会。二是，大同的精神境界。不同点：孔子和马克思都指出了人类美好未来的共同前景。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他们的角度、方法乃至科学性上又有质的差别。大同理想具有空想性，停留在精神层面，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仅能唤起文人的无限遐想、慰藉劳苦者的心灵而已。但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大同思想的精神境界能帮助我们完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二、陈蕾《当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路径研究》东北林业大学硕士毕业论文1、在共同理想方面实现二者融合在中国，“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的完美社会,是巾国传统社会的顶级阶段。“大同”一词出于儒家《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社会的主要核心是：实现权利和财物的公有制、选择贤能的人才治理国家、讲诚信的人际关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和各尽其能的劳动态度。共产主义提倡生产资料公有制，“大同”社会提倡“天下为公”，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是：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告时资本主义已达到的水平、生产资料社会公有、阶级不存在、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主张社会公有，人人平等。在儒家的“大同”社会巾,尤其强调每一个人都要有他的适当位置来为社会贡献力量。2、在道德建设方面实现二者融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规定了它内在的包含有功利性和道德性两种形式。道德性，马克思主义是辨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它认为物质是首要的而精神才是次要的。意识和精神对物质和存在有着很大的能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也有很强的道义性。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共产主义信念与理想至关重要。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可以为了信念、理想而奋斗，甚至可以不顾一切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自我牺牲，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体现。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中庸、重义轻利、“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第一种,中庸，顾名思义，持中、不偏不倚，主张凡是保持中立态度。这种道德方法一度深入人心，体现了和平、和睦、和谐的道德观；第二种，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孔子已经将义利并举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孔子认为重利还是义，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荀子又形成了“义利结合”，“义先利后”的义利观。第三种，“天人合一”的道德观。在儒家、道家两家看来，人道不同、天道不同,人与道德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道德观,就是通过艰苦的道德修养以达到最高要求,经过不断更新,达到“天人合一”的融合。3、在人的发展方面实现二者融合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是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石揭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规律和马克思的理想：自由个性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价值观的核心。中国古代关于人和人的发展思想博大精深，“天人观”，是人的发展理论中的第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人”关系的学说中都肯定人是天地所生，人虽是自然界所生但人在自然界有他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结合。4、在生态观方面实现二者融合《中痛》要求人们要积极地参与天地的生化，使自然更加美好，更易于人生存。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是一种追求人类和自然共存的思想，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不是主仆关系，而是把天地视为父母，把所有生命视为与自己相通的物体。老子将“道”作为宇宙的本源，天道观念是其政治论的基础。他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大自然化育的万物之一。马克思思想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自然辩证法，它所叙述的是自然界变化前进的基木规律。这其巾就包括关于人类的产生、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阐述。三、史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问题的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通之处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唯物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唯物论的传统。荀子、王充、范缜、张载、王夫之等都有许多精湛的唯物论观点。其二，辩证法。老子、《易传》、张载、程颐、王夫之等的学说中都含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所以中国学者接触到西方哲学的辩证法并不感到陌生难解。其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贡献，但此前亦非全无端萌。中国思想史上有许多思想家谈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管子》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肯定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韩非、王充等也都肯定衣食丰足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些观点虽还不能称为唯物史观，但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其四，社会理想。共产主义理想是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封建时代还不具备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但是，先秦道家老庄学说中保存着对于原始社会的怀念，提出了对于阶级剥削的抗议。儒家学者宣扬“大同”理想，讲求“天下为公”。“大同”成为人民长期怀念的理想境界。所以，西方共产主义学说传入之时，进步人士欣然接受。邵汉明同志亦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通性归结为四个方面：其一，人本性。中国古代浓烈的人本意识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关心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二，理想性。中国古代先哲在创立各自思想体系的同时，大都要描绘一幅社会和人生的理想蓝图，以作为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无论是儒家、墨家抑或是道家，都憧憬、向往和追求“天下有道”的社会，并都把“道”视为一种尽善尽美的有序的和谐状态。而马克思主义所以肯定理想的感召作用，视全人类的解放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主张推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统治，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生产关系，最后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其三，实践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没有明确提出实践观念，但它所呈现出的力行意识实与此实践品格若合符节。特别是儒家人物大都是力行主义者或重行主义者。其四，整体性。中国古代先哲长于用整体的观点和视野观察和把握事物，以致我们可以将传统思维方式归结为整体思维。此种思路和致思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辩证思维亦颇相吻合。辩证思维的特点即是用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摒弃否认事物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孤立、静止、片面的认知方式。张允熠先生将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学理上的相通性归结为“四个一致”：其一，二者在宇宙观上具有一致性。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其二，二者的致思趋向具有一致性。所谓致思趋向即认识路线。二者都承认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人们在实践中首先获取的是感性认识，然后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其三，二者对人的本质的看法具有一致性，因为“儒学重视从现实物质生活根源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因而与唯物史观“相通相合”。其四，二者的社会学说具有一致性，都向往“大同世界”。体现了它们之间具有共同的终极关怀。蔡方鹿、田广清先生着重阐述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与契合。蔡方鹿肯定民本主义、重民思想与“解放全人类”思想的契合、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契合，“大公无私”与公有观念的契合，“一以贯之”之“道”与重视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契合，辩证思维传统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契合，知行统一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契合。田广清先生认为儒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这些相通之处表现在：“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礼法结合，德刑相参”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两手抓：“选贤任能”思想与党的干部路线；“经世致用”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知行统一”观与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修身”思想与批评自我批评作用;朴素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群体价值观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重教化传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谐观与安定团结；变革维新思想与改革开放；富民思想与共同富裕；广开言路思想与人民民主；为政清廉、节用裕民思想与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强本抑末思想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崇文重教思想与科教兴国。四、张敏《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1、马克思主义所论证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天下为公”的追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特别是它对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引起了深受外来资本压榨和盘剥的中国人的共鸣，产生了很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符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了中国先进人士的思想需求。《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老子所设想的大同社会的特征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这种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类普遍幸福的大同世界，是我国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作为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学说，立足于唯物史观，从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入手，对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人性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并认为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和革命运动，终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于分工的情形就会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会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能够全面自由的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极大丰富。在这样的状况下，社会就会真正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马克思主义重视人、高扬人的主体性，提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观念相契合。“民本”传统由来已久，西周初年就有“敬天保民”的观点，老子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也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冯友兰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的评价很高。人在宇宙中占了很高的地位，人为万物之灵。中国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人与天地参’，这个‘参’就是三，与天地叁就是灵魂天地并立为三。所谓‘三才’，就是天、地、人。这话在《中庸》里说过，说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才可以与天地参。《荀子》上面也讲过，‘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智，夫始能参。’”“在中国哲学里，无论是唯心主义的传统，还是唯物主义的传统，都认为人与天地参，这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这些传统观念沉淀于中国人的思维习惯